一紙飛鴻——上海圖書館藏尺牘精品展

文史 04-06

歷代尺牘原件的存世數量，與書籍的情況類似，也是隨著時代的向後推移而遞增。但因墨跡的唯一性，現存的宋、元、明三代書札實物遠遠少於同時期的書本。明代尺牘數量稍多，但真偽並存，贗跡亦復不少。惟有清代尺牘，尤其是清中晚期的手札，則存世數量龐大，收藏單位眾多，允稱大觀。

傅山墨跡（十竹齋制）

張之洞尺牘

歷代尺牘原件的存世數量，與書籍的情況類似，也是隨著時代的向後推移而遞增。但因墨跡的唯一性，現存的宋、元、明三代書札實物遠遠少於同時期的書本。

宋元尺牘，除故宮博物院、台北故宮博物院及上海博物館、遼寧省博物館等少數博物館有少量收藏外，國內各公共圖書館幾乎都不見蹤跡。明代尺牘數量稍多，但真偽並存，贗跡亦復不少。惟有清代尺牘，尤其是清中晚期的手札，則存世數量龐大，收藏單位眾多，允稱大觀。

就存世的明清尺牘實際情況來看，主要可以分為兩大類型：一是由收信人及其家族保存、遞藏的家藏尺牘，如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收藏的明代徽州方氏親友手札、上海圖書館收藏的清代曲阜顏氏家藏尺牘等；二是由收藏家搜羅、輯藏的集藏尺牘，如上海博物館收藏的錢鏡塘舊藏明代名賢尺牘、上海圖書館收藏的龐元濟舊藏《國朝名賢手札》初、續集等。相對而言，前一類尺牘的史料價值較突出，而後者的文學藝術品位更高一些。

下面，我們就按上述兩種類型，擇要介紹一下上海圖書館的尺牘藏品。

一

《顏氏家藏尺牘》，在清初家藏尺牘中享有盛名，原為顏光敏未信堂所藏故人手札，至其曾孫崇榘時重新加以裝池，厘為34冊，總計284家、790通。顏崇榘歿後，這批尺牘輾轉世間，先後入藏吳門陶梁紅豆樹館、番禺潘仕成海山仙館。道光中，潘氏迻錄全文，輯為四卷，別附《姓氏考》一卷，匯刻入《海山仙館叢書》，傳播世間。民國年間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又據潘氏刊本重新排印出版。尺牘原件，則在解放後入藏上海圖書館。

顏光敏（1640-1686），字遜甫、修來，號樂圃，顏回76世孫，康熙六年進士，歷官禮部主事、吏部郎中、考功司郎中。兄光猷、弟光斅皆康熙進士。光敏博極群書，雅擅書法，詩有名於時，與宋犖、田雯、曹禾等並稱「詩中十子」，著有《樂圃集》、《舊雨堂集》、《顏氏家誡》等。顏氏昆季既負時望，光敏又位登樞要，所訂交者如顧炎武、朱彝尊、王士禛、孫承澤、孔尚任、梁清標等，皆一時名公巨子，故魚來雁往，瑤情藻論，墨妙手澤，在在動人心目。可惜的是，今存的《顏氏家藏尺牘》已佚失首冊及錢載、翁方綱、陸費墀、朱筠等人的題跋。

《詩龕朋舊尺牘》第一卷，法式善輯藏。法式善（1753-1813），原名運昌，字開文，號時帆、梧門、詩龕，蒙古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歷官翰林院侍講學士、工部員外郎、國子監祭酒。式善中試後即官翰林，自此屢起屢躓，官不越四品，然以一生在館閣供職，得讀中秘之書，學植日厚，擅長辦理圖書之事，先後編纂《熙朝雅頌集》、《皇朝詞林典故》，總纂《全唐文》，有《清秘述聞》、《槐廳載筆》、《存素堂文集》及詩集多種傳世。

法式善於乾隆五十三年擇地京師地安門北凈業湖畔松樹街，名齋曰詩龕，龕中供奉陶淵明、李太白、杜子美、白居易、蘇東坡、李東陽等十二家畫像，以示詩學祈向。自後南北詩客慕名而至者絡繹不絕，凡所投贈，皆懸龕中，即以編成《梧門詩話》16卷，其先後為詩龕作圖者，不下200家。

式善性情平易謙沖，喜交遊，曾雲「十年聽雨者，謂之朋舊；千里論文者，亦謂之朋舊。如簡齋、山舟、辛楣、禮堂、夢樓、甌北、姬傳諸前輩，竹初、石桐、芷衫、退庵、蘇亭、琴士、柳村、心盫諸君子，始通縑素，繼托心知」，是卷正是其心知朋舊之縑素的匯存。全卷共收朱珪、劉墉、翁方綱、錢大昕、趙翼、吳錫麒、鐵保、孫星衍、阮元、石韞玉、洪亮吉、張問陶等33家57札，每頁信箋上都鈐有「詩龕居士存素堂圖書印」朱文方印，具見拳拳珍重之心。引首「詩龕朋舊尺牘」出自翁方綱手筆，封簽「詩龕朋舊尺牘第一卷」由周宗杭題於嘉慶三年，可知手卷編竣裝成於是年。惟既題為「第一卷」，且各人書札數量也不甚多，或有續輯亦未可知，但嘗鼎一臠，詩龕風雅已令人嚮往不置。

仁和朱氏家藏尺牘，原無總題名，共36冊，分兩部分，前30冊是朱學勤友朋手扎，後6冊的收信人為朱學勤之子朱溍，共計170餘家1000餘通。

這部尺牘每一冊都有朱溍的親筆題籤，如「湘鄉曾文正手札冊」、「合肥李文忠爵相手札冊」等等，並鈐有「朱子涵藏」、「朱氏子子孫孫永寶」二朱文方印。又據冊二劉秉璋跋「修伯前輩同年舊好，魚來雁往，函牘常通，驟歸道山，時深悵惘。哲嗣子涵觀察將去函裝冊，附於李文忠之後，而文忠亦已作古人。展誦再三，不勝黃公酒壚之感」云云，可知書冊裝成於朱溍之手。

朱學勤（1823-1875），字修伯，咸豐三年進士，官至大理寺卿，以藏書名世。學勤學識豐贍、才幹敏捷，又久值軍機，故為各地方封疆大吏交相接納的對象，來信人中若彭玉麐、劉坤一、薛煥、丁日昌、馬新貽、鮑超、駱秉章、丁寶楨、邵友濂輩，皆咸豐、同治及光緒三朝的重臣。疆臣之外，又有袁甲三、徐用儀等朱氏的樞垣同僚，所以信函的內容，大多關涉時事，且有不少密函，直言時政或人事，從中可以真切地了解到這一時期中央與地方官吏的互動內情，對把握清代中期的政治格局和時事動態有莫大的幫助。

最後六冊，基本上是朱溍與同時翰苑名賢的通信，另鈐有「仁和朱氏珍藏」朱文方印。惟據末冊題籤「錢唐汪郋亭冢宰手札初集第一冊」判斷，這部分尺牘並不完整，可能已有散失，且其中雜入了陳寶琛、文廷式、瞿鴻禨等人給張佩綸的書信。雖然如此，所存潘祖蔭、李文田、張之洞、陸潤庠、王仁堪、樊增祥、梁鼎芬、柯逢時等近60家300通書札，已屬洋洋大觀，故張一麐為題絕句有云：

瓊瑤投贈盡名家，手澤留貽眼福誇。自是貞元全盛日，滄桑劫後費摩挲。

這部尺牘解放後由朱氏後人朱仲啟、朱志泰捐贈上海圖書館。

《曲園所留信札》，原無題名，俞樾輯藏。俞樾（1821-1906），字蔭甫，號曲園，道光三十年進士，歷官翰林院編修、河南學政，長年主講蘇州紫陽書院、杭州詁經精舍、上海求志書院，有《春在堂全書》160餘種傳世。這部尺牘共裝8冊，計100家104通，均為同時或後輩友朋致曲園老人的手札，其中除曾紀澤、顧文彬、孫詒讓、沈樹鏞四家各兩函外，余均一人一札，故與《詩龕朋舊尺牘》類似，也是收信人精心選擇的藏品。

曲園一代儒林宗師，故其友朋手札雖不乏互告新聞、評析時事之作，更多的是辯章學術、探討藝文的篇什。而各家尺牘的書法，不僅真、草、隸、篆兼備，甚且有別具一格的鐘鼎，粲然可觀。

與《曲園所留信札》相類但更為齊全的《冬暄草堂師友箋存》，由陳豪輯藏。陳豪（1839-1910），字藍洲，號邁庵，晚號止庵，浙江仁和人。同治九年優貢生，歷官湖北房縣、應城、蘄水、漢川知縣，詩、書、畫皆有名於時。這部尺牘共裝24冊，計150餘家1000餘通，且有陳豪、張謇、章鈺、俞陛雲、陳三立、梁啟超、熊希齡、張元濟、鄭孝胥、陶葆廉、庄蘊寬、孫寶琦、陳曾壽、鄧邦述等名家題跋20餘則。民國年間陳豪之子陳叔通先生曾擇要影印成書，原件也由其捐贈合眾圖書館。

家藏尺牘中還有種較特殊的情況，就是只留下了與某一事件相關的通信。如《杜征三友朋手札》，集中保存了杜冠英於中法戰爭期間在寧波府試用同知任上收到的函件。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後，鑒於浙東海防前沿駐軍分屬湘、淮兩系，芥蒂較深，浙江巡撫劉秉璋從穩定大局出發，檄令與湘、淮兩系皆有較深淵源的浙江寧紹台道薛福成綜理營務，盡護諸軍，統籌「備兵防海」事宜。而同時由浙江玉環廳同知調任寧波府的杜冠英，坐鎮鎮海，負責海口前沿陣地的布防，並協調分別戍守甬江海口南北兩岸的湘、淮部隊，與寧波知府宗源瀚成為薛福成籌防浙東的左右手，以「銳敏喜任事」稱譽一時，為鎮海戰役的勝利作出了貢獻。這批手札，包括了杜冠英當年守備鎮海期間，劉、薛、宗以及各方將吏如湘軍系統的浙江提督歐陽利見、淮軍系統的錢玉興、楊岐珍等人的來信、函電以及部分複信底稿，反映了前敵將吏之間的複雜關係，為研究浙東抗法鬥爭的真實過程提供了第一手史料。

再如《端方兄弟遇難存牘》，保存的是端氏家屬辦理收回端方兄弟遺骸的相關函電，包括端方之子端繼先上總統府稟文的底稿、總統府與四川都督胡景伊就此事交涉的往還電報抄稿、總統府顧問夏壽田與參政院參政柯紹忞等人致端繼先的手札，以及赴川辦理此事的端氏家丁羅大有、袁淑清、王玉清彙報具體辦事經過的稟帖。這批文件，可視做1911年四川保路運動善後事宜的一個註腳。

二

上海圖書館收藏的集藏尺牘，以《國朝名賢手札初、續集》最為特出。這部尺牘總計初集20冊、續集10冊，每冊封簽均由陸恢手題，下鈐「虛齋藏札」朱文方印，因知為吳興龐氏舊藏。龐元濟（1864-1949），字萊臣，號虛齋，實業家，以書畫收藏名滿天下，有《虛齋名畫錄》、《續錄》傳世。然世人多知其書畫收藏宏富，未必了解他的清代尺牘收藏同樣冠絕一時。

《國朝名賢手札初集》收錄吳偉業、王時敏、傅山、袁枚、惠棟、梁同書、錢大昕、段玉裁、阮元、伊秉綬、林則徐等156家手札375通，《續集》收錄顧炎武、朱耷、陳洪綬、萬斯同、王士禛、道濟、朱彝尊、方苞、洪升、全祖望、桂馥等142家手札207通。

這兩部尺牘集，選擇精審，辭章典麗，翰墨風雅，彩箋華美，為晚明至清前期名家尺牘的代表之作。民國間尺牘藏家以潘博山、丁輔之、錢鏡塘等聲名最著，讀龐氏所藏，實別有千秋，自成一家，是可謂盛名之下，其實不虛。

武進陶氏集藏清代各家書札，原無總題名，各冊分題「書札甲、乙、丙之……」計甲編14冊、乙編5冊、丙編17冊，共36冊。這部尺牘原為武進陶氏舊藏，抗戰爆發後散出，由諸仲芳購得於滬上，末冊諸氏手跋有云：

戊寅仲秋，見此尺牘卅六冊，為毘陵陶氏涉園故物，都二百四十餘家、四百四十餘篇，皆清代名賢遺墨，而咸同間諸將帥致湘鄉手翰，或商榷政策，或籌劃軍務，尤關軍國大計，顧見之各遺集者殊寥寥也，豈因有所忌故未錄歟。《續昭代名人尺牘》影印多篇，未全付梓。余懼其久而散佚焉，購而弆之，後世操筆削者采搜所及，得意考徵當時世運之消長、軍勢之轉移，治亂之機，靡不畢見，功罪所歸，莫可遁形，則此叢殘之雜存，何莫非文獻之所在乎，豈徒以翰墨供好古者之鑒賞而已哉！

諸跋確切地點出了這部尺牘的價值所在，甲、丙兩編絕大部分都是咸同諸名臣如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李續賓、張曜、劉銘傳、譚鍾麟、郭嵩燾、劉蓉、丁寶楨、閻敬銘、沈桂芬等人致曾國藩的書札，往往長篇大論，研商軍政大計，且多有曾國藩的批語，對太平天國歷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乙編的情況則比較奇怪，內容多為乾嘉名賢如趙懷玉、孫星衍、張惠言、李兆洛等人的尺牘，時代較前，不知何故次為乙編，據藏印可知，這批書札多為楊涇的舊藏。全部3編共計250餘家450餘通，其中部分曾印入《續昭代名人尺牘》。

2013年，由張恭慶院士、張怡女士、張恭慈先生及其家屬無償捐贈上海圖書館的豐潤張氏家藏尺牘，計100冊4700餘通，為上圖歷年所得尺牘中數量最多、價值最高的近代史料，受到學術界的高度重視。

這批尺牘的情況相當特殊。它主要分兩部分：一是張佩綸家藏的親友手札，包括黃彭年、黃國瑾、王懿榮、陳啟泰、陳寶琛、張人駿等人；二是由張佩綸之子張志潛多年尋訪收集而得的張佩綸手札，有致於式枚、奎斌及前列諸家者。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保存極為完整的張佩綸、李鴻章往來書札。可能由於李鴻章之女李經璹為張佩綸的第三任夫人，所以兩家家藏得以聯珠合璧。全部往來信件皆按時序交錯排列裝冊，相關時政的討論過程一目了然，這在所有傳世尺牘中可說是絕無僅有的現象。

張佩綸（1848-1903），字幼樵，號蕢齋，同治十年進士，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佩綸既為晚清「清流」健將，議論朝政，參劾污吏，所向披靡，為一時眾望所歸，同時又得到洋務重臣李鴻章賞識，贊襄機要，擘畫方略，並成為李鴻章與清流領袖李鴻藻暗中溝通的管道。由於他在政壇的特殊地位，這批尺牘揭露了諸多朝廷的核心機密，對研究晚清政局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批尺牘歷經張志潛、張子美及張恭慶兄弟三世家藏，在「文革」風波中又曾被抄沒，歷劫倖存，完好無缺，於今終歸公藏，不能不說是豐潤張氏對歷史的又一次貢獻。

尺牘雖戔戔細物，然兼具辭章、書法、雕版三美，所以向為文苑、藝林所珍重，而後代史家，更視其為探頤索隱、挖掘歷史真相的首要素材，故明、清兩代都有有心人不遺餘力地收集和傳播。這種努力，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文本的編印，如明沈家胤《翰海》、清周亮工《尺牘新鈔》等等多種選集，以及各家文集的「書牘」之編；二是墨跡的覆刻，如明茅一相《寶翰齋國朝書法》、清潘仕成《海山仙館藏真》、吳修《昭代名人尺牘》等叢帖。近代以還，更有不少家藏或集藏尺牘得以影印行世。

但有必要強調的是，由於主、客觀兩方面的制約，尺牘的流播卻同時也造成了尺牘「三美」的分離，甚至失真。

首先，選集往往以名家辭章為重，不可避免地剔除了大量反映日常生活的書信；而文集收錄之尺牘中涉及政事的內容，又常常因忌諱而改削。就以上述豐潤張氏家藏尺牘舉一實例：張佩綸光緒二十、二十一年致李鴻藻兩札，分別評騭張謇、袁世凱之為人。這兩封信，先被刻入《澗於集·書牘》，又影印為《澗於中丞遺墨》，但刻本和影印本中都有挖或貼的地方。如談張謇一函中「要其品則如浙之一類也」，句中「」刻本打方框，影印本貼去，閱原件始知為「徐琪」。而談袁世凱一函中「李經方」姓名及「小李賣父誤國，天地不容，自己終身廢棄」一語，影印本完全貼沒，不見了蹤影。

其次，刻帖一受限於藏品的豐儉，二受制於刻工的手眼，且工程浩大，質量往往難以掌控，所以明清兩代的叢帖常常遭致識者的詬病。近代影印技術採用後，雖然一定程度上保存了書法的本來面貌，但終究與墨跡韻味有別。

第三，明清兩代的彩箋，雖然集餖版、拱花、砑光工藝於一身，代表了這一時期雕版印刷的最高技藝，在印刷史和版畫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然既被印本所捨棄，又為刻帖無法兼顧，無奈在翻印過程中淪為犧牲品。而早期影印，也由於無法使用彩色，因此為了保證字跡的清晰，只能放棄箋紙的圖像，如《冬暄草堂師友箋存》、《續昭代名人尺牘》等，在影印時都隱去甚至塗沒了底紋，完全無法反映箋紙的面貌。即使今日的攝影、印刷技術，仍然無法再現上述工藝的特殊效果。

所以說，要全面地認識歷代尺牘在辭章、書法、雕版三方面的價值，存世的書札原件，始終有著翻本所無法替代的價值。

（本文寫作時參考了鄒西禮《〈顏氏家藏尺牘〉出版前言》、張寅彭《法式善傳》、黃顯功《〈俞曲園手札·曲園所留信札〉前言》、丁鳳麟《〈薛福成致杜冠英書札〉整理引言》，並直接引用了部分文字，特此說明，並志謝忱。作者繫上海圖書館研究人員。）

當代文人與仿古彩箋

當下的仿古彩箋頗有佳制。如古芬堂所制仿俞曲園舊制「敬候起居」箋，另有仿知堂題字彩箋刻印一款，灑金紙上畫雙鉤竹葉圍成圓框，印朱紅，框中八行界格印淺灰，工整秀氣。《東方早報·藝術評論》特刊出揚之水、董橋、白謙慎、劉濤所書的仿古彩箋，以饗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