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蘇鎮：漢帝國如何避免重蹈秦朝的覆轍？
原標題：陳蘇鎮：漢帝國如何避免重蹈秦朝的覆轍？
在中國的王朝體系中，秦漢總是連在一起說的，而且是「漢承秦制」。那麼秦漢之間的關係到底是怎樣的？北京大學歷史系陳蘇鎮教授長期研究中國古代政治文化，著有《〈春秋〉與「漢道」》一書，對一些常見看法提出了挑戰。在他看來，所謂「承秦」包括「據秦之地」、「用秦之人」和「承秦之制」三個方面，而「承秦之制」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環。當然，走秦朝的老路也有問題，有重蹈亡秦覆轍的危險。
本文轉載自澎湃新聞。
澎湃新聞：您在《〈春秋〉與「漢道」》一書中提到，秦雖然掃平六國，但秦源自關中的傳統立國制度與六國所代表的關東文化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和衝突。「秦制」與關東文化的核心矛盾主要在哪裡，為何始皇統一之後，此種差異在大一統的狀態下還能爆發出來，甚至引發了秦的覆亡？
陳蘇鎮：這是個大問題，也是我寫這本書時要處理的第一個問題。關於秦朝二世而亡的原因，傳統的說法是：秦朝統一後，用嚴刑峻法統治天下，百姓受不了了，於是揭竿而起，推翻了秦朝。這個調子是漢初的賈誼定的。他在《過秦論》中說，秦朝統一後，「繁刑嚴誅，吏治刻深」，實行「暴虐」統治，結果使得「天下苦之」，於是陳勝振臂一呼，「天下響應」。我在梳理相關史料的時候，發現賈誼所謂「天下苦秦」誇大了事實。
實際上，在這場推翻秦朝的戰爭中，各地的表現是不同的。表現最激烈的是南方的楚人，其次是齊和趙，再次是韓、魏、燕，至於關中秦地，完全沒有發生反秦暴動。為什麼會這樣？難道秦朝在各地實行了不同的政策，在楚、齊、趙等地的統治更殘暴？有證據表明不是這樣。秦人作為統一戰爭的勝利者，對東方六國之人確實有歧視心理，但秦朝政府，特別是秦朝的法律對天下人基本上是一視同仁的。既然這樣，為什麼不同地區的人會有不同的感受？一個可能的答案是：各地的文化存在差異。
常識告訴我們，一個國家要實現統一的管理，必須建立統一的制度，特別是法律制度，而要建立統一的制度，又必須有統一的文化。戰國末年，七雄並立，政治上處於分裂狀態，文化也是多元的。而秦朝在統一過程中，每佔領一個地區，都會在當地設置郡縣，派秦的官吏帶著秦的法律去進行管理，而且是嚴刑峻法式的管理。秦朝試圖用自己的法律在東方各地移風易俗，改造東方社會，實現文化的統一。按秦朝官方的說法，這叫「普施明法，經緯天下」，預期的結果是「黔首改化，遠邇同度」。但實際上，事與願違。秦佔領楚國的江陵地區後，設立南郡進行管理。半個世紀後，一位新上任的南郡守說，「今法律令已具矣，而吏民莫用，鄉俗淫泆之民不止」，「私好、鄉俗之心不變」。可見秦的法律和楚人的習俗存在矛盾，並沒有很快地被楚人接受。移風易俗比軍事征服更難。文化的統一需要一個過程，需要較長的時間。秦朝的做法過於生硬，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反而激起東方社會的反抗。在東方六國舊地中，楚文化和秦文化差距最大，因而楚人對秦的統治最反感，反秦也就最激烈。
澎湃新聞：既然如此，作為顛覆者和楚人的劉邦為何在建立漢朝之後，又選擇定都關中、回歸秦制呢？他為何不選擇以封建製為核心的六國舊制？他不擔心此種衝突會讓他的王朝重蹈贏秦的覆轍嗎？有一種說法是，劉邦是為了奪取關中舊秦人的民心，他們是他爭奪天下的基本盤。
陳蘇鎮：這事和關中的地理形勢有關。戰國秦漢之際，關中是天下最富庶的地區，司馬遷說：關中的土地佔天下的三分之一，人口佔十分之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這個說法可能有所誇大，但大致不錯。關中地區形勢險要，農業、副業、畜牧業都很發達，商鞅變法以後又形成一種動員力很強的軍國主義體制。和關東各地相比，關中確實具有一定優勢。所以我說，關中是當時天下重心所在，只有佔據關中，才能統一天下。田餘慶先生所說的「非承秦不能立漢」，深刻揭示了這一形勢。劉邦一開始並沒有意識到關中的重要性，打算定都洛陽，後經張良和婁敬勸說，才改變了主意。
至於劉邦推翻秦朝之後，為什麼沿用秦朝的制度，我認為也是形勢使然。劉邦集團原來是楚軍的一支，軍中的將士主要是楚人。他們對秦朝的法律很反感，所以劉邦入關後有「約法三章」之舉，除了「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之外，其他的秦朝法律都廢除了。但是後來，劉邦被項羽封為漢王，定都漢中。劉邦不甘心，率軍打回關中，控制了秦國舊地，然後西出函谷關，與項羽爭天下。之後，劉邦和項羽在滎陽一線相持了幾年。在這幾年中，劉邦處於劣勢，多次打敗仗，手下的舊部消耗殆盡，幸虧蕭何坐鎮關中，不斷徵發關中士卒支援劉邦。這樣一來，劉邦集團的成分發生了變化，下層將士中秦人越來越多，這支軍隊由楚人為主逐漸變成以秦人為主。更重要的是，蕭何為了支持劉邦對項羽的戰爭，在後方恢復了秦朝的制度，包括郡縣制度和法律制度。蕭何的這一做法，贏得了關中秦人的擁戴，也使他迅速實現了對關中的控制和管理。這時的劉邦集團已經轉化為關中政權，真正據有了當年秦滅六國的有利形勢，因而能夠高效率地動員關中地區的人力和物力資源，再次征服東方，統一天下。劉邦能夠戰勝項羽，建立漢朝，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得以「承秦」。所謂「承秦」包括「據秦之地」、「用秦之人」和「承秦之制」三個方面，而「承秦之制」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環。當然，走秦朝的老路也有問題，有重蹈亡秦覆轍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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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聞：您也提到，西漢在承秦制之時，為了照顧前六國地區的利益訴求，同樣執行了「東方政策」。和傳統很多說法不一樣的是，您認為郡縣制與王國分封制的二元體制並存就是西漢「東方政策」的體現。您認為漢初建立這一體制是過渡期的「權宜之計」，還是一項長期國策？
陳蘇鎮：劉邦因為「承秦」而得以「立漢」，如果他將秦的制度再次推向全國，便很能再次激起東方社會的反抗。但事實上，我們看到，劉邦避開了秦的覆轍。他是怎麼做到的？除了實行與民休息、輕徭薄賦等利民政策之外，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他的東方政策、他統治東方地區的辦法和秦朝不同。以往認為，秦朝的問題主要是暴政，而漢初的與民休息政策很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所以漢朝站住了。我不否認這一因素，但同時我認為秦朝的失敗還和區域性文化差異及衝突有關。秦的那套法律制度，是商鞅從魏國引進的，一開始也遭到許多人反對，但後來獲得成功，受到關中百姓的歡迎，使秦國迅速強大起來。但秦朝統一後，將這套制度推廣到東方各地，便出現了水土不服的問題。特別是在楚、齊、趙等自身文化傳統比較深的地區，矛盾更為尖銳。
這個問題，漢初是如何解決的？我認為是通過郡國並行制解決的。根據漢朝的制度，郡縣長官沒有立法權，必須「奉漢法以治」，而諸侯王在政治、經濟、軍事和法律各方面都擁有一定自主權，因而可以顧及當地的文化傳統，在一定程度上從俗而治。所以我說，郡國並行的本質是東西異治，是漢初給予東方社會的一種特殊政策。這種制度並不是劉邦事先設計好的，而是在統一戰爭過程中，針對各地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地建立起來的。
劉邦的統一戰爭和秦始皇一樣，也是自西向東展開的。他最初的做法是，每消滅一個諸侯國，就在當地恢復郡縣，派官吏用漢法去進行管理。開始很順利，但後來便遇到阻礙，特別是在趙、齊、楚地，征服之後，遲遲安定不下來。於是前方統帥韓信先後提出要在趙地和齊地建立王國，劉邦雖然很不情願，最後還是同意了。統一戰爭結束後，劉邦便正式建立了郡國並行制，在帝國的西半部實行郡縣制，在東半部實行王國制。西漢初年用這種不倫不類的制度，應對文化多元的局面，應當說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當然，這只是權宜之計，不是長期國策。劉邦死後，許多人要求改變這種局面，要求收奪諸侯王的權力。由於曹參等大臣的堅持，這一政策才在惠帝、呂后時期得以維持。文帝以後，諸侯王的權力被逐步掏空，王國最終失去了自治權。所以，真正的郡國並行制只存在了二十多年。
漢高祖劉邦
澎湃新聞：在漢初此種二元體制下，我有一種奇怪的、穿越到戰國的感覺，西漢中央朝廷據有以關中為核心的秦舊地，關東六國舊地大多成為王國分封地，又形成了秦（漢中央朝廷）與六國對峙的感覺。特別是看到您在書中提到，西漢中央政權同時也有「漢國」的自我認知。如何看待此種歷史的巧合？扯開一點地談，所謂的楚漢爭霸，是否也可以看作劉邦所繼承的「秦制」與項羽所代表的「六國舊制」之爭？有趣的是，在項羽的政治設想中，他的確沒有做皇帝的意思，而是選擇了「西楚霸王」的頭銜，似乎這也是一種他與楚國做春秋五霸的諸侯之首，與其他諸侯國並存的一種政治架構。
陳蘇鎮：中國的上古史，從先秦到漢朝，是國家逐步形成的階段。三代以前，部落林立。三代時期，在部落聯盟的基礎上逐漸形成封建制國家。春秋戰國以後，封建制又逐步向郡縣制轉化，最終在秦漢時期形成中央集權的大帝國。所以，戰國秦漢之際，由封建制向郡縣制轉化是歷史的大趨勢。秦朝統一後向全國推廣郡縣制，符合這個大趨勢，只是走得快了些，東方各地文化發展的步伐跟不上。由於秦朝的失敗，東方社會對中央集權的帝國體制有很強的心理反彈，人們普遍認為封建制更好，更適合當時的情況。項羽推翻秦朝後，迎合這種看法，封立十八諸侯，自稱西楚霸王，在相當程度上是回到戰國時代，所以有學者稱之為「後戰國時代」。劉邦打敗項羽後，自稱皇帝，繼承了秦朝的制度，但同時郡國並行，允許東方王國有一定自主權，也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這種看法。西漢初年，在觀念上和制度上，漢也是一「國」，和其他王國一樣，相互之間有嚴格的界限，土地和人口被嚴格分割。不過漢初並沒有完全回到戰國時代。
如果說秦朝是從封建制向郡縣制邁進了一步，漢初就是在秦朝的基礎上後退了半步。這半步起到了緩解東西文化衝突的作用，對鞏固漢朝的統治至關重要，但並沒有改變歷史的趨勢。漢初的王國，勢力太大。這樣的局面只有劉邦、呂后那樣的開國君主才能駕馭，文帝以後的「繼體之君」是駕馭不了的。事實上，呂后死後，文帝即位，王國對中央的威脅立刻顯現出來。這時候，如果不設法削弱諸侯王的權力，戰爭就會重起，帝國就可能瓦解。因此，漢初的東方政策不可能長期維持下去。
武威漢簡
澎湃新聞：讀了您的書，我有一種「瘋狂」的想法。「秦滅六國」其實發生了三次，才最終確立了「去封建化（西周化）」的大一統帝制：第一次是秦始皇發動的，徹底但二十多年就崩潰，出現了六國舊貴族復興的「反動」；第二次是劉邦作為新的「關中利益代言人」，滅項羽之西楚以及掃平諸侯，是不徹底的大一統；第三次是文景時代掃平「七國之亂」，才算最終鼎定了秦始皇超前的政治理想。您怎麼看？
陳蘇鎮：你的想法有一定道理。戰國秦漢之際，從封建制向中央集權的帝制轉化，確實是個艱難、複雜的過程。這一時期關中地區是天下重心所在，政治的統一必然表現為西風壓倒東風、西方統一東方，秦和西漢兩代帝國也必然是以關中為本位，征服和控制東方各地。因此，政治上的反覆都表現為東西方之間的軍事衝突。秦滅六國、漢滅西楚、景帝平定七國之亂，西方征服東方的戰爭確實發生了三次。以楚人為主力的反秦戰爭，以吳、楚為主力的七國之亂，則是其間的兩次反覆。歷史為什麼會這樣？除了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原因外，文化也是重要因素。統一是大趨勢，但文化的統一和政治的統一不同步，文化拖了政治的後腿。
澎湃新聞：在思想上，您對漢代主流思想（價值觀）的變遷也提出了有趣的解釋。您提到漢初尊奉的黃老之學實際上最符合當時郡國二元、東西異治的政治格局。因為東西異治的局面不會一直維持下去，所以黃老學說也終會退出歷史舞台。想請您再談談黃老之學為何能成為「二元時代」的主流價值觀。
陳蘇鎮：過去都把漢初尊崇黃老道家同當時實行的與民休息、輕徭薄賦政策聯繫起來。其實漢初經過多年戰亂，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要想恢復過來，必須實行與民休息政策，這用不著什麼學說加以說明和辯護。倒是郡國並行、東西異治的政策不倫不類，還遭到賈誼、晁錯一類人物的反對，因而需要某種理論的支持。而黃老學說最核心的思想是「因循」，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中說得很清楚：道家之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所謂「因循」就是「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說白了，「虛無」就是「無成勢，無常形」，就是治國沒有一定之規，一切都看實際需要，針對不同的時代、對象、文化，採取不同的辦法，怎麼合適怎麼來。這是道家「無為而治」學說的靈魂，也正好可以為漢初的東西異治政策辯護。
漢初尊崇黃老學說，和曹參有很大關係。他在齊國當了九年相國，在郡國並行、東西異治的政策下自行其是，用黃老術治理齊國，獲得很大成功，被稱為「賢相」。後來，他接替蕭何任漢朝宰相，繼續堅持黃老之術，「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使東西異治政策得以繼續維持，也使黃老學說成為漢初的指導思想。但是，自從文帝即位以後，中央逐步收奪諸侯王的權力，東西異治的政策被改變了，同時黃老學說的地位也開始動搖。東西異治政策和黃老學說同步興衰，也印證了兩者的關聯。我覺得從這個角度解釋漢初黃老學說的興衰，更有深度。
澎湃新聞：您認為董仲舒時代儒家的復興是適應了漢帝國大一統統治的需要，如何理解？我的一個疑惑是，在孔子建立儒家時，他所面對的一切政治可能性也不過就是西周封建制（當然是衰落）了，而儒家也只是封建制時代的一派學說罷了。憑什麼認為儒家可以超越自身的時代適應於新的大一統帝制時代，或者說，儒家與大一統的契合關係是被「製造」出來的？
陳蘇鎮：在先秦諸子百家中，儒法兩家尖銳對立，水火不容。秦朝尊崇法家，厲行法治，遭到儒家的批評。但秦朝滅亡後，取代法家成為正統學說的不是儒家，而是道家。這是因為漢初實行東西異治的東方政策，需要道家學說加以辯護。文景以後，隨著漢朝東方政策的改變，道家又淡出政治舞台，儒家才取而代之，登上正統學說的寶座。這個時候，東方的王國已經失去了自治權，王國官吏由漢朝任命，而且要「奉漢法以治」，漢朝的法律終於突破了王國與郡縣的界限，完全覆蓋了東方社會。而這又意味著，漢朝在對待東方社會這個問題上又回到秦朝的老路上去了，或者說當年秦朝的東方政策出現了復活的趨勢。對這一局面，儒家學者十分敏感，他們立刻站出來，對秦朝政治和法家學說進行了系統的批判，同時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張。景帝平定七國之亂後，東方王國已經沒有力量反抗漢朝的統治，但地區之間的文化差異仍然沒有完全消失。漢朝要對全國進行統一管理，仍然需要對文化進行進一步整合，縮小各地文化的差異。歷史已經證明，要完成這項任務，既不能像秦朝那樣操之過急，也不能像漢初那樣無所作為。它需要的是一個通向理想目標的溫和的、漸進的過程。而在當時情況下，能幫助漢朝實現這一過程的只有儒家的「德教」學說。這才是儒學在文景以後快速興起的真實背景。
儒家是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是以三代，特別是西周為原型構建起來的，但它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在中國歷史上，儒家學者始終奉孔子為聖人，以闡釋孔子的思想為己任。但實際上，不同時代面臨不同的問題，各個時代的儒家學者都在為解決當時的問題而發展儒家的學說。漢儒也是這樣。賈誼、董仲舒等漢初大儒，都針對當時面臨的政治問題，創造性地發展了儒家學說。其中，董仲舒的學說新意更多。他依託《春秋公羊傳》，對公羊家的一些說法進行闡釋和發揮，提出一套相當系統而且精緻的政治理論。這套理論將漢朝必須完成的文化整合任務稱作「撥亂反正」，將撥亂反正的手段稱為「德教」，又將德教說成一個自上而下、由近及遠的漸進過程。自從漢武尊儒以後，董仲舒的理論得到朝廷的認可，並對漢代實際政治發生深刻影響。可以這樣說，漢代儒家以「大同」為原型提出一種「天下太平」的政治理想，又將道德教化視為實現這一理想的主要手段。漢儒認為，實現「天下太平」的理想需要三十年到一百年。實際上，「天下太平」是一種烏托邦，以此為目標的教化過程事實上將永無止境。這套學說是漢儒創造的，對漢代及以後的中國社會都有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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