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越 婁承蓉：引領構建一帶一路區域價值鏈

伴隨著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價值鏈在世界範圍內深化，生產環節的分解、中間品貿易的增長、要素配置的擴散，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通過參與全球價值鏈，謀求全球化發展機遇。然而，從全球價值鏈的收益分配來看，卻極不平衡：發達國家把控產品設計、研發、營銷等高附加值環節，而發展中國家主要從事一般性的生產加工、部件組裝等低附加值環節，這種二元格局使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面臨長期被「低端鎖定」的嵌入式困境。更重要的是，處於核心地位的發達國家在很大程度上主導著當前價值鏈生產環節的區位分布：一方面，廣大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訂單依存度高；另一方面，技術壁壘低的價值鏈模塊在生產條件同質化的發展中國家間競爭激烈。在發達國家紛紛出台製造業迴流政策以及國內生產要素價格提升的情形下，中國正面臨著來自發達經濟體的「高端迴流」以及其他發展中經濟體的「中低端分流」並存的雙重競爭格局。在此背景下，中國應適時轉變國際分工嵌入模式，加快形成競爭新優勢，從而真正推動實現全面開放新格局。「一帶一路」倡議或將成為中國主導區域產能合作、推進產業結構升級、實現國際分工地位提升的重要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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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具備引領構建區域價值鏈的優勢條件

由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比較優勢及所處發展階段差別顯著，因此以建設「一帶一路」為契機，重構區域乃至全球價值鏈、拓展中國與沿線各國的產能合作範圍，具有現實可行性。基於比較優勢理論，可以構建以中國為核心的「一帶一路」區域價值鏈分工體系，並將其整體嵌入現今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中，形成雙向「嵌套型」全球價值鏈產能合作體系。

其中，鑒於中國已經取得一定的經濟發展成就並具備技術積累優勢，因而將率先作為區域核心在「一帶一路」產能合作價值鏈中發揮「承前啟後」的樞紐作用，對區域外將負責自主創新或者承接、轉化世界先進技術產品，對區域內則主導「一帶一路」產能合作價值鏈。從全球化角度看，隨著亞洲和新興市場經濟體地位的上升，網路化全球價值鏈中地區空間的「中心」重獲關注，目前主要全球生產網路均是圍繞特定「中心」構建的。而得益於較早參與全球化的先行優勢，中國已經具備足夠的能力和基礎成為新型國際分工體系中的核心樞紐國。

從經濟總量看，中國目前已位列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佔世界經濟的比重約為15%，且長期保持中高速經濟增長。中國龐大經濟體量背後的巨大市場需求，使得中國具備主導建立區域價值鏈新型分工體系的堅實基礎。

從貿易往來看，在貿易總量方面，自2009年起，中國已連續多年成為全球最大的貨物出口國，且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貿關係日益密切。在價值鏈參與方面，中國作為全球價值鏈中最大的中間品供給者，已深度融入全球價值鏈之中。一方面，2011年，中國貿易增加值超過德國和美國，成為全球主要經濟體貿易增加值最大的經濟體。另一方面，中國的零部件等中間貿易品的比重約為進口貿易的75%。此外，中國的進口投入來源國分布更加廣泛，離散程度日益提高。根據OECD提供的TIVA資料庫測算，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附加值貿易佔中國附加值貿易總額已近30%。有效發揮這一積極因素，加強中國與沿線各國的合作，有助於中國將成本價格優勢轉化為包括價格、技術、服務等在內的綜合優勢。

從對外投資看，自2015年起，中國的對外投資額已超出外商投資額。這表明在統計意義上，我國的產業資本已經進入向外凈流出階段，同時標誌著中國自此將以建構者的身份參與國際經貿體系。這不僅有利於中國從產品輸出型模式向產品輸出和資本輸出並重模式轉變，而且使得通過資本輸出帶動產能輸出，通過產融結合推進中國優勢產能走出去成為可能。

從技術創新看，中國製造業在技術實力上經過前期技術溢出以及後期研發投入，技術創新能力日益提高，部分行業不僅具備了與發達經濟體競爭的能力，甚至已經處於世界領先水平。以我國的專利收支情況為例，我國專利支出佔比已有較大提升且對外專利授權收入顯現出長足進步，說明中國正逐步實現由「低端模仿」到「自主創新」的歷史性轉變，這為我國與沿線國家實現技術轉移合作提供了強力支撐。

從製造業實力看，目前中國的產能雖有富餘但並不落後，大部分產能處於中端及中高端水平，多數行業和生產環節都有著較強的製造能力。這突出表現在，電子、汽車、機械等以產業內分工為主的行業領域已形成較為完善的產業鏈和集群，這些優質產能在技術上先進適用且性價比高，符合「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現實需要和承載能力。而中國在新興產業產品領域所具備的競爭優勢和技術創新能力，則為引領構建「一帶一路」區域價值鏈提供了優勢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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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築公平競爭的國際貿易渠道

上述分析表明，中國已經具備了成為雙向「嵌套式」全球價值鏈產能合作體系核心樞紐的基礎。一方面，中國可以通過自主研發或技術溢出、海外併購等方式，從發達經濟體承接高新技術或產品。另一方面，在「一帶一路」區域內，中國可作為技術前沿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等途徑主導構建區域價值鏈，推進沿線國家產能合作。具體來看，這一產能合作模式或將具有以下特徵。

一是並行不悖的嵌套型分工結構。不同於當今全球價值鏈體系所呈現的二元結構，嵌套型分工結構的核心特徵是發揮中國上述跨越式發展的階段性優勢。以中國為核心樞紐，將位於中國兩端的高、低端產業鏈加以有效銜接，從而在聯通南北國家產能合作路徑之餘，構築公平競爭的國際貿易渠道。雖然該價值鏈仍嵌套於原有價值鏈，但中國對發達國家以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雙向連接，使該結構融合與分立的特徵更加顯著。一方面，作為原有價值鏈的補充，它將更多的國家囊括其中，特別是「一帶一路」倡議使中國的開放格局擴展至中西部腹地，從而縮短了區域內國家的開放距離，而這些「被遺忘」國家的參與並不會削弱原有價值鏈的融合度；另一方面，中國在一定範圍內作為主導國使得區域內部分國家減輕了對傳統歐美等「不穩定」主導國的依賴，生產結構的這種轉換將在緩解經濟分化、保持對全球經貿環境更大韌性、進一步共享全球化紅利方面產生顯著效益。

二是多元化的異質性參與主體。在將更多國家納入全球分工體系，提升包容性的基礎上，該模式更加註重從「一帶一路」參與國的角度出發，更加關注其異質性。根據不同要素稟賦特徵，通過差異化開展製造業產業合作。利用國內日益增長的市場需求，中國可擴大從「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口特色優勢工業品，進而幫助相關國家鞏固培育優勢產業。更重要的是，跨境電商平台、自貿區等所引致的貿易模式變革，不僅意味著更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便利參與，也預示著應培育替代性低、更加個性化的生產環節或產業以規避更為激烈的競爭。這需要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立深入的認知：對南亞、東南亞、西亞、中歐等次級區域層面有清晰的宏觀認知，對一國主導產業進行勞動密集型、資源豐富型、技術密集型等劃分的基礎上，還需要對省際層面等更細的尺度進行調查研究。唯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調動「一帶一路」地區產能合作的積極性，擴大發展成果的惠及面。

三是以國際化的企業為載體。面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政治、經濟、軍事等多重風險交織的複雜投資環境，尤其是對於資源類產業、基礎設施建設等產能合作領域而言，中國企業或將更多採取合資經營的方式，特別是同當地大企業合作，以降低政治風險。此外，日本跨國公司的「母子工廠」體系或可為中國企業提升國際競爭力提供借鑒。通過「母子工廠」體系建設，以及「走出去」企業本地化經營所發揮的溢出效應，既可以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工業化啟動輸入必要的外部產能，又能夠通過提高本土的生產效率，優化本國的產業競爭格局，實現產業資本流動的溢出效應與積累的增長效應在空間上的功能互補。

（作者單位：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院）

原標題：引領構建一帶一路區域價值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何迪雅 排版編輯：何迪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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