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發生校園侵犯案後，校方多數選擇走過場？

經濟學的分析說明，如果組織里有一個壞蘋果老師，那結果就是老師多次作惡，學生保持沉默，學校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正義不被伸張。

文 | 李晉

轉載自：經濟學漫談

（ID：TalkEcon）

編者按：本文作者李晉教授，現任教於倫敦政經學院。2012年華東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物理老師張大同性侵學生事件，作者是實名舉報人之一。

2012年，包括我在內的七位同窗在畢業多年後實名舉報了時任華東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物理老師張大同有違師德的行為。最近，未成年人和在校學生受性侵犯事件再次被頻頻曝光。其中一些案例更是涉及眾多受害人，而施害人往往得以長期逍遙法外，作案時間之久令人瞠目結舌。究竟是什麼原因促使大多數的受害人在被害後選擇緘默，以至於施害人能屢屢得逞呢？

我的研究領域是組織經濟學，想從組織經濟學的角度對此做一些粗淺的分析。我以老師性侵犯學生事件為例，但這個分析也可以用來討論各種組織里擁有權力的人員違法違紀的行為——政府官員貪污受賄，公司經理欺凌底層員工，明星學生性騷擾普通學生等等。

經濟學的基本假設是人們趨利避害。學生舉報與否，決定因素當然很多。但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學校——校長或是相關的校領導——會怎樣處理舉報。如果學校選擇不調查，那舉報對學生難免弊大於利。但即使學校選擇調查，故事並沒有結束，因為學校仍然要決定調查的力度：究竟是踏踏實實、真刀真槍的調查，還是避重就輕、走走過場？

真刀真槍的調查對學校來說有許多成本。首先調查取證過程會波及很多學生老師甚至家長。紙包不住火，老師被調查的消息一經傳播，學校的聲譽和以後的生源都會受到影響。其次，嚴肅的調查還會讓老師覺得不被學校信任，懷疑學校是不是故意和老師過不去。老師說不定會消極怠工，甚至加盟競爭對手學校。

小範圍走形式的調查對學校來說成本要可控的多。老師被調查的負面新聞不容易傳出去，學校的聲譽可以得到保全。而且，走走過場的調查省時省力，調查可以因為證據不足而草草收場， 最多小小警告一下老師。這種不痛不癢的結果會讓老師對學校心生感激，用自己的業績和忠誠來報答學校的手下留情。學生也很難要求更多，畢竟已經調查過了。

所以從學校的角度，與其吃力不討好的大規模調查，走走形式才是最優策略。這就是為什麼在很多情況下，即使學生舉報了老師，得來的也無非是草草收場的調查，甚至被要求息事寧人。這種情況在被調查者是明星老師時尤為普遍，因為明星老師的聲譽和學校的聲譽緊緊相連。 學校如此，其他的組織也不例外。不少直到最近才被曝光的性侵醜聞的主角——建築大師Richard Meier，傳奇指揮家James Levine，拉斯維加斯之父Steve Wynn，既是他們所在組織舉足輕重的人物，也是多次被舉報而不受懲罰的對象。

理解學校的理性策略後，對學生而言，除非證據確鑿，舉報老師往往弊大於利：既得不到公平的處理，還有可能被學校和老師區別對待。如果老師在業界有影響力，學生畢業以後也會受影響。這樣思考，學生的最佳策略反而是不舉報，至少是在校期間不舉報。而老師的惡行，往往只是成為學校里的流言或公開的秘密。

可怕也可悲的是，當理解學校以及學生的策略後，老師的結論就是侵害在校學生的成本很低。於是壞蘋果老師可以隨意妄為，有恃無恐——尤其當對學生的升學或評測手握生殺大權時。這就是為什麼美國體操隊隊醫Larry Nassar得以性侵超過150名頂尖運動員，為什麼賓州州立大學橄欖球助理教練Jerry Sandusky得以性侵超過40名男童，為什麼張大同，一位物理高考命題人，物理競賽金牌教練，得以性侵眾多學生：我們的七名舉報人，以我所知，只是受害學生的冰山一角。

經濟學的分析說明，如果組織里有一個壞蘋果老師，那結果就是老師多次作惡，學生保持沉默，學校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正義不被伸張。這令人絕望的結果也許就是經濟學常常被稱為「絕望科學」的原因之一。但經濟學的分析也能幫助我們找到問題的關鍵，從絕望中尋找希望。有關校園性侵，問題的關鍵，在於學校的多重任務道德風險。

多重任務道德風險模型是經濟學家解釋組織內部各種效率低下最重要的一個模型。它由Bengt Holmstrom（201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也是我的博士導師之一）和Paul Milgrom兩位教授1991年提出。這個模型的基本結論之一，通俗的說，就是「不能指望同一個人全心全意的做兩件相互衝突的任務」。

在校園性侵的例子里，學校有多重任務：一方面，需要老師好好工作，為學校建立良好的聲譽。另一方面，需要找出真相，保護學生。但問題是，這兩個任務是有衝突的。當學校加強力度調查被舉報的老師，結果就是聲譽受損，老師離開，學生生源受影響。當社會對學校的評價主要在於升學率和競賽成績時，怎麼可能指望校領導（或任何和學校利益與共的人）好好調查問題老師，保護受害學生？

想要解決這個問題，多重任務道德風險模型給出了幾個方向。首先，由於社會對學校在贏取聲譽方面給了很強的激勵， 所以想要學校好好調查問題老師，也需要給出強激勵：如果發現學校領導不好好調查，要進行問責和嚴肅處理。最近的"MeToo 運動"就是一種這樣的強激勵。MeToo迫使學校（和各色組織）做出雷厲風行的調查，所以最近Meier， Levine，和Wynn才會落馬。但強激勵不能僅僅靠運動來支撐。 一方面，運動給出的激勵太強，容易矯枉過正。另一方面，運動來的快，去的也快，給出的激勵不容易長久。更好的方法是以運動為契機，明確規章制度，激勵學校認真調查。

多重任務道德風險模型的另一個推論是，相互衝突的任務最好由不同的人來做。所以當學生舉報時，最好由和學校沒有相關利益的人來處理。問題是，和學校完全沒有相關利益的人通常來自學校外部，不容易獲取有效的信息。好的調查人的選擇，需要在「信息」和「利益」之間作出權衡。怎樣設計好的機制來選擇好的監督者並使之有效的工作，是經濟學家值得思考的題目。

另外，即使問題老師被解僱，現在普遍的情況是學校會選擇盡量不予聲張，維護學校的名譽。但後果就是這些老師有可能會去新的學校並重蹈覆轍。從多重任務道德風險模型的角度出發，保持學校的名譽和揭露性侵犯醜聞是兩個衝突的任務， 這兩個任務也需要不同的人來做。一個解決方法是設立獨立機構，建立黑名單，把信息告知大眾，讓學生對有性侵犯歷史的老師有所警惕，防患於未然。

最後，解決校園性侵問題，除了制度上的改進，改變人們對舉報者的態度也很關鍵。對性侵事件的看法上，人們容易陷入一個認知誤區。以張大同事件為例，我的一位中學校友評論道，「這樣的事情就算有，估計也不多，不然不可能到今天才被揭發」。這種「沒見到所以不存在」的邏輯， 雖然乍一聽不無道理，但事實上僅適用於信息可以自然傳播時。當信息的流通受到利益的影響，它的傳播就會受到扭曲。利益之手會讓我們難以分辨真相，作出錯誤的判讀。

最近聽到名嘴Charlie Rose被舉報長期性侵犯時，雖然閃過 「那不可能吧，羅斯是多麼的溫文爾雅，睿智風趣，談吐如此優雅，從來沒有負面新聞，這事是不是有什麼陰謀」 的念頭，但我也知道，因為利益的原因，組織里如果有一個壞蘋果，那很可能的結果就是惡行不為所知，無論壞蘋果作惡多少次。理解了多重任務道德風險的邏輯，讓我聽到性侵犯舉報時能夠「少懷疑舉報動機，多關愛且寬容舉報者」。這種態度幫助我在Charlie Rose事件上做出了正確的判斷。但這種態度更重要的作用是給受害者們一個被聆聽的機會，讓受害者們敢於站出來。雖然受害者們能站出來只是反抗校園性侵犯的第一步，但沒有這一步，正義永遠無法得到聲張。

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刊立場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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