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巴蜀印章的研究成果及其價值意義
關於巴蜀印章的研究成果及其價值意義
文/葉 瑩
四川省美術家協會理論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
【摘 要】
巴蜀印章不論是在考古學、文字學還是篆刻學方面，都具有獨特的價值意義，而現今研究尚在初步階段，研究範圍和方法還有待加強和改進，因此，對現有研究成果的梳理和總結顯得尤為重要。本文以學術界對於巴蜀印章的研究成果作為考察對象，以文獻梳理和史學史研究的方式對業界現有的相關成果進行分類、比較和評述。文章依據研究性質的不同切入點，從考古研究、文字釋讀、篆刻創作三方面展開論述，從中總結出巴蜀印章現階段的研究成果及其價值意義，以及所存在的問題，以茲為將來研究提供借鑒。
【關鍵詞】
巴蜀文化 巴蜀文字 文獻 分類
蜀人最早活動在岷江上游地區，後來逐漸遷徙到成都平原，在四川盆地西部建立了古蜀國。巴人最早在漢江流域，於夷城（今湖北省長陽縣境內）建立了第一個首都，之後巴人受楚人壓迫，遷徙到重慶地區，主要在四川盆地東部活動。因此，形成了巴蜀兩大古國在四川盆地內一東一西的分布格局，後來巴蜀兩族的文化很快就合流了，形成考古學中的「巴蜀文化」。直至公元前316年，巴和蜀都被秦所滅，巴蜀文化逐漸融入中原文化的歷史長河中。
目前，考古界約定俗成的「巴蜀印章」概念及其研究，便是立足於對「巴蜀文化」的研究基礎上，巴蜀印章主要指戰國至西漢早期於墓葬中出土的非漢字圖符印。
一、考古研究方面
巴蜀印章的出土主要始於20世紀50年代。1954年四川博物院（時稱四川省博物館，2009年新館落成後更名四川博物院，文中以現名指代）在廣元昭化寶輪院、重慶巴縣冬筍壩出土了戰國晚期至秦朝前後的一批巴蜀印章。之後陸續在四川、重慶出土，而毗鄰的湖北清江流域和陝西漢江流域等地也有零星發現。針對這些發現，業界許多專家做了整理統計，如劉豫川先生在《巴蜀符號印章的初步研究》［1］中對印章的出土情況、形制（分為六大類）、源流、功用等做了詳細的分析；黃家祥先生在《個性光鮮的巴蜀印》［2］中對現今巴蜀印章在四川、重慶的出土地點和分布情況進行了整理，並繪製了出土巴蜀印章分布圖，制了出土巴蜀印統計表，以地理位置為坐標，統計出各出土地巴蜀印章數量分布及形制。從這些統計中我們可以看出：巴蜀印章在古蜀國邊境地區出土較多，其中以四川省雅安市滎經縣出土數量為最。
從出土情況來看，巴蜀印章多在墓主腰部、頸部隨葬。一般出土在船棺葬墓及土坑墓中，而土坑槨墓則一般無印章或很少。這種現象可歸納為：巴蜀本地葬制的墓中才有巴蜀印章出土，且多出在邊境地區，而中原葬制的墓則基本沒有巴蜀印章出現。
對於巴蜀印章的輯錄過去很少，只有少數收入譜錄，如龔心釗《瞻麓齋古印征》《濱虹草堂藏古璽印》《古圖形璽印匯》等。後來隨著考古發現的增多才陸續增加，例如：1983年四川博物院劉瑛女士發表了《巴蜀銅器紋飾圖錄》，刊登在《文物資料叢刊》第7輯中，收錄了一些近年來出土的符號印章。1998年四川省文物局高文先生出版了《巴蜀銅印》（圖1）一書，輯錄了戰國巴蜀銅印122枚、秦印6枚，是一次重要的集中整理。書中一一拓出印文、刊登出印章照片，註明每方印章的時代、形狀、規格、出處等詳細資料。桐城姚石倩曾在成都編有《渴齋藏印》，為宜賓博物館周植桑所藏，其中有不少未曾發表過的巴蜀古印，在此書中也首次公布。
在這些出土情況及輯錄的整理上，許多專家就巴蜀印章的源流、功用等展開研究，總結來看，主要有以下幾個觀點：
（一）巴蜀印章與中原印章同源
在滎經縣烈太鄉戰國土坑墓中和巴蜀印章同時出土的有中原形制「百」字方印一顆。滎經縣曾家溝村出土的半似漢字偏旁半似巴蜀符號的印，也體現出巴蜀印章受到中原印章的影響。還有其他漢字印與巴蜀印同墓出土的情況，如：滎經縣同心村戰國墓出土了「萬歲」、「敬事」（圖2）、「可行」、「官」，巴縣冬筍壩船棺葬戰國墓出土了「中仁」「富貴」「萬歲」「敬事」，蘆山縣則收集到「楊為」（圖3）、「日利宜泉」（圖4）、「日利」、「王子」（圖5）等印，可見漢字印章與巴蜀印章兩者並行的證明。這些漢字印文的書法風格與秦文字相近，其中有半通印加「日」字格，也有加「田」字格的，或為受中原印章影響。這些都說明在戰國時期就有巴蜀印章與中原印章的並存現象，由此可推測出，戰國之前中原文化已在巴蜀地區流傳。
◎ 圖1 《巴蜀銅印》封面
◎ 圖2 戰國 敬事 銅印嚴道古城遺址博物館藏
◎ 圖3 戰國 楊為 銅印蘆山縣博物館藏
◎ 圖4 戰國 日利宜泉 銅印蘆山縣博物館藏
◎ 圖5 戰國 王子 銅印蘆山縣博物館藏
其實，關於巴蜀文化與中原文化的淵源，早就有史可傳，如「蜀與夏同源」「禹興於西羌」等。東晉常璩《華陽國志·蜀志》：「蜀之為國，肇於人皇，與巴同囿。至黃帝，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陽，是為帝嚳（按：應作顓頊）；封其支庶於蜀，世為侯伯。歷夏、商、周，武王伐紂，蜀與焉。」［3］但是對此史家多有懷疑。20世紀50年代，針對史家的否定，徐中舒先生指出：「秦滅蜀前，蜀的歷史，現在保存於《華陽國志·蜀志》及《蜀王本紀》中……是歷代相傳的舊說。」［4］李學勤先生根據《大戴禮記·帝系》所記的先秦傳說進一步指出：「傳說中的世系顯示，蜀和虞、夏、楚有共同的先世。」「蜀、夏同出於顓頊的傳說絕不是偶然的。」［5］因此，從文獻角度來看，蜀與夏有同源關係。
西周時期，巴蜀與周也有密切關係，巴、蜀都參加過牧野之戰，此後臣屬於周，是周之方國或諸侯。《華陽國志·巴志》：「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於巴。」《華陽國志·蜀志》：「文王之化，被乎江漢之域；秦豳同詠，故有夏聲。」［6］而蜀也「奉王職」。可見，周在社會經濟文化等方面自然而然會影響到巴蜀。
從巴蜀印與中原印的共存現象和歷史文獻來看，戰國之前中原文化已在巴蜀地區流傳，並影響著巴蜀文化。南朝蕭統《文選》卷四載左思《蜀都賦》，劉逵注引《地理志》中記，秦滅巴蜀以後，「蜀人始通中國，言語頗與華同」［7］。雖然筆者不認為蜀人此時才「始通中國」，但可以更加明確的是戰國中期中原的語言與蜀人的語言已經非常相近了，中原的文字流行於巴蜀地區則不言而喻。
因此，就有學者認為巴蜀印是受了中原印的影響而產生的。如美國學者羅伯特·瓊斯在《四川出土青銅晚期印章》［8］中認為，四川多山的地理環境和巴蜀統治者的保守性使中原物質文化滲入緩慢，因此巴蜀印章的出現，比中原要晚大約200年。他把巴蜀出土的印章分為兩種類型：一種為中原式，一般無飾紐，多方印和長方印；另一種為巴蜀式，有飾紐，既大又圓，多為陰刻。中原式印文大都是吉語和警句，巴蜀式印文可能也是如此，大概是護身符、飾物和隨葬品。他還認為，秦滅巴蜀以前，巴蜀受楚文化影響較多；秦滅巴蜀以後，則主要受秦文化的影響。高文先生認為：「戰國期間巴蜀地區與中原地區的經濟文化交流甚密，而當時中原的漢字已在巴蜀地區流行，巴人和蜀人在這時似乎不大可能摒棄漢字不用，而另行創造一種極為原始的文字體系，所以他們認為巴蜀印章上的符號不是文字。」［9］
但是筆者認為，這裡有個悖論，即巴蜀印章上的符號可能並不是在中原文字傳入巴蜀之後而創造的，相反這種印章上的符號應該是中原文字傳入前，巴蜀地區就已經在使用的類似於符號的文字。近年來業界也多認為早就有巴蜀文字的存在，文章將在第二部分詳細論述。
（二）巴蜀印章影響了秦漢印章發展
從分析現今巴蜀印和漢字印同墓出土的情況來看，過去我們認為開啟巴蜀符號印章之源的船棺葬漢字印章，其實均是出自公元前316年秦滅巴蜀以後的墓葬。重慶劉豫川先生在《巴蜀符號印章的初步研究》中認為：
這些印形多半通，有界格，印文多吉語類，正是秦印的特點。可以認為，只有這些漢字印章才與秦人或者秦人的影響有關，而自來就發達的巴蜀符號印章，不可能從中找到本源。
比較而言，具有圖形特徵的戰國初期的巴蜀符號印章，目前在全國也是出土印章中時代較早的。我們由此推想，秦漢「肖形印」的大量出現或許倒是來自巴蜀的影響。在漢代，有一種鐫刻騎馬圖形的長方肖形印，旁有「王」符號（圖6）。騎馬圖雖為漢代風格，「王」卻顯然從巴蜀符號印章「王」（圖7）中脫胎而來。類似情況印譜中不止一例。如果這種影響確實，當是古代巴蜀民族對秦漢文化的一項貢獻。［10］
◎ 圖6 漢 「王」字元號肖形印
◎ 圖7 戰國 「王」字元號巴蜀印章-嚴道古城遺址博物館藏
因此，巴蜀印章與中原印章的並存現象指示出兩個方面：一方面巴蜀印章與中原印章同源，巴蜀文化在戰國之前就到已受到中原文化影響。但另一方面，巴蜀印章並不是受到漢字印章的影響才產生的，正相反，巴蜀印章可能後來還影響了秦漢印章的發展與演變。
（三）巴蜀印章乃璽節之流亞
滎經何元粲先生在《「巴蜀印章」與古代商旅》一文中也指出過巴蜀印章與中原印章的同源關係，還認為巴蜀印章可視為西周璽節之流亞。他指出：
（巴蜀印章）和中原印章一樣，都源於西周時期的璽節，是商貿管理制度的產物。
巴蜀印章在開明王朝時期，是官方所頒發的由商人持之以通關的通行證明。在秦時演變成私印，並使用至漢初，為與邊徼（部）族貿易的信物，其印紋具有名片和商標功能。巴蜀印章多發現在蜀的邊徼貿易重鎮，其圖紋並非文字，所以未被秦的統一文字措施所消除。
漢武帝後期強力推行重農抑商政策，並實行鹽鐵官營以後，巴蜀印章已完成其歷史使命，因而消失了。［11］
（四）巴蜀印章用以區分官階大小
重慶胡昌健先生在《巴蜀銅印章探微》中指出：
（巴蜀印章）從印章的大小、圖案的異同來推測巴蜀「土著官」的官階地位、族屬等。形制大些的印，印主的官階也大，反之亦然，尤其是這些印上有漢字「王」字（圖8），比較能說明是官印。而印上的圖案則是特定的，表明為某官階所用。
這種印章類似後來元代的「押印」，即以特定的圖案來區別印主，用以鈴蓋封泥，而不用漢字印鈴蓋。［12］
◎ 圖8 戰國 巴蜀印章 嚴道古城遺址博物館藏
（五）巴族印章——中國最古的實用印章
1988年至1989年在湖北清江的長陽縣發掘出了商周時期的香爐石文化遺址，被學界認為是早期巴人的遺存。遺址中發現了2枚陶印，時代約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即為西周早期。一方印面大致呈圓形，直徑1.9厘米，上端破損，現存高度4.5厘米；另一方印面呈橢圓形，長徑1.9厘米，短徑1.2厘米，其上端亦破損，現存高度5厘米。（圖9）
◎ 圖9 西周早期 巴族陶印
日本成家徹郎先生在《巴蜀印章試探》中認為這些巴族印章是中國最古老的實用印章。
巴族公元前2000年在中國大陸東部地區進行貿易活動，這些陶印便是巴族在貿易活動中使用的東西，在中國大陸，陶印之後暫時還沒有使用實用印章。這是因為巴族逐漸被楚族壓迫遷徙三峽以西，商業活動廢棄，因而留下一段空白。大概公元前6世紀左右，四川製作了巴蜀印章。
巴蜀印章不是實用的，而是個人喜愛的乞求神靈保佑的護符、避邪物或裝飾用的附屬品。公元前6世紀以降的巴族已非商業民族，因此，不可能應用於商業活動。［13］
當然他也認可了比陶印更早的「安陽三璽」是殷墟時代之物，但是卻認為：
（安陽三璽）並非實用品，為何製造呢？此乃摹仿印度河文明印章所作之附屬品，經西藏游牧民和巴族之手流傳而來。只是，商王國以及其後的西周時代，社會還沒有發達到視印章為必需品的程度。因此，即使印章業已存在，在社會上也不會大量地出現。西周時代存在著製作這種印章的可能性，但即使已經製作，也不會起實用作用，肯定是用作裝飾身體的首飾或被視為珍貴的物品或新奇的東西。［14］
筆者認為，巴族印章是中國最古的實用印章這一觀點還有待商榷。因為在巴族陶印的時代前，除了有「安陽三璽」外，1998年秋安陽市西郊市水利局院內還出土了一方有殷墟地層層位的饕餮紋銅璽，其形制與鑄造工藝幾乎與「安陽三璽」極為相似。這方銅璽可以和舊出的三璽相互印證，消除了人們的疑慮。因此我們可以說，早在商代晚期，已經有古璽的存在，甚至比我們過去想像的要成熟發達得多。如果不是出於實用目的，只是單純地模仿和裝飾，很難達到如此成熟度。徐暢先生於1986年曾撰寫了《商璽考證》，考證出「安陽三璽」第一方為「亞禽氏」，第二方為「子亘□□」，第三方為「瞿甲」。2016年6月，陝西省渭南市文物旅遊局在陝西省澄城縣王莊鎮柳泉村墓葬搶救性清理髮掘過程中，意外發現了西周早期的龍紐玉璽（圖10）和青銅簋各一件。玉璽印文所表達的內容，可能是一種表義性的文字畫，初步分析第一個字為「龍」或「蜀」，第二個字為「鹿」，第三個字為「虎」，第四個字為「鷹」。這枚玉印是目前中國發現最早的龍紐玉璽。直至目前，商周時期發現的璽印均以鼻紐為主，而這枚璽印突兀地使用了立體的龍紐，在印紐史上是空前的創製。從成熟度上看，此方印章比香爐石的陶印也要成熟，因此，認為香爐石的陶印是中國最古的實用印章之說較難成立。
◎ 圖10 西周早期 龍紐玉璽
（六）巴蜀的印章文化可追溯到更早
雖然成家徹郎先生的觀點還有待商榷，但是他卻試圖把巴蜀治印的歷史向前推了近千年，實物證明至少在西周早期，巴蜀就已經有了印章文化的存在。巴蜀印能夠和中原印一樣作為中國璽印的鼻祖，在我國印學史上佔據重要地位。
另外，如果說巴族在公元前2000年（夏朝）已經在中國大陸進行貿易活動，陶印是貿易活動中使用的東西；再如上所述，巴蜀印章與中原印章有同源關係，「安陽三璽」等也證明早在商代就有中原印章，既然同源，那是否巴蜀在夏商時期也有印章文化存在的可能性？
考古學上夏商時代的三星堆文化或古蜀文化是從20世紀80年代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發掘後，才被學術界廣泛接受的。20世紀50年代初發掘的以東周船棺葬為代表的青銅文化（巴蜀印章主要存在於這一時期），沿用了20世紀40年代衛聚賢先生的「巴蜀文化」一說。夏商的三星堆文化比東周的巴蜀文化早，故稱「古蜀文化」。20世紀90年代後半期，成都平原又發現比三星堆更早的龍山時代至夏代的古城群，它們是比三星堆文化更早的寶墩文化。
這樣我們可以將古蜀文化的演進簡單歸納為如下線索：以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為代表的寶墩文化（蠶叢、柏灌時期），中原文化為龍山文化至夏代早期（公元前2700—1800年）→以三星堆遺址為代表的三星堆文化（魚鳧時期），中原文化為夏代後期至商代後期（公元前1800—1200年）→以成都金沙遺址為代表的十二橋文化（杜宇時期），中原文化為商代後期至春秋時期（公元前1200—500年）→以成都商業街船棺、獨木棺墓葬為代表的巴蜀文化（開明時期），中原文化為戰國時期（公元前500—316年）→秦滅巴蜀（公元前316年），輝煌壯美的古蜀文明後來融入漢文化圈，成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巴蜀印章雖然主要屬於「巴蜀文化」，但巴與蜀的印章文化可以追溯到更早，從中能折射出更早的巴人和蜀人的文化形態。
巴蜀印章上的印文符號，與在廣漢三星堆遺址中發現的許多符號相似，這些印文符號很有可能是從三星堆文化發展而來。因此，對於巴蜀印章的印文研究以及對這些巴蜀符號是否是文字的考證，就顯得尤為重要。國際史學界曾將文字、青銅文明、城市與農耕四點作為區分考古學中文化與文明的衡量標準，而青銅文明、城市與農耕三星堆皆而有之，但文字還尚存有爭議，因此，如果考證出三星堆青銅器或巴蜀印章上的文字，將是衡量三星堆是文化還是文明的關鍵。對於這些符號的破解，也必將引起史學界對巴蜀文化新一輪的關注，對三星堆眾多未解之謎、古蜀國消失之謎的破解也將起到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
二、文字釋讀方面
關於巴蜀印章的探討已經很多年了，其中最焦點的問題還是印面上的符號是不是文字？近年來，不斷有巴蜀印章和相同時期的青銅器出土，大家發現在許多巴蜀器物上也有這種同樣的符號，特別是在數量眾多的巴蜀兵器上，這為研究提供了可資對比的材料。現今普遍的觀點是認為這些符號就是文字，是世界罕有的尚未得到解讀的古文字之一，這種文字一旦得到解讀，將會成為學術界的大事。
在進一步探討這種古文字之前，我們先來看一看古人關於巴蜀文字的記載。西漢揚雄《蜀王本紀》中有一種武斷的說法，左思《蜀都賦》劉逵注曾經摘抄了下來，在曆數蠶叢、魚鳧、開明等世後說：「是時人萌（民）椎髻左言，不曉文字，未有禮樂。」［15］雖然後來《華陽國志》中認為蜀人必有其文字，但直到20世紀初，業界的普遍觀點還是認同前者。文字是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發達的古蜀文化卻沒有文字，似乎是一個反常現象。
20世紀20年代，成都北郊白馬寺、壇君廟一帶出土了一批青銅器，後在廣漢太平場也出土了一批。這些青銅器上面有特殊的圖符，當時不少金石家認為這可能是夏代文物和文字。抗日戰爭爆發後，四川以大後方之優勢廣納四海學者，這其中不乏史學家。1941年10月1日衛聚賢先生在《說文月刊》第3卷第4期中刊登了《巴蜀文化》一文，認為這些是春秋戰國時期的巴蜀文物，並提出了「巴蜀文化」這一術語，雖然這一概念並沒有馬上被學界接受，當時商承祚先生還著文爭論，認為那是夏器和夏文。20世紀50年代以來，四川的文物考古工作取得了很大發展，出土的戰國時期器物越來越多，並都有共同的文化特徵。這些實物上往往刻有類似於文字的「巴蜀符號」。
幾乎在巴蜀符號問世的同時，考古學家又在20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陸續出土的巴蜀銅戈上發現大量銘文，這些銘文跟巴蜀符號似乎不是一個文字系統，考古界稱之為「巴蜀戈文」。
1972年，四川博物院在郫縣獨柏樹發現一件長鬍青銅戈，援部刻有銘文一行十餘字（圖11）。1973年，重慶市博物館在萬縣新田發現一件中胡三穿青銅戈，援脊下側有巴蜀符號一行三個，援脊上側有銘文一行。另外，在郫縣張家碾、新都、什邡、峨眉符溪和渠縣，又先後發現了相同類型的青銅戈和銘文。其實，早在1959年，湖南常德德山26號戰國墓中，即已發現此類巴蜀式戈，上有銘文十餘個，當時業界認為這是一種早期的楚文字。近年來，在湖南、陝西等地，也發現了類似的巴蜀式戈。童恩正先生認為這些戈上的銘文應該是巴蜀文字：「這種文字是方塊字，而非拼音字；是直行，而非橫行。它和漢字一樣，應屬於表意文字的範圍，而且還經歷了相當長的發展歷史，完全脫離了原始的象形階段。」［16］
◎ 圖11 長鬍青銅戈線圖
從這些出土情況來看，古巴蜀不僅可能有文字，而且還出現了兩種同時存在的可能是文字的圖符，這讓大家欣喜不已。而巴蜀印章上的圖符似乎兼有巴蜀符號與巴蜀戈文的特徵。
劉豫川先生就將巴蜀印章的單體符號分成了三組（圖12）：甲組為明顯的象形符號；乙組為形態抽象但穩定，而且多次出現的基本符號；丙組為暫不能掌握規律的其他符號，少量筆畫硬直，絕大多數則屈曲隨意。丙組的符號就與「巴蜀戈文」形態一致，「巴蜀戈文」中有的單個字體在印章符號中完全有對應的寫法。他還指出李學勤先生巴蜀文字分成甲、乙兩類有待商榷。因為，巴蜀上層統治者能用漢文，在這一地域如果再用並行的兩套獨特文字（已不能以巴蜀各一套來解釋），當不好理解。從印章中符號組合的情況來看，這兩者當是一個系統。［17］
◎ 圖12 巴蜀印章單體符號
（一）巴蜀是否有文字
鑒於以上的出土情況，學術界產生了不少爭論，形成了不同的學術觀點，現整理如下：
1．巴蜀無文字
李復華、王家祐二先生在《關於「巴蜀圖語」的幾點看法》中認為，青銅器上的這些符號絕大多數是些具體的實物圖像，沒有動詞、形容詞、接續詞，也沒有數目字，似乎不能構成文句，只用以看圖解意。其單符的象形直接提供了「看圖識字」或「望文生義」的直覺感，是「圖像的語言」，因此稱它們為「巴蜀圖語」（圖13）。［18］還有人把巴蜀符號當作宗教、巫術或圖騰的標記，稱其為「圖騰藝術」，否認它是文字。鄧廷良先生就主張巴人銅器上的符號是巴人及其有關部族圖騰的徽紋。［19］高文先生也依據巴蜀印章與一些漢字吉語印、格言印並存的情況，認為巴蜀印文可能是帶有原始巫術神秘色彩的吉祥符號。他還認為由於巴蜀符號絕大部分刻在兵器上，可能多與戰爭有關；另還有一類有部族和氏族徽號的意義。［20］
◎ 圖13 「巴蜀圖語」印章
孫華先生在《巴蜀符號初論》中指出：「巴蜀符號」在眾多兵器上出現，絕非偶然。因此「巴蜀符號」是一種帶有原始巫術色彩的吉祥符號，而不是文字。文字是由物件記事、符號記事、圖畫記事引導出來的，但這些物件、符號、圖畫本身並不是文字，它們只起備忘作用，而不能完整記錄語言。所以他稱這些圖像為「巴蜀符號」，這些符號不能單個予以宣讀，只能成組進行解釋。他所舉「巴蜀符號」不是文字的理由有三點：一是它的數量、種類太少；二是圖形極端紛繁和不規範；三是與漢字共存。由於產生時代既晚，流行時間不長，而且漢字業已在巴蜀流行，因此「巴蜀符號」不可能、也無必要向文字演變。［21］
2．巴蜀有文字
四川博物院在1960年《四川船棺葬發掘報告》中指出巴蜀符號屬於文字系統，並記巴蜀文字一共分為兩類：一類是「符號」，另一類是「似漢字而又非漢字者」。［22］童恩正先生在《古代的巴蜀》一文中，認為後者無疑是巴蜀文字。他認為：「當巴蜀兩族進入階級社會以後，文字的出現和使用，應當是帶有必然性的。中原文字，在巴蜀境內亦應有所流行。與此同時，在春秋戰國時代，本地還有另一種文字，這可能是巴蜀兩族自己的創造。」［23］李學勤、段渝先生等進一步將巴蜀文字分作兩類，並分別做出了闡釋，在後文中將進行討論。
3．是巴族文字
也許是受了揚雄《蜀王本紀》的影響，又或是在20世紀50年代，巴縣冬筍壩、廣元寶輪院等巴地率先出土了一大批文字器物，於是許多學者便認為這些是「巴族文字」。例如，徐中舒先生深信《蜀王本紀》中蜀人不曉文字那段話，不贊成衛聚賢把四川銅器上異於中原的文字系統，都當作巴蜀文化。他還斷定說，如果這些兵器上不可識別的繪畫就是文字，那也應與蜀無關。所以他把這些文字稱為「巴文」。［24］鄧少琴先生認為，已經發現了巴人使用的象形文字，這種巴文處於最初創字階段，有些有如圖畫，推想它與漢字的構造可能具有一些共同基礎。［25］
4．是蜀族文字
蒙文通先生根據史籍考訂出蜀有文字，與中原的區別只是存在部分相異的方言和新字。［26］羅開玉先生對巴蜀文字進行了分期斷代研究，將這些文字分為五期，從中可以看出巴蜀文字由少到多、由簡單到複雜，而後迅速消亡的過程。在分析後他指出：「學術界長期以為巴蜀文字創自巴人，其印文是模仿漢字印，現在不必多論，便知其誤。」［27］段渝先生認為：「所謂巴蜀文字和巴蜀符號，如從其起源看，其實是蜀的方塊字和符號（順便指出，所說『蜀』，不是一個單一的族類，而是族屬複雜的民族集團；不是血緣概念，而是地緣概念）。川東巴人使用蜀的文字和符號，當與西周春秋時期蜀地農耕文化向巴地的傳播有關。」「巴蜀方塊字是比較成熟的文字，水平接近甲骨文和金文，與西亞早期文字相比絲毫也不遜色，它的起源可上溯到商代晚期甚至更早。它無疑是蜀人發明創造的成果，巴人正是借用蜀人的古文字，而不是相反。」［28］
（二）巴蜀文字的種類
1．巴蜀文字分兩類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巴蜀文字確實存在，只是說它有不同的種類，現今業界的普遍觀點是巴蜀文字分為兩類。
李學勤先生將巴蜀文字分為甲乙兩類：「巴蜀圖語」或「巴蜀符號」為「巴蜀文字甲」，脫離了象形的「巴蜀戈文」為「巴蜀文字乙」。他認為：「巴蜀文字乙是一種文字，研究者是公認的；而巴蜀文字甲是不是文字，還有人在懷疑。」他舉出巴縣冬筍壩50號墓出土的三枚半通印，其中的兩枚是漢字印，印文皆為「中仁」；而另一枚的印文卻是屬於「巴蜀文字甲」的兩個字，「這顯然只能理解為文字了」。另外，他認為在出土的巴蜀銅戈上，既有「巴蜀文字甲」同時又有「巴蜀文字乙」，可見後者不太可能是前者的草體。
隨後，他又把「巴蜀文字甲」分為兩種：一種是常見的、重複出現的，比較簡化，各自獨立，可能用以表音；另一種不常見的，比較複雜和象形，可能用以表意。［29］
段渝先生同意李學勤先生的觀點，他把巴蜀文字分為兩系：一為巴蜀方塊字即表意文字（巴蜀文字乙），一為巴蜀符號即象形文字（巴蜀文字甲）。
至於巴蜀方塊字，他認為是比象形字進步許多的成熟的方塊表意字。從出土情況看，上限可到春秋晚期，下限則在戰國末葉秦統一巴蜀以後。但他認為從字形的發展演變規律出發，巴蜀方塊字既已簡化、進步到如此程度，其起源必定會早得多。他又以廣漢三星堆遺址和成都十二橋遺址考古所得的古文字資料作為佐證，指出商代晚期的三星堆、十二橋文字與春秋戰國時期巴蜀青銅戈銘文是一系相傳的古文字。因此，至少在商代晚期，巴蜀方塊字已經趨於成熟。又考慮到三星堆、十二橋文字的進步程度，認為其濫觴期還應予以提前。
至於巴蜀符號，他認為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直觀象形、比較繁複的符號，暫稱巴蜀符號Ⅰ，分為5型單符；一類是不易看出象形、經過簡化的抽象符號，暫稱巴蜀符號Ⅱ。他還認為，目前出土的年代是在春秋晚期至戰國以至秦統一巴蜀以後。但此時的巴蜀符號已經過了很長的演化期。他又將之與廣漢三星堆的符號相比較，認為二者是一脈相承的關係，可見在商代晚期就有了巴蜀符號。而早於三星堆年代的巴蜀符號，目前尚無發現，因此他將商代晚期作為巴蜀符號的濫觴期。
因此，段渝先生認為，這兩類是巴蜀境內並行不悖的兩大系列文字，巴蜀符號的起源晚於巴蜀方塊字。［30］
2．巴蜀文字屬於與彝文相近的音節文字
錢玉趾先生認為成都百花潭戰國墓出土的銅鍪蓋上外圈三組圖紋是以螺旋紋線為主的拼音字母。根據那些音素音節文字的形象，可稱之為「蠶絲文字」。通觀東方音素文字，大都有此種特徵。他又對郫縣、新都等地發現的銅戈等銘文加以研究，認為那是拼音文字體系的音節文字，因為與彝文相比，有著驚人的相似性，故推測古蜀語法是賓語在謂語之前的「左言」。［31］
他認為巴族文字和蜀族文字分成兩個系統：郫縣獨柏樹、萬縣新田和長沙銅戈銘文，雖然是音節文字類型，但有些字尚未脫離象形，當是巴族文字；而郫縣張家碾、新都、什邡、峨眉符溪和湖南常德銅戈銘文，已較符號化，屬於與彝文相同的音節文字類型，當是蜀族文字。但它們兩者都不是純粹的音節文字，只不過蜀族的音節文字純度要高一點。［32］
這一觀點，在學術界引起了很大的爭論，魏學峰、段渝、劉志一先生等都專門撰文反駁。
3．巴蜀文字與《岣嶁碑》、道教秘文
馮廣宏先生認為，湖南的《岣嶁碑》的碑文，因其字非篆非籀，無法釋讀，成為千古之謎，但它極有可能是巴蜀文字的遺存。近年在四川都江堰大面山岩壁上找到的石刻三字同樣都有巴蜀文字之嫌。他還引用四川大學任乃強、四川博物院王家祐先生的觀點，認為在道教秘文和印章中，還保留著巴蜀文字的孑遺。那些東西，在一般人的眼中，是誰也不識的「天書」。例如著名的道教「三皇文」「復文」和一些符籙，從中都不難剝離出一些巴蜀文字來。近年發現的道教三十六字銅印（圖14），印文也可能多是典型的巴蜀文字。［33］
◎ 圖14 道教三十六字銅印-1992年四川省都江堰市兩河鄉紅梅村出土
（三）巴蜀文字的破譯方法
隨著專家對於巴蜀文字種類及性質的研究，巴蜀文字的破譯工作也在陸續展開。主要來看有以下幾種方法：
1．漢字印與巴蜀字印對比研究
因為巴蜀印章的印文字相同相似較多，表意範圍也較為狹窄，再加上有同時出土的漢字印作為對比研究，似乎更易著手。近年來，馮廣宏先生對於巴蜀文字的研究甚多，撰寫了數十篇專論探討這一問題。他就曾用漢字印與巴蜀字印對比的方法考證出巴縣冬筍壩出土的巴蜀印章「中仁」的寫法。［34］後來他用此方法，結合巴蜀印章的功能，考證出「子」「荊」「孫」三字。而他的入手點就是從漢蜀共用的「王」字開始，他將蘆山縣清源鄉出土的漢字印「王子」與滎經縣同心村出土的帶有「王」字的巴蜀印章作比較而得出該印章上另外一個巴蜀文字就是「子」。［35］
2．用古彝文破譯巴蜀文字
最為代表的是錢玉趾先生。他將巴蜀方塊字與彝文音節文字加以對比，用彝文來解讀巴蜀文字。彝文現存可釋讀的字母較多，如果二者確有其聯繫，那麼與彝文相似的巴蜀方塊字，其讀音就可能與那個彝字基本相同，或者字義也有相近之處。這樣，我們或許就可以得到一把打開巴蜀文字之謎的鑰匙了。
馮廣宏先生認為：「古彝文或創自戰國時期。從時間順序來看，巴蜀文字的創造時代應當早於彝文，後來在創造彝文字母時很可能借用了巴蜀文字的某些字形。彝文里的那個『蜀』字，竟然與新都戈、張家碾戈銘中那個像篆書『朱』的字相似，這就證明了錢君所論有理。不過，錢君所舉新都戈、張家碾戈銘中與彝文字母相同相似的字例，都是近代統一了的表音式彝文，現存古彝文碑碣中並不是那樣寫法。丁椿壽君指出，近30年來，許多人誤把表意的古彝文，看成與今彝文無別的表音文字。他認為，彝文和漢文同屬表意文字體系。如果所論屬實，則巴蜀方塊字自當屬於表意文字範疇，而非表音文字系統。」［36］
據說，四川涼山州的兩位彝族古文字學者胡成榮和窩底子也表示已破譯了三星堆博物館裡陳列的神秘文字元號是古彝文。胡成榮和窩底子通過閱讀有關三星堆文化和涼山彝族文化的書籍，並先後請教過涼山10位著名的彝族畢摩和能準確識別古彝文的民間人士。這些古彝文行家能夠對照畢摩經書，將三星堆博物館裡陳列的62個字元一一進行識讀和釋義。他們認為這些巴蜀古彝文與今西南彝文之間字字相通，句句相通，古今相通，語法也相通，因而可以用古彝族文字準確破譯出來。［37］
而這也引出了一個重要話題，即三星堆文化與彝族文化的同源問題。其實，三星堆自從發現以來，就一直被民間認為與在四川、雲南、貴州一帶生活的彝族人有某種關聯，三星堆文化與彝族文化在器物、文字等方面非常相似，兩種文化很有可能同源。彝族人阿余鐵日也認為：三星堆文化與古彝人有著深厚的淵源，用古彝文可以解讀三星堆的很多神秘符號，三星堆很有可能是古彝人安葬祖靈的二次靈魂葬處，其出土的大量青銅器和玉像可能是古彝人的「祖靈偶像」。［38］
3．以民國漢字系統解讀巴蜀文字
劉振宇、余乃謙先生認為：「（黃賓虹的）釋讀一方面繼承了清代乾嘉學派的優良傳統，另一方面又吸收了現代學術研究的最新成果。」「黃賓虹以民國漢字系統解讀戰國巴蜀土著居民的圖畫符號，可謂中國篆刻史上的創舉。」［39］
4．綜合考量
劉振宇、余乃謙先生在《黃賓虹釋讀巴蜀符號印文稿初探》中指出：「破解巴蜀符號印的關鍵是突破現有思維定式，打破地理、材質、功能的人為劃定。」「要分階段進行，從易到難，首先要確定符號的方向性，其次是基本組合元素的分析，三是從器物製造年代的社會背景宏觀考察其組合規律和文化內涵。」經過這樣的解讀，他們發現：「巴蜀符號的基本組合『虎、蛇、人』具有濃郁的宗教祭祀和禮儀性質，與三星堆文明一脈相承。」［40］
三、篆刻創作方面
從篆刻創作角度來研究巴蜀印章的並不多，周弋寒先生在《巴蜀銅印創作的發展空間》和《巴蜀印章的印學價值》中從當代篆刻創作的角度來談巴蜀印章的價值。他認為巴蜀印章具有獨特的審美價值和廣闊的創作發展空間。一是因為巴蜀印章有圖案文字化和文字圖案化的傾向。因其形制多為圓形，故其文字的空間安排和印面的章法布局亦隨形就勢。這些特點，正符合當今書法篆刻由傳統的純實用性向現代的純藝術性轉變。二是因為巴蜀印章絕大多數是圖案印以及圖案與文字相結合者，且文字至今無法識讀，故在創作中可通過以形換形、以圖補文、以圖補圖、以印補印等方式進行置換。其他的多種文字都可以置換印章上的疑似文字或符號。三是因為巴蜀印章至今未曾開發利用，亦未形成系統研究，故而有廣闊的空間。［41］
結語
綜上所述，本文從考古研究、文字釋讀、篆刻創作三方面對業界現有關於巴蜀印章的研究成果進行了分類梳理並做出了價值評價，巴蜀印章不論是從考古學、文字學還是篆刻學方面都具有獨特的價值意義，而現今業界的研究尚在初步階段，研究範圍和方法還有待加強和改進。特別是在研究中要摒棄過去的思想束縛和程式。例如，巴蜀無文字說最早是受《蜀王本紀》中的影響，但是蜀人「不曉文字」的說法只是建立在揚雄認為古蜀社會經濟文化發展低下這一背景下的，並無實證，卻影響千年。而過去乾嘉學派的方法用在現代考古學迅猛發展的今天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當代的學術研究，又多是從不同的某一切入點展開，故各家爭論較多，難以統一。
古代巴人和蜀人都曾有過自己輝煌燦爛的文化，他們是一群不斷遷徙的神秘族群，史書上對其記載也多語焉不詳，考古學實物證明也有限。從地域上看，僅夏商時代巴蜀地區的考古學文化就有：巫峽以西至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西陵峽以東為中原二里頭文化朝天咀類型；百越系的濮越族群、清江流域的廩君系文化、氐羌系的族群等。多種文化長期共存與交流，巴蜀因此披上了某種神秘色彩。這些巴蜀印章及上面的印文符號，就成了研究古代巴蜀文明的關鍵鑰匙。特別是由於現有巴蜀符號的出土文物較少，而巴蜀印章上的印文符號數量相對較多，如果把這些印文符號和出土的其他器物上的文字元號，以及與巴蜀有關的周邊民族文字進行比較研究，將會呈現出更加完整豐富的巴蜀文明畫卷！
【注釋】
［1］劉豫川：《巴蜀符號印章的初步研究》，《文物》1987年第10期。
［2］黃家祥：《個性光鮮的巴蜀印》，《篆物銘形——圖形印與非漢字系統印章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16年版，第604—620頁。
［3］（晉）常璩著、劉琳校註：《華陽國志新校注》，四川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4］徐中舒：《巴蜀文化初論》（1959年），《論巴蜀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5］李學勤：《〈帝系〉傳說與蜀文化》，《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專輯》，《四川文物》1992年增刊。
［6］同［3］。
［7］（梁）蕭統編、（唐）李善註：《文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8］（美）羅伯特·瓊斯：《四川出土青銅晚期印章》，《四川文物》1992年第2期。
［9］高文：《巴蜀銅印淺析》，《四川文物》1999年第2期，第46頁。
［10］同［1］，第90頁。
［11］何元粲：《「巴蜀印章」與古代商旅》，《四川文物》1990年第2期，第20、21頁。
［12］胡昌健：《巴蜀銅印章探微》，《四川文物》1995年第5期，第36頁。
［13］（日）成家徹郎：《巴蜀印章試探》，《四川文物》2004年第2期，第29、31頁。
［14］同上，第27頁。
［15］同［7］。
［16］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2頁。
［17］同［1］，第87、93頁。
［18］李復華、王家祐：《關於「巴蜀圖語」的幾點看法》，《貴州民族研究》1984年第4期。
［19］鄧廷良：《巴人的圖騰》，《四川史學通訊》1983年第2期。
［20］同［9］，第46頁。
［21］孫華：《巴蜀符號初論》，《四川文物》1984年第1期。
［22］四川省博物館：《四川船棺葬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1960年版。
［23］同［16］，第172頁。
［24］徐中舒：《論巴蜀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31、111頁。
［25］鄧少琴：《巴蜀史跡探索·巴史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6］蒙文通：《巴蜀史的問題》，《巴蜀古史論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96頁。
［27］羅開玉：《晚期巴蜀文化墓葬初步研究》，《成都文物》1991年第3、4期。
［28］段渝：《巴蜀古文字的兩系及其起源》，《考古與文物》1993年第1期。
［29］李學勤：《論新都出土的蜀國青銅器》，《文物》1982年第1期。
［30］同［28］。
［31］錢玉趾：《古蜀地存在過拼音文字——成都百花潭戰國墓出土的銅鍪蓋考》，《四川文物》1988年第6期。
［32］錢玉趾：《巴族文字蜀族文字考辨》，內部資料。
［33］馮廣宏：《巴蜀文字的期待（一）》，《文史雜誌》2004年第1期，第6、9頁。
［34］馮廣宏：《幾個巴蜀文字的釋讀》，《成都文物》1997年第4期。
［35］馮廣宏：《巴蜀銅印文字釋讀》，《成都文物》2000年第2期。
［36］馮廣宏：《巴蜀文字的期待（三）》，《文史雜誌》2004年第3期，第31頁。
［37］《彝族文化解讀三星堆密碼》，新華社成都，2010年11月24日。
［38］同上。
［39］劉振宇、余乃謙：《黃賓虹釋讀巴蜀符號印文稿初探》，《篆物銘形——圖形印與非漢字系統印章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16年版，第637頁。
［40］同上，第628頁。
［41］周弋寒：《巴蜀銅印創作的發展空間》，《四川省第二屆書法理論研討會論文集》，中國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
【參考文獻】
［1］高文、高成剛：《巴蜀銅印》，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年版。
［2］曹錦炎：《古璽通論》，上海書畫出版社1996年版。
［3］劉江：《中國印章藝術史》，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年版。
責任編輯：陳心怡、陳 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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