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資源 岳飛抗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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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飛一貫堅持進取，反對偏安。從他的言論中，不難看出，他為自己訂立了兩個目標：一是近期的，也是最低的目標，即「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二是遠期的，也是最高的目標，即「深入虜庭，縛賊主，喋血馬前」。正因為他心中有滅金這個遠大目標，所以，郾城大捷之後，岳飛向高宗發出一封奏摺：「臣契勘金賊近累敗衂，其虜酋四太子等令老小過河。唯是賊眾尚徘徊於京城南壁一帶，近卻發八千人過河北。此正是陛下中興之時，乃金賊滅亡之日，若不乘勢殄滅，恐貽後患。伏望速賜指揮，令諸路之兵火速並進，庶幾早見成功」。可見此時滅金這個最高目標已經提上了岳飛的日程。
朱仙鎮大捷之後，抗金形勢一片大好：「兩河忠義百萬，聞飛將渡河，奔走惟恐後，各齊兵、糧，以饋義軍，戴盆焚香，迎拜而候之者，充滿道路。虜所置守、令熟視，莫敢誰何，自燕以南，虜之號令不復行矣。兀朮以敗，故復簽軍，以御飛，河北諸郡無一人從之者。」金兵屢戰屢敗，已陷於窮途末路，連金兀朮也不得不哀嘆：「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迫不得已，只好做最後打算，即放棄開封，渡河北遁。
在此局面之下，對岳飛來說，收復失地，恢復故疆似乎已是成竹在胸、指日可待了。下一步，就是要實現自己最高目標，即打到金人的老巢—黃龍府，讓金人俯首稱臣，永絕後患！因此，他激勵將士說：「直到黃龍府，當與諸君痛飲！」
但由於高宗、秦檜的阻撓、破壞，岳飛的遠大抱負終未能如願。
總之，在岳飛看來，黃龍府就是金朝的發祥地，「直抵黃龍府」即是要打到金人的巢穴，也就是要滅亡金朝。滅金是其宿願，一旦實現了畢生為之奮鬥的目標，「當與諸君痛飲」勝利之後的慶功酒。
——鄭傳斌：《岳飛「直抵黃龍府」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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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家軍由三萬多人陡增至十萬人以上，在往後的歲月里，也大體維持此數。與當時各支大軍相比，岳家軍不但兵力最多，而且素質最好，成為名副其實的抗金主力軍。
紹興五年歲末，宋廷下令更改五支屯駐大兵的軍號，命名為行營護軍。張俊軍稱行營中護軍，韓世忠軍稱行營前護軍，岳飛軍稱行營後護軍，劉世光軍稱行營左護軍，吳玠軍稱行營右護軍。岳家軍前後更改了神武右副軍、神武副軍、神武后軍和行營後護軍四個軍號。當時人們習慣「以姓為軍號」，如有張家軍、韓家軍、岳家軍之稱，然而隨著時光之流逝，不論是岳家軍的四個正式軍號，還是張家軍等習慣稱呼，都被人們所遺忘，唯有岳家軍永葆盛譽，這當然決非偶然，正是歷史的公正選擇和淘汰。
——王曾瑜：《盡忠報國：岳飛新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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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幾戰表明，昔日金方的絕對優勢已不復存在，雙方兵力的差距大大縮小，宋、金戰爭開始進入相持階段。這種變化原因在於，宋方在十幾年的抗金戰爭中，逐步形成幾大集團軍，各大集團軍都擁有3萬～8萬人馬，戰鬥力有很大的增強。而金方在長期的戰爭中消耗很大，許多有豐富作戰經驗的將領，或老或故，或在激烈的內鬥中死去，戰鬥力已大為削弱。
但宋方也存在弱點，各集團軍都稱為某家軍，他們之間矛盾甚多，很難協同作戰，而單獨一支難以支撐整個戰局。就岳家軍而言，其人數遠遠沒有擴大到岳飛希望的20萬的程度，他利用金兵避暑的空隙，可以攻取許多州縣，可以用2萬左右的兵力對付近3萬的金兵，但當秋高氣爽來臨之際，情況變了。金兵能夠全部出動，集中9萬人馬對付岳軍，而岳軍已無生力軍可以調動，他的6萬兵力必須分散使用：根據地荊州、襄陽，不能不防守，以免重蹈古人大意失荊州的覆轍；補給線很長，必須有足夠的兵力保證後勤供應；攻佔的地區較廣，不駐兵把守則失，守則兵力分散。僅靠郾城、潁昌兩大據點業已疲累的2萬兵力去對付近5倍於己的敵人，實在太冒險了，一旦戰事失利，步兵要在敵騎跟前越過千里平原安全撤退，簡直是不可能的。岳飛不得已而奉命撤退，應該說是正確的。有的人過高估計岳家軍的實力，以為只要抗命前進，必能趕走金兵，收復故土，那是盲目樂觀的想法。至於有的人批評岳飛撤軍，是誤國、是愚忠的表現，更是錯誤的。
——李裕民：《岳家軍三大問題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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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因其特殊經歷，使其對武將的猜忌更深、更重，對武將的防範重於其他國務，甚至重於抗金雪恥、收復中原之大業。因此高宗在殺岳飛之前，就發生了多起誅殺統兵武將事件。……高宗曾多次表示「武臣少能知義理」，故曾要求心腹大將張俊仿效唐肅宗時中興功臣郭子儀之作為：「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也，若知尊朝廷如子儀，則非特身饗福，子孫昌盛亦如之；若恃兵權之存，而輕視朝廷，有命不即稟，非特子孫不饗福，身亦有不測之禍，卿宜戒之。」並曾對岳飛宣稱「太祖所謂犯吾法者，惟有劍耳！」在此背景下，大臣也多以誅殺武將立威，著名者如張浚屈殺方面大將趙哲、曲端而失陷陝西五路，但高宗因為張浚忠實地執行了防範武將的國策，故並未給予嚴罰。
由此可知，宋高宗誅殺岳飛之事並不與宋太祖「不殺大臣」誓約相衝突，且宋太祖所說的「大臣」本就不含武將，故《避暑漫抄》明確指出是「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高宗於建炎初年曾誅殺了上書人陳東等二人，但沒幾年就在朝野輿論的壓力下予以昭雪，恤及家人。紹興八年宋、金和議時，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書堅決反對，請天子「誅秦檜以謝天下」，由此「高宗震怒，以為訐特，欲正典型。諫者以陳東啟上，上怒為霽，遂貶胡儋耳」。此與岳飛被殺時滿朝大臣無人上書營救恰成對照。或有人認為這是因為人們有懼於秦檜淫威而不敢上書營救的緣故。其實不然，當時秦檜還沒有隻手遮天的威權，而秦檜晚年雖有盡誅胡銓等政敵的圖謀，但也因種種原因而終於未果。故此正可以看出兩宋君臣對於文臣、武將的不同態度。
——顧宏義：《岳飛之死與宋太祖「不殺大臣」誓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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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唐「安史之亂」至宋初，驕兵悍將布列內外，以至於左右政局、興亡國柄，文官的地位和影響空前低落。有鑒於此，宋太祖時即開始剝奪宿將兵權，開始重用文臣。至宋太宗時，不分內外地一概剝奪或限制武將兵權，大興文教，竭力重用文官，形成空前罕見的重文輕武、重文抑武格局，並為後來的君臣奉為「祖宗家法」而恪守不渝。南宋初期，武將勢力趁天下大亂、戰爭頻仍之契機再度崛起，專橫跋扈之將不乏其人，武將凌辱文官之事屢有發生，宋高宗及其朝臣也只能是撫而防之、恨而用之，常恐尾大不掉，伺機「第二次收兵權」。建炎四年（1130），樞密院編修官王銍奉命研究總結「祖宗兵制」，對太祖、太宗削藩鎮、收兵權、恩威並施、相互牽制等「家法」妙策論述精詳。高宗讀後，極為讚賞。從其後三十多年的歷史來看，趙構確實心領神會、力行不怠。張浚、王庶等文官曾輔助宋高宗收兵權，均以失敗告終。但經過這些文官的努力，分割或收奪大將兵權的輿論準備已基本就緒。到紹興十一年，在秦檜、范同等人謀划下，終於收奪韓、張、岳三大將兵權。三人被調離本軍、上調中央任樞密使副後，連福建布衣文人范澄之都洞悉其妙：以前是「將帥為重」，「及陛下一旦出不世之略，憂尾大之禍，駕御籠絡，而寵之以樞密之任，天下之人皆駭矚，而虜人聞之亦禠魄。當此之時，朝廷為重。此輕重之勢，童子能知之矣」。
——姜錫東：《岳飛被害與昭雪問題再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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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之亡的一大原因就是關鍵時刻因「文臣主兵，多次決策錯誤」，包括主戰的李綱等都是如此。宋代政治體制抑制武人，以文臣馭軍，但是整個宋代，文臣領兵很少取得軍事勝利。對西夏的戰爭就是如此，大多數的當世名臣如夏竦、韓琦和范仲淹等先後都去了陝西前線，「但既無力征服對方，也不能扭轉被動挨打的基本戰局，不過維持而已」a。北宋最輝煌的軍事勝利是平定儂智高叛亂，而主帥恰好是狄青。而文人成功的大概只有王韶開熙河。文武本兩途，文人與武人各有所長。漢唐盛世都是文武協力創造的。但宋朝為防止武將，以文人統軍，徒然消耗巨大財力與士兵生命。文人之性情、氣質本不適合戎馬，從其前線的文字亦可見其一二。如果說岳飛之《滿江紅》尚有真偽問題，那麼其《五嶽祠盟記》中「故且養兵休卒，蓄銳待敵，嗣當激勵士卒，功期再戰，北逾沙漠，蹀血虜廷，盡屠夷種。迎二聖，歸京闕，取故地，上版圖」的慷慨激昂，比之范仲淹《漁家傲》中「將軍白髮征夫淚」的哀怨就是兩種精神。後者的詞，說得不客氣一點是表露了畏戰的情緒，這樣的詞流傳於邊地，只能是動搖軍心。北宋之亡已是前車之鑒，但官僚們並沒有清醒，他們繼續陷入歷史的困境中，執著於「重文」政治下「以文馭武」的傳統。南宋諸大將經過多年與金人的作戰，戰鬥力已得到較大提高，即使不能直搗黃龍，但也不至於讓金人僅以「三柩（徽宗、鄭後與邢後之棺）一老傴（高宗母韋後）坐致其稱臣納幣」。南宋以文人統兵，敗戰不斷，最典型的是張浚，其以文人特色的「持重擁兵，去戰陣千里之外」的方式指揮作戰，結果先以富平慘敗丟失整個陝西，符離之潰又導致隆興北伐失敗，徒然耗費國家財力和士兵生命。周密之評最當：「其為人，忠有餘而才不足；雖有志，而昧於用人，短於用兵。」但就因其士大夫身份，敗亦不遭懲罰，後之史臣還不斷地虛美其人。有宋一代文人防範武將的觀念根深蒂固，南宋羅大經就言：「自古夷狄盜賊之禍，所以蔓延滋長，日深一日，其終或至於亡國者，皆將帥之臣玩寇以自安，養寇以自固，譽寇以自重也。」可見，文士們始終將武將看做朝廷之最大隱患。
——張勁松：《岳飛之死與宋代文人政治的歷史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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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飛是金完顏亶、兀朮等與宋趙構、秦檜合謀劃殺害的。岳飛死後，紹興和議簽訂，趙構將江上屯駐大軍，分為10支御前都統司，將兵權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宋金以淮水、秦嶺、大散關為界，劃定疆界。但由於秦檜秉承金的旨意，迫宋作為附庸國臣妾於金。宋這個臣妾的地位，長達23年，直至隆興和議後才得到改變。從這個意義上說，宋朝軍民的血白流了。紹興和約是一個屈辱的、不平等的條約。秦檜作為內奸的角色，永遠綁在歷史的恥辱樁上。紹興時，如無秦檜廁身其間，和約有可能是平等的，岳飛也能幸免於難。
紹興和議也有一定的積極意義。長達16年的戰爭，黃河、長江流域的社會經濟遭受到嚴重的破壞，人民流離失所，家破人亡，賦役沉重，岳飛也看到了這一點，他說：「東南民力，耗敝極矣！」停戰後，宋金雙方由此獲得一個休養生息的時機。此後60年，雙方不少廢並之縣復置，同時又增設了若干新縣，這標誌著當時社會經濟的恢復。收兵權，加強中央集權，也不能說毫無積極意義，開禧時，吳曦叛國降金，宋險些喪失四川之地，原因就在於吳氏世將之弊。
——李昌憲：《也談岳飛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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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須有」，語出秦檜之口。《宋史·岳飛傳》記載：「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云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有人認為「莫須有」的意思是「或許有」。秦檜以此模稜糊弄之詞打發韓世忠，韓氏自然不滿、不服。《辭源》亦作此解。溫州瑞安一帶的方言中保留了大量唐宋遺留的古漢語發音，「莫須有」為其一例，意思是「估摸著有」。
清人俞正燮的《癸巳存稿》以為：「莫須有」應斷為「莫，須有」。「莫」表示秦檜遲疑，「須有」就是必須有。更有人（徐乾學、畢沅等）認為「莫須有」是「必須有」的誤寫。但「莫須有」一詞在宋人文獻中並不少見，如此臆斷古文，難免有先入為主之嫌。
宋史泰斗鄧廣銘先生著《岳飛傳》，雖未直接解釋「莫須有」，但也強調秦檜的態度蠻不講理。王曾瑜先生在校注岳珂《鄂國金佗稡編》時博極史料，精加考究，謂「莫須有」乃宋代常用語彙，意即「豈不須有」，相當於「難道沒有嗎」「難道不是確鑿無疑的嗎」。據此，秦檜強詞奪理、蠻橫囂張的形象躍然紙上。
——卜憲群總撰稿、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撰稿：《中國通史（第3卷）·隋唐五代兩宋》
本內容選自何成剛等主編的《史學閱讀與微課設計叢書 中國古代史（下）》，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