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歐馬克思主義符號學在中國的接受

東歐馬克思主義符號學在中國的接受

Acceptance of Eastern European Marxist Semiotics in China

本文刊載於《符號與傳媒》第16輯

2018年春季號第一期，第70-83頁

摘要：東歐馬克思主義符號學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就已在國內開啟本土化進程，歷經積極引介、深度研究、自覺整理等多個階段，關注視野不斷從文學領域拓展到符號美學、音樂學、哲學、文化學等多個領域，建構了「人道主義馬克思主義」、「交往符號學」、「辯證意義論」、「結構功能符號學」、「意識形態幻象」等系列焦點論題，在本土化進程中逐漸上升為與西方馬克思主義、俄蘇馬克思主義符號學三足鼎立的接受格局。

關鍵詞：東歐馬克思主義，符號學，本土化

Abstract:As early as the early eighties of the last century, Eastern European Marxist semiotics was undergoing a process of domestic localisation in China. After the three stages of positive introduction, in-depth study and conscious furnishing and researching, Eastern European Marxist semiotics attracted attention first in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and then in aesthetics, musicology, philosophy, cultural studies and other fields. This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topics like 「humanitarian Marxism」, 「communicative semiotics」, 「dialectical theory」, 「structural functional semiotics」, 「ideological illusion」 etc. Together with Western Marxism and Russian-Soviet Marxist semiotics, in the process of localisation, Eastern European Marxist semiotics gradually became an accepted pillar.

Keywords:Eastern European Marxism, semiotics, localisation

東歐馬克思主義在二十世紀從不同層面展開對西方符號學的批判與吸收，先後建構了結構主義符號學、交往話語理論、交往符號學、實踐符號學、辯證意義理論等多種形態的馬克思主義符號學思想，在世界符號學史上佔據重要地位。像捷克布拉格學派主要代表穆卡若夫斯基早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就將馬克思主義與符號學結合創立了結構主義符號學思想，波蘭著名馬克思主義學者沙夫在深入推進「語義學到政治符號學」轉型過程中建構了馬克思主義的交往符號學，馬爾科維奇基於實踐本體論提出辯證意義論符號學思想，麗莎整合馬克思主義方法論與語義結構理論建構音樂符號學理論，齊澤克在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基礎上建立的符號能指幻象概念等，對當代馬克思主義符號學研究產生了積極影響。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學界在關注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同時，也使東歐馬克思主義符號學思想受到積極關注，大量東歐馬克思主義符號學著作及思想得到引介和研究，促進了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建設。本文將重點關注近四十年東歐馬克思主義符號學本土化脈絡與現狀，探索東歐馬克思主義符號學在當代中國的接受歷程、核心關鍵詞、影響與不足等論題。

一、東歐馬克思主義符號學的本土化歷程

東歐馬克思主義符號學早在上世紀改革開放之初的八十年代就已經在國內開啟了本土化進程，歷經總體引介、深度研究、自覺整理等三個階段，關注視野從文藝符號學領域逐漸覆蓋到符號美學、符號音樂學、哲學符號學、文化符號學等多個領域。

（一）第一階段：大量譯介、總體研究階段（1980-2000年）

總體特點是：個別東歐馬克思主義重要學者受到大量關注，出現了不少符號學譯作和研究論文；東歐馬克思主義符號學思想受到積極肯定，產生明顯影響，促進了東歐馬克思主義符號學的本土化進程，為後期深層次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

這個時期對波蘭著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沙夫的符號學思想譯介顯得卓有成效。羅蘭、周易翻譯了他的《語義學引論》，其書在區分語言學語義學、邏輯學語義學、語義語義學、普通語義學基礎上作了大量意義哲學分析。馮克利、閻克文翻譯了他的《作為一種思潮的結構主義》一文，全面評述了結構主義思潮被接受的歷程與前景，並向國內學界展示了沙夫結構主義哲學思想。燕宏遠、章士嶸、陳道德、袁暉等學者分別從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符號意義理論、社會歷史與政治心理角度對沙夫哲學思想進行專題解讀，章士嶸提出「哲學都有必要從中吸取合理的思想，以便從認識論上對語義問題作出比較完整、系統的說明」（1981，pp. 70）；陳道德認為沙夫「從人們的實際交際出發，從實際的語境出發，來分析意義問題。這一提法包含了許多合理因素.......他對符號語境的幾個要素的分析也是令人信服的」（1992，pp. 62）；袁暉贊同沙夫關於「結構主義方法是科學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固有方法之一」（1997，pp. 17）的論斷。於潤洋進一步將沙夫語義學理論引入音樂美學研究，認為他「把音樂藝術同他的整個指號理論體系聯繫起來，將音樂納入了他的總的指號理論框架中去，從而也就從語義學角度接觸到了音樂本質的問題了。」（1985，pp. 52）儘管有學者提出不同意見，但客觀上又進一步促進了國內學界對沙夫語義學的理論認知。

捷克布拉格學派代表人物穆卡若夫斯基的符號學思想也得到積極關注。鄧鵬翻譯了他的《標準語言與詩的語言》一文，涉及大量標準語言與詩歌語言的區別與關係、功能、特性等問題討論，在當代被視為符號學研究的重要內容。穆氏在本篇論文中特別提出了一個「凸顯」（又譯「突出」、「前推」、「前景化」）的概念，在他看來，詩的語言是對標準語言、規範語言、程式化的違反、扭曲，違反準則的方式/形式越多，意識越強烈，吸收了較多俄國形式主義「陌生化」理論的元素。趙毅衡對此指出，穆氏的詩學理論植根於系統分析、「符號學式的研究方法」（2004，pp. 15-16），對其符號學理論給予了充分肯定。此外佟景韓譯穆氏的《藝術的意向性和非意向性》、庄繼禹譯《現代藝術中的辯證矛盾》和《對話與獨白》等譯作，也涉及其較多符號學思想。還有學者從語言學、修辭學角度研究穆卡若夫斯基符號學思想的，諸如鄭利民和陳國球的研究。

波蘭著名音樂學家卓菲婭?麗薩的音樂符號學理論研究也成效明顯。1962年，廖尚果等人就翻譯了她的《音樂美學問題》一書，涉及她對音樂的形式與內容、形態與風格、結構與功能、情感與形式、感性與形式等問題分析。作為卓菲婭?麗薩的學生，於潤洋1980年翻譯了她的《論音樂的特殊性》一書，展現了她運用馬克思主義和語義理論從音樂領域中物質材料、結構原則、反映現實的方式、社會功能等角度討論音樂體裁、創作、表演的特殊性問題。於潤洋的系列論文還對麗薩音樂符號學理論作為諸多解讀，在他看來，麗薩以建立在交際理論基礎上的語義學角度做為出發點指出音樂是某種符號的綜合體，通過特定音響形式的信息渠道把人類的意識活動、意向和特定的內在經驗道傳遞給聽眾，鮮明體現了麗莎的馬克思主義符號學性質。

此外，於傳勤還翻譯了波蘭奧索夫斯基的《美學基礎》一書，展現了作者早年把符號概念的分析理念引入美學、藝術學領域分析的成果；董學文翻譯了捷克希穆涅克《美學與藝術總論》一書，涵蓋美學與藝術的「內容與形式」、「藝術的符號學問題」等大量馬克思主義符號學內容；佟景韓翻譯蘇聯學者波利亞科夫編《結構-符號學文藝學—方法論體系和論爭》一書，其中多為東歐馬克思主義學者如捷克穆卡若夫斯基、庫爾特·康拉德、伊日爾·列維、拉吉斯拉夫·斯托爾，保加利亞潘台萊·扎列夫，波蘭雅努什·斯拉文斯基、茲維丹·托多羅失等人的符號學論文，是國內最早的東歐馬克思主義理論譯著。

（二）第二階段：重點關注、深度研究階段（2001-2015年）

這個時期對東歐馬克思主義的關注視野、研究深度都有明顯提升，專論專著出現不少，影響力持續增強。

穆卡若夫斯基的符號學思想得到深層次關注。周啟超、朱濤、張隆溪、方珊、張德興、汪正龍、王鍾陵、方維規等學者對穆氏的討論涉及大量符號學思想。周啟超採用對比考察的方法，指出穆氏放眼「文學自律性與他律性」的互動機制而什氏潛心「文學自律性」，在「對接」與「超越」中實現由「形式主義」推進到「結構主義」，剖析了穆氏符號學的思想淵源。汪正龍探討了穆氏與索緒爾、俄國形式主義的關聯，認為穆氏「較早從符號學觀點研究文學，後人特別是結構主義符號學研究有先導意義。」（2006，pp. 74）朱濤專註於穆氏研究，其博士論文《結構·功能·符號—揚·穆卡若夫斯基的文學與美學理論研究》及系列論文[1]等，細緻考察了穆氏的「結構」功能觀、「審美規範」與意向性、非意向性等概念，深入到布拉格學派結構主義思想產生語境中全面梳理穆氏結構主義思想，成果極為豐碩。穆氏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成為另一焦點話題。張德興認為穆氏最具創見的貢獻是將文學視為一種符號進行分析，但他認為其文學觀不符合唯物史觀。朱濤和高樹博充分肯定了穆氏的馬克思主義符號學性質，在他們看來，穆氏「在俄羅斯形式論學派那裡受忽視的社會學的、歷史的、辯證法的維度，被穆卡若夫斯基有效地納入到結構中來進行研究」（朱濤，2001，p. 106）；「穆卡若夫斯基使自己既區別於後來的法國結構主義，而帶有明顯的後結構主義特徵，又區別於庸俗的文學社會學，而更顯示出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色彩。」（高樹博，2015，pp. 354）應該說，穆氏於上世紀三十年代中期有一次明顯思想轉向，他逐步接受馬克思主義並將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符號學研究融為一體，其理論視野複雜而寬廣，從而開啟了東歐馬克思主義符號學研究之先聲。

沙夫、麗莎的符號學思想繼續受到關注，並進一步拓展到赫勒、齊澤克等學者那裡。袁暉、李紹明翻譯了沙夫《結構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一書，對其語義學理論及結構主義批判思想給予了充分肯定，在他們看來，沙夫「在結構主義運動興起之初明確闡釋了自己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的觀點和看法，顯示了作者深厚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修養。」（2007，pp. 47）張碧選譯義大利學者佩特麗莉和龐奇奧的長文[2]，從「語言與現實」、「形式矛盾與辯證矛盾」、「從符號學角度審視結構主義和馬克思主義」角度詳細探討沙夫語言哲學思想及其淵源，開闊了學界視野。此外，卓菲亞·麗莎的音樂符號學繼續受到關注，李小石、梁寶忠等專題解讀了她對音樂的特殊性、音樂本質、音樂美學觀點，涉及較多符號學思想論述。

與之同時，匈牙利布達佩斯學派的範式理論、齊澤克的意識形態幻象理論也如火如荼。傅其林的系列著作和論文[3]對布達佩斯學派及其主要代表人物赫勒的理論範式進行了深入探討，極大拓展東歐馬克思主義符號學的關注視野。在他看來，赫勒基於美學、哲學、社會學等跨學科領域建構了一種審美現代性範式；而布達佩斯學派對盧卡奇的美學批判，則體現出了一種富於歷史性、宏大敘事、救贖範式的浪漫主義反資本主義美學範式；對法蘭克福學派美學範式的批判，則體現出了一種「碎片式」、「散文式」、「對話式」後現代馬克思主義美學轉向。同時，張一兵、韓振江、盧永欣、程斐、王安娜、張秀琴、莫雷等學者對齊澤克的意識形態幻象理論給予了高度關注，出現了不少論文甚至專著[4]，影響甚大，在某種程度上掀起了齊澤克研究的高潮。在他們那裡，幻象理論被解讀為齊澤克意識形態理論的核心，幻象是對現實的一種結構性闡釋，在幻象建構社會性的符號界及意識形態。它居於形式符號結構與現實世界實證對象之間，既被視為作為意識形態主體的人的存在方式，也被視為人存在於現實世界的支撐方式，是對主體慾望及快感的一種操縱或控制。

（三）第三階段：全面整理、自覺推進階段（2015年）

以傅其林2015年國家重大社科基金招標項目「東歐馬克思主義美學文獻整理與研究」為標誌，把東歐馬克思主義符號學納入其子課題研究，使東歐馬克思主義符號學研究的力度、視野與範圍得到了極大拓展，涵蓋了沙夫、盧卡奇、赫勒、馬爾科維奇、麗莎、馬爾庫什等諸多學者的研究，還將進一步拓展到其他東歐馬克思主義學者。

傅其林的系列論文深入討論了東歐馬克思主義符號學問題，極大開拓了國內學界對東歐馬克思主義符號學的研究視野。在《論盧卡奇的馬克思主義形式符號美學》、《後現代歷史意識與審美形式》兩篇論文中，他從現代形式的悖論、審美反映的符號機制、形式的歷史哲學三個方面，揭示了盧卡奇融合形式符號的複雜結構機制與其社會－歷史生成機制的馬克思主義美學。在赫勒審美現代性理論模式基礎上，他進一步深挖了赫勒對當代歷史小說中後現代偶然性的歷史意識及多元化審美形式，認為赫勒思想顯示出了明顯的後馬克思主義歷史小說理論特質，「她深入洞悉《歷史小說》文本中的內在肌理，不論對審美形式的分析還是對民主倫理政治的考量，都不乏啟發性」（2014，pp. 36），具有鮮明的馬克思主義符號學研究特色。在《論馬爾科維奇馬克思主義意義理論的美學闡釋》一文中，他從社會實踐本體論基礎、意義的辯證分析、意義與交往等三個角度對馬爾科維奇的符號本質觀進行了界定。在他看來，馬爾科維奇的意義理論立足於實踐本體論所提出的意義作為「關係複合體」的新界定，以及他從心理意義、客觀意義、語言意義、社會意義和實踐意義五個維度展開關係複合體的分析，開創了基於實踐的意義分析的新思路，也拓展了文學藝術符號意義闡釋的廣闊領域。在《論沙夫的馬克思主義交往符號學思想》一文中，傅其林又進一步從交往及其社會歷史基礎、符號類型理論、意義交往的可能性等方面深刻揭示了沙夫對審美領域的符號學理解，應該是國內首篇專題討論東歐馬克思主義符號學思想的論文。他把沙夫與馬爾科維奇進行比較，認為沙夫交往符號學是在馬克思主義語義學基礎上進行，是對馬克思主義交往理論的發展。這種採用與馬爾科維奇橫向比較和與馬克思主義縱向比較方法的研究依據充分、論述有力，給予後續研究者重要啟發。此外，陸正蘭從音樂意義的多解性、音樂的階級性與民族性等角度，深入探討了卓菲婭·麗莎馬克思主義音樂符號學將馬克思主義與符號學相結合而進一步拓寬音樂學理論廣度與深度的歷程與貢獻。匡存玖解讀了布達佩斯學派主要成員之一馬爾庫什的語言範式和生產範式理論，將其視為馬爾庫什現代性文化景觀及其文化多樣性的積極體現。

二、東歐馬克思主義符號學本土化關鍵詞

東歐馬克思主義符號學在形成過程中既受西方馬克思主義也受俄蘇馬克思主義影響，在特定歷史背景下形成了總體關注實踐和人道主義的明顯特色，既有關注現代性、歷史性批判的布達佩斯學派，也有大量關注語義、交往、對話的沙夫交往符號學，還有明顯形式主義、結構主義傾向的捷克斯洛伐克穆卡洛夫斯基結構主義符號學。

（一）人道主義馬克思主義符號學

人道主義是東歐馬克思主義的重要主題和基本定位，一批東歐馬克思主義學者如沙夫、赫勒、馬爾科維奇、科西克等學者在對西方馬克思主義、俄蘇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接受過程中，主張通過恢復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尋找超越當時現實生存困境的理論途徑，實現了人道主義與語言學、符號學之間的理論融合與創新。

沙夫是關注人道主義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東歐馬克思主義學者。他從語言哲學、認識論和人道主義角度展開深入思考並積極推進從「語義學到政治符號學」的轉型，建構了既有鮮明馬克思主義語義特色又有鮮明人道主義馬克思主義色彩的交往符號學理論。傅其林認為沙夫建構的「馬克思主義意義理論事實上迥然不同於阿爾都塞的反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而是以「擁護人的尊嚴、自由、全面發展和人與人的社會關係的價值為標誌的人道主義的意義理論，這無疑是對符號意義拜物教的批判。」（2015，pp. 21）的確，沙夫的交往符號學理論強調從交往過程的整體性中來理解意義，從符號情境出發來審視交往過程中的各種因素的關係意義，包括相互交往的人們之間的關係、人與現實的關係、人與符號的關係、符號與現實的關係、符號體系中一個符號與另一個符號的關係。從根本上說他是基於人與人的社會交往關係的角度來思考符號的意義問題，強調符號意義的社會性與人的需求，體現了強烈的人道主義馬克思主義色彩。

馬爾科維奇的辯證意義理論也體現了明顯的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特徵。傅其林認為「馬爾科維奇的辯證的意義理論就是通過符號化過程的人道化，批判符號意義的異化，對抗「詞語的專政」，認為只有通過言語、符號的使用，人類才成功地創造他的社會，成功地在物質生產和文化生產中與其他人群建立交往和合作聯繫。」（傅其林，賈冰，2015，pp. 317-334）在馬爾科維奇那裡，自在事物可以在實踐過程中成為「為我們」的存在物，包含著「他者心靈」，並在人與自然的生存鬥爭中形成了社會交互性維度，構建主體間性的社會文化結構。在他看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研究要有批判性和創造性的解釋工作，不能脫離人和人的經驗，這些都需要人在歷史中進行自我實現。此外，布達佩斯學派主要代表赫勒的交往話語理論也涉及大量人道主義元素。傅其林認為，赫勒的「現代性問題是關於人的現實存在的問題，美學是成為日常生活的主體的一個重要維度，是克服異化，走向好生活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維度。」（2006，p. 3）她的審美現代性思想張揚一種人道主義美學，一種具有現代性或者後現代性特徵的人道主義美學，這種人道主義美學不是抽象的人道主義，而是對官僚體系的人道主義的批判，是日常生活的人道主義化，因而是一種新的人道主義美學。

總的來看，東歐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體現了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與語言學、符號學的深度融合，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新氣象，也克服了純粹語言學和符號學的片面性，可以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發展提供某種啟發。

（二）辯證意義理論

馬爾科維奇在上世紀50年代就開始深入西方意義理論尤其是英美實用主義符號學的骨髓，實現「實踐派」與英美分析哲學的密切關聯，從社會實踐出發開創性地建構了具有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特徵的辯證意義理論，既超越了斯大林主義理論模式，也超越了反映論、再現論的意義分析。

傅其林認為「馬爾科維奇的辯證的意義理論的目的在於對符號意義與交往的問題研究，這個問題切入到當代社會和諧的文化思想，根本上來說是確立意義的社會規範基礎問題。」（2015）在他看來，馬爾科維奇意義理論基於實踐的交往共同體而形成的，通過消除誤解到達有效交往，從而到達哈貝馬斯理想的意義分享的世界。與西方現代意義理論不同的是，其意義理論不是忽視人的存在與價值的純粹符號論，而在一開始就內在於人的實踐之中。杜世洪對馬爾科維奇意義辨證論及準則進行了細緻考察，在他看來，馬爾科維奇意義理論堪稱馬克思主義語言哲學的代表學說，代表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語言學轉向，強調了語言交際功能和社會起源說，符合馬克思主義語言問題的基本精神。其意義辯證論強調實踐的作用，意義作為符號的各種關係的複合，與社會實踐活動密不可分，在學理上與維特根斯坦的意義觀有相似之處。宋鐵毅指出馬爾科維奇嘗試以實踐人道主義思維範式重新闡釋馬克思哲學的理論與現實意義，在理論邏輯上從人的「現實-潛能」的二元結構走向徹底的歷史一元論，建構了一種「現代批判的社會哲學」。總的來看，馬爾科維奇的意義辯證論在馬克思主義實踐理論基礎上融入了大量符號學、語言學色彩，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與符號學之間的較好整合。

（三）語義與交往符號學

交往是基於符號中介的意義理解問題，是語言哲學、符號學關注的重要論題。傅其林認為，沙夫是東歐新馬克思主義中最早也是最有成效開掘語言學符號學的思想家，他從社會歷史視角在批判西方語義學理論基礎上不斷推進「語義學到政治符號學」轉型，把符號分析置於社會的交往過程中重新闡釋符號語義問題，基於馬克思主義語義學建構了一種交往的符號學理論。波蘭學者安傑耶夫斯基從另一個角度認為，沙夫對有關語言在社會中的地位與作用的思考，得益於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有關語言、知識、文化和交往的作用的間接表述，據此提出了語言交往的模式[5]。總體而言，沙夫的交往符號學具有重要理論價值，較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更具開創意義，他深入西方符號學理論之骨髓並以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進行理解，極大拓展了馬克思主義文化批評的視野；其提出的符號類型理論、符號情境概念、語詞的模糊性問題對符號學也是一種推進，對深入理解文學藝術符號問題可提供很好參照。

赫勒的交往理論也受到了國內學界的關注。李央《阿格妮絲·赫勒的交往理論研究》是國內學界專門探討赫勒交往理論的一篇論文。在他看來，赫勒交往理論涵蓋哲學、藝術和日常生活三個層面，在哲學中交往表現為「關於價值的討論」，聯繫著不同的價值理念；而在藝術中，交往表現為對高級藝術的「闡釋」以及「交談文化」中的自由地交換觀點和解釋，聯繫著多元藝術作品和藝術真理；在日常生活中，交往又表現為一種作為社會關係的基礎和反映的日常交往，溝通著日常生活和社會關係。在哲學方面，赫勒希望通過揭露不平等權力關係去構建一種自由人的平等交往的理想社會；在藝術中，希望通過交往使藝術突破自律的牢籠，達成一種多元交往的美學；而在日常生活中，希望通過人與人的自由、平等的交往，建構一種人道主義的交往模式。與哈貝馬斯交往理論相比，赫勒交往理論不及哈貝馬斯交往理論深刻廣博；與沙夫交往符號學相比，沙夫偏重於語義與社會歷史角度考察，而赫勒交往理論具有宏大敘事和時代性歷史性，具有明顯的烏托邦色彩。

（四）結構功能符號學

穆卡若夫斯基的結構主義符號學在關注文學藝術形式結構研究之外，還注意到了對文學藝術外部世界、功能與社會等方面問題的考察。正如高樹博所說，「他積極吸收形式主義、語言學、現象學、邏輯實證主義等資源來思考文學的根本問題:文學性。他的致思路徑始終涵納著兩端：文學與社會。」（2015，pp. 354）他把文學藝術視為一種符號事實和社會事實，注重考察文學的形式功能、社會演變，已經開始從純形式主義、結構主義走向馬克思主義研究，某種程度上體現出了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研究色彩。朱濤對穆卡若夫斯基的馬克思主義與符號學思想給予了充分肯定。在他看來，穆卡若夫斯基從結構、功能和符號這三重方法論範疇出發，建構起獨具特色的結構主義文學與美學理論，堪稱對早期俄羅斯形式論學派那些矯枉過正的理論學說的一種克服。穆氏不再把研究對象局限於文學內部，而是拓展到整體的藝術和文化，既重視對審美客體的結構進行研究，而且綜合考察藝術成品、審美客體與審美價值之間的關係，同時還把接受者的維度納入到思考中來。可以發現，穆卡若夫斯基把在俄羅斯形式論學派那裡受忽視的社會學的、歷史的、辯證法的維度有效地納入到結構中來進行研究，重視結構與結構的研究，迥異於六七十年代以來結構主義的理論思潮。

（五）審美現代性與意識形態幻象

匈牙利布達佩斯學派代表人物赫勒通過對古代、文藝復興時期、現代到後現代等系列問題的研究，揭示了包括審美在內的現代性形成機制、結構功能特徵以及不可克服的悖論，把審美的現代性問題和審美歷史意識研究與審美形式、語言學、符號學思想結合起來，也呈現出鮮明的馬克思主義符號學特色。傅其林在其博士論文《阿格妮絲·赫勒審美現代性思想研究》中辟專節討論了赫勒審美現代性結構、功能等問題。在他看來，赫勒在東歐馬克思主義復興的浪潮中不斷推進盧卡契的歷史小說理論和文學倫理批評與歷史批評的關聯，建構了一種新人道主義的後馬克思主義歷史小說理論，為後現代歷史意識與審美形式的融合奠定了合法性基礎。

意識形態幻想理論是齊澤克基於弗洛伊德特別是拉康精神分析理論提出來的一個重要概念。嚴澤勝對齊澤克意識形態幻想理論給予了高度評價，在他看來，「齊澤克根據拉康的幻象理論重構的『作為幻象的意識形態』概念，是繼阿爾都塞之後，在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基礎上做出的又一重要推進。」（2011，pp. 106）齊澤克把幻象納入拉康式的「想像界、符號界、實在界」層面考察，在他看來，實在界被符號界預先假定，同時又被符號界結構創造。在想像界，幻象是實在界的直接顯現，而在符號界，幻象是結構現實的機制；在實在界，幻象又是「現實感」與實在界的中介。[6]齊澤克的意識形態幻象理論具有的重要理論意義和價值，他闡釋了意識形態幻象對現實世界的建構與縫合，揭示了意識形態幻象對主體的慾望和快感的操縱和控制，有利於我們穿越意識形態幻象和認識意識形態幻象背後的虛無事實。[7]

三、東歐馬克思主義符號學本土化的成績與不足

近年來，東歐馬克思主義及其符號學受到國內學界的積極關注，一些東歐馬克思主義學者如穆卡若夫斯基、沙夫、赫勒、馬爾科維奇、麗莎、齊澤克等學者的符號學思想受到積極關注，像穆卡若夫斯基的符號學思想出版了專著，沙夫、馬爾科維奇、齊澤克、麗莎等學者的符號學思想有了專論，促使東歐馬克思主義符號學在本土化進程中取得了積極成績，開拓了馬克思主義符號學新領域。但也有明顯不足之處，正如彭成廣所言，「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符號美學思想研究在中國尚處於起步階段，還有很大的研究空間。」（2016，pp. 19）東歐馬克思主義學者的符號學思想流派眾多、異彩紛呈，除國內學界熟悉的穆卡洛夫斯基的結構主義符號學、沙夫的交往符號學、赫勒的「交往話語理論」、馬爾科維奇的辯證意義理論、齊澤克的唯物主義符號學外，還有施陶爾美學符號學，奧索夫斯基新馬克思主義符號美學、沃伊茨克的實踐符號學、格勞斯的符號學辯證唯物主義派的遊戲符號學等。由於語言障礙等種種原因，較多東歐馬克思主義符號學思想還沒有引起國內學界的關注，未做引介和進一步的比較分析，有待整理和研究。

東歐馬克思主義及符號學研究在國內學界經歷了一個長期醞釀的發展過程，終於在與對西方馬克思主義、俄蘇馬克思主義符號學的接受進程中，取得獨立的接受地位，逐漸形成目前三足鼎立的本土化接受格局。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由於東歐馬克思主義影響有限，東歐馬克思主義符號學一般籠統附在西方馬克思主義之下介紹，甚至國外馬克思主義也籠統以西方馬克思主義概而論之，諸如在馮憲光所著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研究》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就把以馬爾科維奇為代表南斯拉夫「實踐派」納入西方馬克思主義視野範圍進行研究。正如前面所說，儘管東歐馬克思主義符號學也得到了不少關注，譯介成果和論文也出現不少，但總體影響不大，一些研究成果多為總體或概論式的介紹，缺乏深度研究的專著、博士論文。這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普遍狀況。隨著研究的深入，特別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和新世紀以來，在以衣俊卿為代表的一批國內馬克思主義學者的積極推動下，東歐馬克思主義在國內學界的影響力與日俱增，並逐漸取得了獨立於西方馬克思主義受到國內學界大量關注的地位。同時，以傅其林為代表的一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學者在積極推進東歐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美學研究的過程中，也積極關注和有意識地推進東歐馬克思主義符號學研究，明確提出和專題研究東歐馬克思主義符號學，使東歐馬克思主義符號學研究以更加響亮的姿態與西方馬克思主義、俄蘇馬克思主義並排呈現在國內學界面前。周啟超、朱濤；傅其林、張一兵等學者的論著，系統深度地揭示了穆卡若夫斯基、赫勒、齊澤克等學者的東歐馬克思主義符號學思想，貢獻甚多，為東歐馬克思主義研究開闢了寬廣的研究視野。

東歐馬克思主義符號學研究的另一個重要成就是克服了語言文化研究上的重重障礙。應該說，國內學界對東歐馬克思主義符號學本土化過程的最大障礙就是語言問題。受語言的限制，較長時期以來，國內學界對東歐馬克思主義的譯作較多轉譯自英文或俄文，特別是符號學這塊，由於種種原因更多源自於英美學界。比如對穆卡若夫斯基的研究，國內直接從捷克文翻譯過來的文獻就較少，我國最初對穆卡若夫斯基的接受主要借道的是英美學界，後來才是俄國學界。對其他東歐國家也基本如此。目前這種現象已經得到了明顯改觀，在衣俊卿團隊、傅其林教授等的引領和努力下，開闢了專門的「東歐馬克思主義譯叢」，一系列東歐馬克思主義著作如赫勒的《日常生活》、馬爾庫什的《馬克思主義與人類學?: 馬克思主義與人類學·馬克思哲學關於「人的本質」的概念》《語言與生產?: 範式批判》、馬爾科維奇的《實踐》、沙夫的《作為社會現象的異化》先後譯介到了國內，對推進東歐馬克思主義及其符號學理論研究產生了積極的推進作用。同時，以傅其林教授的國家重大社科基金招標項目「東歐馬克思主義美學文獻整理與研究」為載體，把東歐馬克思主義符號學項目納入子課題研究範圍進行符號學文獻的專項整理和研究。一些專註於東歐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國外學者還被邀請到中國作面對面的交流，將積極推進國內東歐馬克思主義及符號學研究向縱深發展。目前通過留學、訪學等形式，與東歐馬克思主義學者直接建立了聯繫，並在國外雜誌如《論題十一》發表了有影響力的論文。我們相信，隨著研究的深入，東歐馬克思主義符號學將對中國馬克思主義符號學研究產生更加積極的推進作用，影響也將越來越廣泛深遠。

引用文獻：

安傑耶夫斯基, 博萊斯瓦夫(2015). 馬克思主義語言交往的問題(陳飛, 譯). 學術交流, 8, 12-15.

陳道德(1992). 沙夫意義理論述評. 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6, 60-62.

傅其林(2006). 阿格妮絲·赫勒審美現代性思想研究. 成都: 巴蜀書社.

傅其林(2010). 布達佩斯學派對歷史哲學範式的批判. 求是學刊, 5, 24-29.

傅其林(2014). 後現代歷史意識與審美形式. 文學評論, 6, 34-38.傅其林(2015). 論沙夫的馬克思主義交往符號學思想. 學術交流, 8, 6-23.

傅其林, 賈冰(2015). 論馬爾科維奇馬克思主義意義理論的美學闡釋. 中外文化與文論, 2, 317-334.

高樹博(2015). 穆卡若夫斯基在中國. 中外文化與文論, 8, 354-368.

韓振江(2009). 齊澤克哲學中的「幻象」理論. 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 1, 263-275.

莫雷(2009). 穿越意識形態的幻象——齊澤克意識形態理論研究. 吉林大學博士論文. 長春.

彭成廣(2016). 中國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的基本主題述評. 學術交流, 269(8), 16-21.

佩特麗莉, 蘇珊, 龐奇奧, 奧古斯都(2013). 亞當·沙夫馬克思主文思想中的人文主文、語言哲學及社會批判(張碧, 譯). 載於曹順慶, 趙毅衡(主編), 符號與傳媒, 3. 成都: 四川大學出版社.

汪正龍(2006). 穆卡洛夫斯基的美學思想——兼論布拉格學派的美學貢獻. 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5(6), 73-78.

嚴澤勝(2011). 齊澤克:作為幻象的意識形態. 世界哲學, 6, 106-113.

葉傳汗(1986). 有關阿·沙夫語義學理論的幾個問題——和於潤洋同志商榷. 音樂研究, 1, 118-120.

於潤洋(1985). 符號、語義理論與現代音樂美學. 音樂研究, 3, 43-61.

袁暉(1997). 沙夫對「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批判. 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4, 14-18.

袁暉, 李紹明(2007). 一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視界中的結構主義——亞當·沙夫《結構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中譯本序. 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 3, 47-50.

張一兵(2004). 意識形態幻象對偽現實的支撐——齊澤克《意識形態的崇高對象》解讀. 山東社會科學, 11, 26-30.

張一兵(2005). 物化的信仰與幻象建構的社會現實——齊澤克《意識形態的崇高對象》解讀. 東南學術, 1, 123-127.

章士嶸(1981). 讀沙夫的《語義學引論》. 哲學研究, 11, 67-71.

趙毅衡(2004). 符號學：文學論文集. 天津: 百花文藝出版社.

朱濤(2010). 結構·功能·符號——揚·穆卡若夫斯基的文學與美學理論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論文. 北京.

[1]朱濤的系列論文如《結構主義文論家揚·穆卡若夫斯基研究綜述》《從「背離」到「規範」——揚·穆卡若夫斯基對俄羅斯形式論學派之超越》《藝術的意向性與非意向性——揚·穆卡若夫斯基文藝符號學思想初探》《揚·穆卡若夫斯基與米·巴赫金:結構·對話·人》《揚·穆卡若夫斯基美學:結構—符號—人、》《從「詩性功能」到「審美功能」——布拉格學派與俄羅斯形式論學派文學功能觀之比較》，涉及較多穆卡若夫斯基馬克思主義符號學思想方面的論述。

[2]參見佩特麗莉，蘇珊,龐奇奧，奧古斯都： 《亞當·沙夫馬克思主文思想中的人文主文、語言哲學及社會批判》，張碧，譯，載《符號與傳媒》 2013年第3期，第181-189頁。

[3]參見傅其林的系列著作和論文如《阿格妮絲·赫勒審美現代性思想研究》、《論布達佩斯學派對盧卡奇總體性美學範式的批判》、《布達佩斯學派對歷史哲學範式的批判》等，對布達佩斯學派及其主要代表人物赫勒的理論範式進行了諸多探討。

[4]諸如張一兵的《意識形態幻象對偽現實的支撐--齊澤克解讀》、《物化的信仰與幻象建構的社會現實--齊澤克解讀》、《肯定的犬儒主義與意識形態幻覺——齊澤克解讀》; 韓振江的《齊澤克哲學中的「幻象」理論》；盧永欣的《齊澤克的意識形態幻象理論》《齊澤克:穿透意識形態幻象》；程斐的《意識形態幻象》、馬元龍的《癥狀、幻象與意識形態——論齊澤克的意識形態理論》；莫雷的《穿越意識形態的幻象——齊澤克意識形態理論研究》等論文，對齊澤克的意識形態幻象理論作了諸多研究。

[5]參見安傑耶夫斯基，博萊斯瓦夫：《馬克思主義語言交往的問題》.陳飛，譯，載《學術交流》 2015年第8期，第12-15頁。

[6]參見韓振江：《齊澤克哲學中的「幻象」理論》，載《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 2009年第1期，第263-275頁。

[7]參見莫雷：《穿越意識形態的幻象——齊澤克意識形態理論研究》，吉林大學博士論文, 2009年。

Author

作者簡介

（本文刊載於符號學論壇）

（圖片均來自於網路）

本期編輯：潘雪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