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培養出超過自己的學生

廖敏淑主編《近代中國外交的新世代觀點》，台北，政大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

2011年，辛亥革命一百年的春天，我在政治大學任客座教授，好友唐啟華建議我參加一個年輕人的活動，即「中華民國外交史研究群」的例會。記得是一個晚上，在台北的「國家」圖書館一個簡易會議室，有著簡單的晚餐，十多個來自不同大學或機關的年輕人圍桌而坐。討論的內容我忘記了，只記得討論的氣氛很認真。他們告訴我，他們有著共同的興趣，有著定期的活動。我也記住了他們中間許多人的名字。

儘管這個研究群後來還邀請我參加他們的活動，但我卻沒有再去。一方面我此次來台灣的主要目的是寫作，須儘可能避開各類活動；另一方面他們都是年輕人，大多數還是博士生，我這般年紀的人到場，很容易引出那種不必要的壓力，使他們的例會有所走形。活動雖然沒有參加，但我還是比較注意這群年輕人，也通過唐啟華了解他們的學術背景與志向，希望能為他們做點事——畢竟是年輕人自發的、沒有正式機構提供正式經費與相應保障的學術團體——當然，我也沒有為他們做成什麼事。

過了整整四年，今年的春天，任天豪（我一直叫他小豪，現在也不小了）寫信給我，他們要出一本集子，希望我寫一個導言。我這個人從來不為他人寫序言之類的文字，此次卻毫不猶豫便答應了。又過了幾個月，天豪寄來了這部論文集的稿件，我卻不知道應如何來寫「導言」，畢竟是第一次做這類事情。

這一批論文我大體看了一遍，水準也有高有低，但從學術標準來看，都是中規中矩的——外交史的研究有兩條規矩：一是避免過度的民族主義；二是注重檔案史料，尤其是多國的檔案史料。

任何一國的外交，都是本國利益的最大化。所謂的「雙贏」，大多只是理論上的正確，實際存在的卻是交換。在帝國主義時代，弱肉強食的行動也罩著文明與野蠻之別的外衣。民族主義是本國外交的基礎，也是近代外交官的信念。然而，外交史的研究卻不同，過度的民族主義情緒會自我限制研究者的視野，也不太容易得出中肯的歷史經驗。在中國的近代，除了大量軍事失敗外，還有大量的外交失敗，完整準確地總結外交失敗的教訓，應是外交史研究者給予今人的貢獻。我看了這批論文後，能夠感受到這批作者「退一步看」的研究態度。對於帝國主義的指責，是必要的，但不是外交史研究的主要目的。準確地說明歷史過程，客觀地提供各方的動機、背景以及效果，由此讓今人感受到其中的教訓，才是更具價值的做法。這批論文的作者，看來比較冷靜，有點老練，表現出其相對完備的學術素養。

歷史研究的最初動因和最終目的，皆是揭示真相。外交活動有著諸多的煙霧，所謂「外交辭令」即是對真相的掩蓋。由此，外交史研究與其它歷史研究相比，更強調查閱其內部檔案，以能去偽存真。這一批論文的作者，深明此意，許多人在外交檔案中花費了不少時間，也有相應的解讀能力。到了甲午戰爭後期，「三國干涉還遼」，遠東的各國之間關係已經不再是單獨的兩國關係，受到多國外交的制約，每一次事件都可以看到多國對此的外交活動。外交史研究也不能只查一國檔案，而需要兩國或多國檔案來驗證。我看了這批論文，感到他們對檔案史料的重視，也能查閱外國檔案。這是值得肯定的。

我最近的研究方向與外交史還有不小的距離，一時無法對這批論文做更多更準確的評論，尤其是提出批評性的意見。但從這批論文中看到了一個青年團體的成長，感到心情愉快。

我的朋友唐啟華為這批青年學者的成長，付出了相當多的努力。他曾經對我說過他的願望與感受，對此我感同身受。回想起來，在我們的成長過程中，得到過許多長者的幫助，其中最重要的是老師。我們之所以有今天，與這些長者和老師有關。我們今天是老師，我們今天也成了長者，年齡不小了，我們有責任來幫助有學術志向的青年。啟華做得比我好，他花費了許多精力，將來會有所回報：即這批青年人脫穎而出將會成為優秀的學者。年近或年過花甲的學者，總是在觀察與尋找有志向的青年，願意為他們提供相應的幫助，使之能在較好的學術環境中茁壯成長。我現在最大的目標，就是能培養出在學術上超過自己的學生，這也是學者生命價值的體現。（文/茅海建）

（本文是給廖敏淑主編《近代中國外交的新世代觀點》所作的《導言》）

本文轉自澎湃新聞 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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