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會說紅顏禍水？
在清朝末年，最大的農民起義太平天國運動，眾多的將領中，也就只有石達開堪稱曠世名將。其在太平天國建立的過程中立下汗馬功勞，而且將曾國藩打的幾次要跳河自殺。而且其為人正直，治軍有方，深得太平天國將士愛戴。因此，在天京事變之後，才會有那麼多的將士跟隨其出逃。
但是，後世很不解的是，驍勇善戰的石達開，從南京一路所向披靡打到大渡河。為啥最後在大渡河全軍覆沒，自己身死，被活活凌遲。這其中到底有何內幕？很多人說是因為石達開沒有搞定當地的地頭蛇——彝族土司，使得其給清軍通風報信。最後被清軍包圍，才被徹底的打敗，以至於全軍覆沒。
其實石達開也深知這一點，在到達大渡河的時候也幾乎將身上有的黃金送給了彝族的土司，土司也答應讓石達開順利過河。但是，石達開錯過了機會，而主要因為一個女人。在土司答應讓渡河後，石達開讓士兵開始渡河，而且是強渡。4萬軍隊，渡過去了一萬人。但是這個時候，出事了，石達開的小妾在大營中給他生了個兒子。
石達開認為這是天降福子啊，在自己絕境的時候，卻送來一個兒子。而且還是自己最喜歡的也是最漂亮的小妾，這生完孩子很是虛弱啊，此時繼續渡河很可能就要死了。因此，其認為這是大吉之兆，下令暫停渡河，為兒子慶生3天。原先度過去的1萬多人，石達開怕他們受到清軍的埋伏，於是讓他們又渡了回來。
而正是這3天改變了結局和命運，清軍在四川總督駱秉章的帶領下及時趕到，而且出了比石達開多得多的黃金去收買土司，這彝族土司見錢眼開，立刻倒向清軍，跟清軍一起去捉拿石達開。而且此時大渡河水位暴漲，就是強渡也渡不過去了，對面又是清軍，還沒渡河就被殺了，因此，陷入絕境的石達開被迫投降。
而投降條件就是保存自己屬下士兵的性命，但是駱秉章出爾反爾，石達開投降後，立刻將太平軍剿滅，全軍殺絕。而且對於石達開等主要將領，直接凌遲處死。可能是借鑒了這個經驗，後來紅軍在渡過大渡河的時候，為了牢牢的獲得彝族土司的信任，不僅給錢，還和土司歃血為盟，這才順利強渡大渡河。
我從資料中知道，渤海國是當時東北大地上受盛唐文明影響最大，因此也是最先進的一個自治藩國。可以想像，剛剛從一種比較原始的游牧生態走過來的部落，要不要接受當時也許是世界上最高文明之一的盛唐文明，是會經歷一番長期而艱苦的鬥爭的。翻來覆去鬥爭了好多年，終於以先進戰勝保守，以文明戰勝落後，在大仁秀時期（公元八一七年至八三年）達到鼎盛，世稱「海東盛國」，其首都與唐朝長安一東一西地並立於世。但是，切莫樂觀，先進真的戰勝了保守嗎？文明真的戰勝了落後嗎？未必。達爾文的進化論一搬到社會歷史上來常常碰壁。「海東盛國」太招眼，太容易引起周圍人們的忌恨了，它與唐朝的親密交往也太讓別的游牧部落看不慣了，它所彙集的財富太讓人眼紅了，它擁擠的街市太能夠刺激別人的佔領欲了，它播揚四海的赫赫大名太能煽起別人要來吞食它的野心了。於是，它最強盛的時期也就是它最脆弱的時期，千萬不要為萬眾瞻仰而高興，看看瞻仰者的眼神吧，最嚴重的危機已在那裡埋伏。大仁秀時期才過去一百年，公元九二六年，渤海國竟一下子被契丹所滅，像是一出有聲有色的戲突然來了一個出人意料的結尾，但仔細一想，這個結尾也是合乎邏輯的。既然擁有如此強大的盛唐文明，怎麼還會被游牧民族所滅呢？提出這個問題的朋友未免天真。不管哪一種文明在最粗淺的層面上是無法與野相抗衡的，「秀才遇到兵」的可悲情景會頻頻出現。遙遠的唐朝有時可以在實力上幫點忙，但也十分有限。唐朝自身也經歷著複雜的內部鬥爭，後來自己也滅亡了，怎麼幫得上呢？因此，渤海國中主張接受盛唐文明的先進分子註定是孤獨的悲劇人物。他們很可能被說成是數典忘祖的「親唐派」，而唐朝卻又不會把他們看在自己人。在這一點上，唐玄宗時期渤海國的大門藝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的哥哥一度是渤海國的統治者，一直想與唐朝作對，他爭執幾次無效，就逃到唐朝來了。哥哥便與唐朝廷交涉，說我弟弟大門藝對抗軍令躲到了你們這兒，你們應該幫我把他殺了。唐玄宗派幾名外交官到渤海國，對那位哥哥說，大門藝走投無路來找我，我殺掉他說不過去，但你的意思我們也該尊重，因此已把他流放到煙瘴之地嶺南。本來事情也就過去了，不想那幾個外交官在渤海國住的時間長了說漏了嘴，透露出大門藝並未被流放。於是那位哥哥火了，寫信給唐玄宗表示抗議，唐玄宗只得把幾個外交官處分了。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對此事曾作過有趣的批評，大意是說：唐朝對於自己的隸屬國應該靠威信來使它們心悅誠服。渤海國那位弟弟為了阻止一場反唐戰爭來投靠你，你應該有膽量宣告他是對的，沒有罪，而哥哥則是錯的，即便不去討伐，也要是非分明。不想唐玄宗既沒有能力制服那位哥哥，又不能堂堂正正地保護那位弟弟，竟然像市井小人一樣耍騙人伎倆，結果被人反問得抬不起頭來，只好對自己的外交官不客氣，實在是丟人現眼。（參見《資治通鑒》卷二一三）司馬光說得很好，但這位歷史學家應該知道，一切政治家都是現實主義者，至少他們中的大多數都不會為一種遠離自己的文明和文化付出太大的代價。那位叫做大門藝的弟弟只能在長安城裡躲躲藏藏，他為故鄉都城的文明而奮鬥，但故鄉的都城卻容不了他。後來，渤海國由於自身的改朝換代進一步走向了文明，但這樣一來渤海國本身也就成了那位弟弟，因高度的文明而走向孤單，走向脆弱，走向無援。不錯，走向了文明的渤海國首都城牆內已經形成了一種強韌的心理規範和社會秩序，還不至於很快就退化，但野蠻者對此有自己的辦法。契丹人佔領渤海國首都之後，先是盡情地搶劫了一番，後來發現一座城市是一種無形的情緒的集中，一種文化默契的定型，哪怕是無聲的磚石檐牆、大街通衢也會構成一種強大的故國之思和復仇意念，要去捕捉卻又不知去向，以為沒有了卻又瀰漫四周。契丹人惱怒了又膽怯了，膽怯與野蠻一結合總能做出世間第一等的大壞事，他們下令騰出首都，舉國南遷，逃開這些街道和樓宇，拆散這些情緒和氣氛，然後放一把大火把這座都城徹底燒毀。我們現在無法描述那場大火，無法想像一座亞洲大都市全部投入火海之後的怕人情景，無法猜度那無數過慣了大城市繁華生活的渤海人被迫拖兒帶女踉蹌南下是回頭看這場大火時的心情和眼光。記得當地考古工作者告訴我，發掘遺址時，總能看到一些磚塊、瓦片、史料這些不會熔化的東西竟然被燒得黏結在一起，而巨大的路石也因被火燒烤而斷裂。這場火看來實在是不小，不知前後燒了多長時間。我伸頭看過的那口八寶琉璃井的井水，當時一定是燒沸了的，那麼遠遠滋潤著它的無數水源也都會連帶著燥熱起來，在地下蒸騰。但是蒸騰也就蒸騰罷了，過不了多久，一切又重新冷卻，朔北的長風把最後一縷火焦味吹走了，厚厚的冰雪抹去了這塊土地上的任何一點熱量，似乎一切都沒有發生過。從渤海國南遷的人四處散落，幾代之後，連一個渤海人的後裔也難於找到了。我們仍然只能說，歷史，曾經在這塊荒涼的土地上做過一個有關城市的夢。夢很快就碎了，醒來一片荒涼。三中國的其他城市，遭遇並不像渤海國的首都那樣慘烈，但在社會心理氣氛的處境上，又有相同之處。《淮南子?原道訓》說：「鯀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居人，此城郭之始也。」可見中國最早的城郭的建造主要是想達到「衛君」和「居人」這兩項目的，因此隨之具備了政治、軍事、經濟上的多方面價值，乍一看是十分強大的。但是從更本質的層面上看，遼闊的華夏大地從根子上所浸潤的是一種散落的農業文明，城市的出現是一種高度集中的非農業社會運動，因此是這塊土地的反叛物。這種本質對立，使城市命中注定會遇到很多麻煩。從一時一地看，城市遠比農村優越；但從更廣闊的視野上看，中國的農村要強大得多。例如，城市不直接從事農業生產，但又必須吸納大量的農產品。它離不開農村，而農村卻又未必需要它。一座發育健全的都市需要有自己發達的手工業和商業，有了發達的手工業和商業，它也就有了存在於世的充分理由，農村也離不開它了。但在中國古代城市裡，手工業一直得不到長足的發展，即使有一點也與農村裡的小作坊差不了多少，商業更受到傳統文化觀念的歧視，從商的賺了錢不幹別的事，或者捐官，或者買地，仍然支付給官僚農業文明，而並不給商業本身帶來多少積累。因此中國的城市可說是一種難以巍然自立的存在，很難對農村保持長久的優勢。《紅樓夢》中的農婦劉姥姥進幾趟城，逛幾趟大觀園，歆羨萬狀，但賈府的財富來源，一是靠宮廷賞賜，二是靠田莊奉獻，而宮廷賞賜一項不僅極不可靠而且入不敷出，主要還是靠田莊。讓田莊支撐這麼個大場面畢竟難乎其難，政治靠山一動搖只得全盤散架。城市裡最富足、最有資歷的府宅尚且如此，整個城市的脆弱性也可想而知。最後，連炙手可熱的王熙鳳的女兒，也只得靠鄉下人劉姥姥來救助。中國城市的寄生性從反面助長了「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式的簡單農業思維，在農民眼中，不直接從事農業生產而擁有財富的人，大抵是不義之人，因此需要定期地把自己直接生產出來的財富搶回來，農民起義軍一次次攻陷城池，做的就是這件事。中國農民曆來認為，在鄉間打家劫舍是盜賊行徑，而攻陷城池則是大快人心的壯舉。城市本身的不健全，加上遼闊的農村對它的心理對抗，它也就變得更加沒有自信。許多城裡人都是從鄉間來的，他們也對城市生態產生懷疑，有一種強烈的「客居」感，思想方式還是植根於農業文明。一個最淺近的例子，是直到今天小學語文課本里還可能收錄著的宋代張俞的那首絕句：昨日入城市，歸來淚滿巾；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照這首詩的邏輯，只有讓養蠶人穿著遍身錦羅，種田人獨享一切農產品才算合理。「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之一種極其正常的城市邏輯，一點不值得驚異，但讓農村眼光的人看來卻曾產生如此強烈的情感反應：竟然是「淚滿巾」！首句「昨日入城市」非常確實地點明了詩作與城市的對立情緒，很有文化研究的價值。從前這首詩常被引伸為具有階級反抗情緒，那是搞錯了的，張俞本人也不會同意。有意思的是這首十分矯情的小詩竟然鬧得一切受過初等教育的現代中國人都會背誦，詩中所傳達的鄉下人冷眼看城市的心態變成了中國的習慣心態。這些年來，我還經常聽那些被家長打扮得完全達到國際大都市時髦水平的小孩，奶聲奶氣又強作悲憤狀地背誦這首詩，心中就默默祈禱：什麼時候，換一首吧！連城市的普通生活形態也受到如此的抗拒和譴責，當然更談不上對城市心理規則的弘揚了。中國歷史上很難舉得出一批真正的城市思想家。讀古希臘、羅馬文獻，看到那些政治家、思想家一開口就朗聲朗氣地呼喚：「雅典城的公民們！」「羅馬城的公民們！」在中國古代就缺少這種呼喚聲。第一個真正具備城市意識的思想家，我覺得是龔自珍，那就出現得太晚了，而且他也未能讓自己的聲音佔領任何一座城市。在農業社會裡人們都歸之於千篇一律的生產命題，因此雖然分散卻思維同一；城市正相反，近在咫尺卻生態各異，緊密彙集卻紛紜多元。這種多元匯聚又提出了各種各樣的生活需要，使城市生活變得琳琅滿目；這種多元匯聚還會造成不同信息的快速溝通，使城市人成為視野開闊、思維敏捷、選擇機會繁多的一群；這種多元匯聚更形成一種價值比照，使城市人對生活的質量、人生的取向、社會的走勢、政治的安危產生了一種遠遠高於農村流散狀態的比較和判斷。這樣一來，城市人成了中國社會中十分違背傳統教化原則的人文群落，無論是對農民還是對統治者來說，都覺得不好對付。城市意識，也幾乎成了異端邪說，尤其是到了中國近代，列強的武力和國際文明同時進入沿海都市之後，城市意識里又自然而然地融化進國際價值坐標和現代商業原則，更是根深蒂固的中國農業文明所難以容忍的了。兩種文明的搏鬥，從上世紀延續到本世紀，越演越烈。城市文明滋長得十分艱難又十分頑強，而農業文明的包圍和反擊則更加厲害。現代中國城市經常領受到企圖疏散城市元氣的非城市化運動。或者按照農村的村落重新組織城市的居民社區，出現了大量「城市裡的鄉村」；或者讓城市居民和工廠成批地下放到農村，把城市一點點剝蝕。直到本世紀六十年代末期，這種非城市化運動達到高潮。為了引導城市居民離開城市，曾經提出過「不在城裡吃閑飯」的著名口號，這個口號包含著對城市生活的無知和蔑視，是一種把直接的農業生產看成創造財富的唯一手段的小農觀念在作祟。緊接著，就出現了驅趕所有城市裡的青年學生到農村去的全國性運動。這個運動之所以與知識分子支持邊疆建築完全是兩碼事，在於它把所有的青年學生的全部人生道路都劃給了農村，因此也就否定了城市在知識層面上有延續和繼承的必要性，進而否定了城市存在的必要性。當然，每一所中學的畢業生都要下鄉，每一家的子女都要下鄉，而且都是終身性的下鄉，城裡剩下的只是中老年和因病實在無法下鄉的青年。要是這個運動不結束，而是真的成了當時所說的「基本國策」，那麼不要很多年，一座座城市不再會存在任何有生力量。苦苦思念著鄉間兒孫的老人一批批死去，城裡還會留下什麼人呢？街道還在，樓房還在，但已成了沙漠里搭建起來的那座「敦煌」，作為一座城市已不復存在。城市消亡了，消亡在現代，消亡在強悍的小農意識的侵凌中。這一運動使廣大知識分子青年遭受的可怖悲劇已經人所共知，但更為可怖的悲劇確實它直接指向著城市的消亡。幸好這一運動只延續了十年，而新時期的一個突出標誌恰恰正是各個城市的自我強固，同時又在中國廣大農村中漸漸滲入某種城市生態和城市意識的元素，是城市的偉力有可能來滋潤萬里山川。城市，終究是中國現代化的據點。也許不是危言聳聽：我們，真的躲過了一場使無數城市陷於消亡的現代災難。須知，這些災難一旦構成，可能是中國本世紀一來最大的倒退。但是我們又不能過於樂觀。現代城市意識在中國的崛起和普及殊非易事，有許多方面我們還需要從啟蒙開始。城市的一時繁榮並不等於城市秩序的形成，更不等於城市文明的建立。城市文明以密集的人群為前提，因此必須呈現出一種立體構架，一層一層地分列出社會文化價值等級，並以此為依據進行有秩序的操作。沒有這個構架，人群的密集會產生反面效應，這是我們以往經常看到的事實。在亂鬨哄的擁擠中，哪怕是一句沒有來由的流言也會翻捲成一種情緒激潮，造成災難性的後果。中國近代以來，一切人為的大災難幾乎都產生於城市，便是這個道理。沒有構架，那些搬弄是非、興風作浪的好事之徒就會在人群中如魚得水，而城市的優秀分子卻會陷身於市井痞子、外來冒險家、賭徒暴發戶的包圍之中，無法展現自身優勢，至於為數不多的可以作為城市靈魂的大智者則更會被一片市囂所淹沒。沒有構架，他們是脆弱的；沒有他們，城市是脆弱的。不能設想，在古希臘的雅典沒有亞里士多德，在文藝復興時期的倫敦沒有莎士比亞，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巴黎沒有雨果。他們是城市的精神主宰，由他們伸發開去，一座城市的行為法則和思維默契井然有序，就像井然有序的城市交通網路和排水系統。中國也擁有過高水平的思想文化大師，但他們為了逃避無秩序的擁擠，大多藏身於草堂、茅庵、精舍，大不了躲在深山裡講學，主持著嶽麓書院或白鹿洞書院，與城市關係不大。這個傳統，致使我們直到今天還無法對城市文明作出高層面的把持和闡揚，而多數成功的藝術作品更是以農村或小鎮為表現基點。因此，突然熱鬧起來了的中國城市，還沒有從根本上擺脫它們天生的脆弱性。因此我們還不能說，今天的中國城市已經完成了對數千年的封建觀念和狎弄意識的戰勝。城市，還有被消蝕的可能。四就我個人而言，有時也會被身邊的煩囂攪得頭昏腦脹，很想躲開城市，進而對呼喚城市文明的必要性產生懷疑。尤其是不少西方城市人已經提出「回歸自然」的口號，我們是否一定要去鑽別人已想鑽出的怪圈？由此，我又想起了發現渤海國遺迹的清代流放者們。他們被城市放逐了，離別城市那天還涕淚交加，現在突然看到一個大都市的廢墟，他們會作何感想？我想，他們大多會從廢墟中領悟城市裡功名的無聊，從而獲得平靜和超越，減輕心頭的苦痛。記得離開渤海國廢墟後我們去了不遠處的鏡泊湖。面對著鏡泊湖寧謐的美景，我曾想：廢墟傲視著一時功名的短暫，而鏡泊湖則又進一步傲視著廢墟的短暫。渤海國的廢墟存在了一千多年，而鏡泊湖至少已存在了一萬多年。廢墟是以往功業的遺留，鏡泊湖完全離開了功業，因此也沒有廢墟，永遠是一派青春、一派嫵媚，嫵媚了上萬年也不見老，被它嫵媚過的建功立業者都一一化作了塵土，而它還是嫵媚著。像鏡泊湖一樣冷清和漠然，多好。這麼一想，我似乎獲得了全然解脫，就像老莊哲學曾經給過我的，但很快我又感覺到了這種解脫的虛假性。有血有肉的人不可能真的把自己等同於萬古湖山，事實上我就連在鏡泊湖住上較長時間也會因寂寞、孤獨而無法適應。我儘管喜歡安靜、崇尚自然，卻絕不會做隱士。作為一個現代人，我更渴望著無數生命散發出的蓬勃熱能。與其長時間地遁跡山林，還不如承受熙熙攘攘的人群、匆匆忙忙的腳步，以及那既熟悉又陌生的無數面影。我絕不會皺著眉裝出厭惡世人擁擠的表情來自命清雅，而只是一心企待著早晨出門，街市間一連幾個不相識的人向我道一聲「早」，然後讓如潮的人流把我融化。說到底，我是一個世俗之人，我熱愛城市。我對城市的熱愛，當然也包含著對它的邪惡的承認。城市的邪惡是一種經過集中、加溫、發酵，然後又進行了一番打扮的邪惡，因而常常比山野鄉村間的邪惡更讓人反胃；但是，除非有外力的侵凌，城市的邪惡終究難於控制全局、籠罩街市，街市間頑強地鋪展著最尋常的世俗生活。因此，我們即便無法消滅邪惡也能快步走過它，走過邪惡，走向人性，走向人類的大擁擠和大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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