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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字子長,西漢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縣)人!

司馬遷修《史記》司馬遷,字子長,西漢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縣)人,生於漢中元五年(前145年),大約在漢武帝晚年去世,是我國古代偉大的史學哲學家、文學家。他的父親司馬談是一位頗有學識的史學家和思想家漢建元、元封年間(前140年至前110年)任太史令,著《前家要旨時,他還抱定了記載漢興之後「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的宏偉理想,據現在研究,證明他不僅已編撰出了一些漢史的篇章,而且有本紀、有列傳、有「太史公曰」,以備一定的著作體例和規模。

司馬遷幼年在家鄉生活,「耕牧於河山之陽」,大約十歲時隨父到長安,開始誦「古文」,曾跟孔安國學習過古文《尚書》,大約還聽董仲舒講過《公羊春秋》。他博通六藝」,涉獵各種典籍及先秦諸子、「百家雜語」;精天文、律歷、地理,並知醫藥、樂、占卜;喜文學,尤其推崇屈原、賈誼、司馬相如的辭賦。20歲的時候,他第一次遠遊,足跡遍及長江中下游地區和今山東、河南等地返長安後,他作了郎中。此後,他還侍從漢武帝到過今山西、河南、甘肅、內蒙等地。

漢元鼎六年(前111年),他受命出使「西南夷」。次年從「西南夷」返回,見父於河洛之間,這時,司馬談因病留滯洛陽,不能從武帝封禪泰山,「發憤且卒」,乃對兒子傾吐了自己「欲論著」的宿願,諄諄囑咐司馬遷踵其事業。司馬遷俯首流涕,莊重地表示一定繼承父親的遺志。元封三年(前108年),他繼任太史令,遂能讀到「靡不畢集於太史公」的「天下遺文故事」。於是開始積累材料,準備寫作。漢太初元年(前104年),他倡議改歷並積极參加了這一工作,把漢朝沿用的已不準確的《順歷》,改為比較精密的《太初曆》。

此後,他才全力以赴正式開始了著述工作。漢天漢三年(前98年),他為敗降於匈奴的李陵辯護,觸怒了武帝,被定了「誣罔主上」的死罪,於是「深幽圖」之中。司馬遷「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又「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他認為,自己的著作「草創未就」,如果伏法受誅,猶如蟻般死去,實在輕於鴻毛」。他抱著堅持完成自己著作的崇高理想,毫無慍色地接受了腐刑,以免一死。這一奇恥大辱,使司馬遷的思想發生了重大變化受刑後不久,他被任命為中書令。

他堅持著述,把自己全部的才學、見識和心血,都貫注於著作之中,終於基本上完成了開創我國史學新時代的不朽著作—《史記》。《史記》原名《太史公書》。包括二十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五大部分,共計130篇(卷),526500字,是一部組織嚴密、內容宏富的百科全書式的通史《史記》包括的時代和記載的內容之廣,是前無古人的,它上起傳說時代的黃帝,下迄漢武帝,約三千年的歷史。它所記載的地理範圍,延伸到了今日我國的版圖之外,西至中亞,北至大漠,南至越南,東至朝鮮、日本。把歷史編纂的時空經界,第一次擴大到時人所知的實際範圍。在廣闊的時空間架上,展開了博極天地、囊括古今的人類社會史的完整畫卷。

人類社會生活的各方面,如政治、經濟、文化、科技、交通、民族、民俗、宗教;構成社會的各階層,如皇帝、貴族、官吏、將士、學者、遊俠、卜者,以至農工商賈,都得到了較全面的反映。記載當代史的部分尤為詳備。全書一百三十篇中,完全和重點寫當代史的,達六十六篇之多和它所反映的社會生活相適應,是《史記》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種體裁有機地統一起來的著作形式。本紀,主要是選擇能左右天下大局的代表人物為主體,寫政治上的大事,連續而集中地展示三代至漢武時期政治興衰更迭之際。表,是用譜牒的形式,條理歷史大事。本紀和表都是以時間為順序,起提綱挈領的作用。書,以事為類,主要記載各項典章制度的發展過程,具有專史的性質。世家,記載諸侯、勛貴和對社會起過比較突出作用的人物及大事,兼用編年和列傳的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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