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發生的才算得上精彩，」 聽北京香港歸來的毒舌藝評人Kenny聊藝術生態

Kenny Schachter

artnet新聞特約作者

保護我……免受藝術圈的傷害。攝影及插畫：Kenny Schachter

幾個月前，一個Instagram的網紅藝術狗賬號Frenchiepickles給我發了一條信息。不過，相比受到一個擁有4萬多粉絲的狗狗賬號（比我多了三倍多！）發來的信息更為奇怪的事情是，這實際上似乎是一位和美劇《實習醫生格蕾》有關的洛杉磯電視製片人給我發來的信息。她目前正在忙一個新的劇本，是一個有關當代藝術市場中有組織犯罪的節目。

她希望我能夠出任這檔節目的顧問，而節目的主要想法是講述一個世代從事藝術經紀行業的家庭成員不小心捅了簍子，因為請求科西嘉島黑手黨替他償還賭博所欠的第三方保證金而欠了他們10億美元。「這就是現代版《廣告狂人》（Mad Men）遇上國際版《黑道家族》（The Sopranos）的劇情，一定會吸引很多觀眾，」製作人在電話那頭滔滔不絕地說著。我在這場電話會議上忍不住大笑了起來，這也使得我現在依舊坐在電話旁苦苦等候著我揚名好萊塢的機會。

就在幾周後，我接到了來自全世界最長壽的時事調查節目BBC《廣角鏡》（Panorama）的來電，他們詢問我是否願意參加一集有關「藝術圈中盛行的洗錢活動」的節目。我至今都無法讓人們忘記我在2016年Hay藝術文學節上所作的評論，當時我說藝術市場就是一個集中了各種腐敗的污穢池（好吧，也可能只是一個小水窪而已）。我的目的並不是要瞄準那些猖獗的犯罪現象，只是想讓昏昏欲睡的聽眾們醒一醒。當我告訴節目主持人，在目前這種嚴格的財務監管體制下，每個人在銀行面前毫無任何隱私可言，所以通過藝術進行洗錢並沒有他們想得那麼普遍，那位主持人明顯有些受挫。

但他又不屈不撓地給我舉了個例子，說是一個烏克蘭涉嫌武器和毒品走私、謀殺等罪行的家族，同時也賣出了一批我從未聽說過的藝術家的畫作——他希望我能夠出鏡，在節目中談談一些具體的作品。呃……我已經樹敵不少了，所以這樣的節目還是免了吧。

這隻小狗很明白自己的天賦。圖片：courtesy of Kenny Schachter

事實上，我剛從北京畫廊周和香港巴塞爾藝博會回來，其實那裡發生的故事才真正算得上精彩。

北京篇

事實上，在一片繁榮的全球藝術市場中，正兒八經地賺錢比走歪門邪道可能更容易。但在中國，稅率更低、管制更少的香港在商業方面具有更大的吸引力——由於缺乏足夠的由政府運營的藝術機構，中國是少有的幾個急需私人博物館的國家，讓這些私人機構在反抗西方模式的非盈利（避稅）模式中充當了重要的角色。

北京寶格麗酒店。圖片： Courtesy of the Bulgari Hotel

可以說，我參加了每一屆北京畫廊周展會（這次是第二屆），今年的17家參展商大多由小型及中型畫廊組成——儘管這些畫廊都駐紮在租金相對便宜的巨大空間里。在這一愈發同質化的世界中，北京顯示出了極大的能量和對文化幾近貪婪的慾望。你在這裡能感受到一種興奮以及充滿各種可能性的氣氛。說到氣氛，或者說空氣，今年北京的空氣質量比去年好了100%，這或許是因為工廠的關閉，也可能只是我純粹運氣好。而更以金錢為驅動、充滿著歐洲感的上海，則上演了各個開幕式和活動競相角逐的景象，形成了一種城市內部的競爭。而我可能更喜歡比較真實、更注重才華的北京。

北京畫廊周在798藝術園區內舉行——任何一個沒有這種擠滿了瘋狂人群的藝術園區的城市都應該好好學習這種模式，比如倫敦。如同中國很多其他的事物，這一園區原是一片屬於部隊的工業廠房區，2000年前後在七星華電科技集團主席王彥伶的指導下逐漸廢除了工廠的功用，讓這裡成為當代藝術工作室和畫廊的聚集地。他精力十足地在名為798拍賣中心的地方，積極地主持了一場晚宴，而這棟漂亮的新建築之後將為一家拍賣行使用。

北京畫廊周似乎只用了一年的時間就完成了機構化的過程（歡迎擁抱中國速度）。前來畫廊周的人包括傑弗里·戴奇（Jeffrey Deitch）、職業藏家烏里·希克（Uli Sigg），以及洛杉磯郡立藝術博物館（LACMA）館長Michael Govan。Govan這次也是為了一些博物館合併和收購一事而來——這股風潮去年在中國相當盛行，當時等待接手的北京尤倫斯藝術中心最終被上海雲月投資收購。如今，LACMA已經獲得了對余德耀美術館的控制，在逐步發展的上海西岸藝術區佔得先機。

在北京畫廊周上最突出的（或者說一直以來都是如此）是由盧傑2003年成立的長征空間。目前仍在北京尤倫斯藝術中心擔任館長一職的田霏宇（他也共同策划了古根海姆的展覽「1989後的藝術與中國：世界劇場」）運用自己的技巧帶領尤倫斯經歷了易主風波。

長征空間內劉韡的大型球型作品。圖片：courtesy of Kenny Schachter

當我在長征空間時，那裡正在展出藝術家劉韡創作的大型雕塑裝置。儘管劉韡已經是國際型畫廊和雙年展上的常客，而且作品拍賣價格達到過近100萬美元，但他所有售價最高的作品都是由亞洲藏家獲得（並且都是繪畫作品）。對於劉韡那些售價頗高，但看上去像是破掉的電腦屏幕上彩色靜電的油畫作品，我並不是那麼喜歡，不過那幾個從天花板垂下來在空間里迂迴緩行的水泥球體，倒是挺不錯的。這些大球似乎在和重力作著抵抗，直到有一個球在安裝過程中砸到了地上（作品的價格為20萬美元）。有時候藝術會帶著報復心，狠狠地回咬你一口。當然，畫廊主盧傑在藝博會上能賺到的肯定比展覽空間里多不少，但你不會看到他在那裡抱怨中型畫廊面臨的危機，反而一直堅持著。

北京另一位具有權勢的人物，就是華誼兄弟傳媒集團的創始人王中軍。他的松美術館日前剛在北京開幕，門票收費27美元，高於MoMA和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25美元門票費。王中軍在《中國日報》上解釋了為何自己的美術館收費會如此之高，因為這是一個「嚴肅對待藝術的殿堂」，而高門票也能確保進來的人不是隨便拍個自拍照或是上個廁所而已。這或許能補償一些他在藝術作品上的豪擲千金，620萬美元的梵高、一幅430萬美元的中國書法、一幅290萬美元的畢加索。

松美術館內的自拍美景。圖片：by Kenny Schachter

或許王中軍應該重新考慮下自己的顧慮：當然參觀者盛裝打扮，相互簇擁著來到美術館，只是為了記錄自己他們自己的每個舉動。而公眾場合已經混合了這些目的，一個過分熱心的藝術贊助人僅僅就是在為了拍照的展廳的牆上做文章。我不喜歡去概括論事，但是一定有一個詞來形容狂熱的中國藏家對於「低頭一族」（作者指看手機）這種藝術形式的熱愛……這個詞難道是，超音速自拍？

香港篇

香港是我見過的對待行人最不友好的城市：人行道上幾乎放滿了金屬的障礙物，迫使行人擠在狹窄的通道上像是一群待宰的牛。有趣的是，藝術家Billy Al Bengston對參觀藝博會有個非常有意思的形容（這是來自Jim Shaw的說法，我有幸在他於Simon Lee畫廊的畫展開幕後和他吃了頓飯）。我有考慮爬過一個障礙物來躲避這些嚴格的人行道防禦工事（而且這並不是為了防止恐怖行動，只是為了限制我們這些行人），但想到我有可能會臉朝地地摔在一排等候進入浮華嶄新的新恆基（H Queen）大樓的人面前，便覺得這樣的做法有些冒險。香港到處都在排隊，餐廳、畫廊、計程車，每件事都需要排隊。

要進入新恆基大樓可能就和進入鼎盛時期的Studio 54那樣「輕而易舉「。圖片：by Kenny Schachter

而要坐著車在城市裡穿梭就沒有那麼容易了：交通呈現靜止的狀態（順便說一下，北京的交通更加糟糕），而原本等候時間為4分鐘的Uber硬是被拉長到了20分鐘。同時，Uber在北京已經被收購，所以都無法選擇它出行。為什麼呢？因為為什麼呢？因為住在香港就像是住在全世界最大的購物商場Westfield里，這是和SPRING/BREAK藝博會完全不同的卡夫卡式零售地獄（我在開玩笑，明年我還是會在可怕的紐約藝博會上露面）。

即便在我加入藝博會的行列之前，就已經收到了來自Net-a-Porter、Moda Operandi甚至是一家瑜伽工作室發來的藝術展邀請。想想這些邀請函都會每天發給那些穿著同樣阿迪達斯運動褲的人。香港已經迅速成為了亞洲版本的邁阿密海灘巴塞爾藝博會，區別在於你是否你擠得進你受到邀請的那些活動。

我的一個兒子Kai出人意料地出現了，想闖入參加高古軒為Jen Guidi已經售空的展覽所舉行的晚宴。我都沒來得及問他是如何付得起機票的，他就主動提到「從你和媽媽那兒偷來的里程。」好吧，面對這樣的誠實我也不好說什麼了。不管怎樣，能有他在身邊就好比多了一雙眼睛和一對耳朵，更多的是一個陪伴。

Kai、Simon Lee和Jim Shaw在China Tang的晚餐。圖片： Kenny Schachter

香港的新恆基大樓讓我想到了1990年代早期衰敗前的紐約SoHo區：豪華闊氣的空間，卻毫無靈魂。這也勾起我1970年代末期要擠進夜店Studio 54大門的情形——要進入這棟新恆基大樓實在是太費勁了。

豪瑟沃斯畫廊完全來勢洶洶：兩層樓的建築擺滿了馬克·布拉德福特（Mark Bradford）的作品。比起藝術家近來250萬至400萬美元令人震驚的一級市場價格，更使人驚訝的是如果你想要一幅他的作品，而且也被視作足夠重要的藏家，那麼你才有機會進行「盲選」，即：買家可以通過尺寸而非圖像來決定自己要購買的作品。此前，畫廊實行的是「著名」的買二贈一政策，而且你要把第二件作品捐贈給美術館。一位藝術顧問在排隊等計程車時告訴我，她的一個客戶是如何買到了兩件布拉德福德的作品但順便「忘記」把作品捐給博物館的故事。向此致敬！

譯：El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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