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方舟：《東京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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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憶蓮"s
林憶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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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從廣州回來的高鐵上看了一本書，蔣方舟的《東京一年》。
蔣方舟，一個在青春期深受張愛玲影響的文藝女青年，而她自己的經歷也頗像年少成名的張愛玲。1989年出生於湖北襄陽，7歲開始寫作，9歲寫成散文集《打開天窗》。2008年被清華大學破格錄取，2012年大學畢業後任《新周刊》副主編。
她是才女，也是個稚氣未脫的女孩。在書中，在她的文字里，總能在不經意之間感受到她獨居日本的孤獨和寂寞。可是當她的父母千里迢迢趕去日本看她時，她們因選擇吃飯的餐廳而產生分歧。她想找一家看起來不錯的餐廳，但是父母總覺得貴。於是她發出了這樣的感慨：「愛想像中的人很容易，可當他們來到你的面前，愛他們就變成了一件困難的事。」
獨處是一個人成熟的開始。她初到日本，不能適應一個人在餐廳吃飯的羞澀。有生以來第一次，她度過了一段完全真空的生活。沒有目標和意義，每天一睜眼就是一大片需要填充的空白。任何一件事都需要把時間拉得很長遠。把濃度稀釋，才能填充過完一天。
《東京一年》以日記的形式記錄了她在2016年受國際交流基金會之邀獨自一人在東京生活的所見、所聞、所思。
這本書以蔣方舟自己的序開篇：
1786年9月3日凌晨三時，37歲的歌德提起行囊，獨自一人鑽進一輛郵車，逃往了義大利。那時候的歌德在魏瑪（位於德國中部的一座城市）已經生活了十幾年，身居要職。他出逃並非是因為走投無路，而是他發現自己的人生不知不覺被套上了一個齒輪：白天忙於政務，業餘創作一些愛情詩，生活把創作的熱情壓榨的乾癟枯竭。
他有樸素的直覺：這樣下去不行，因此拋棄了一切，逃到了他心目中的烏托邦—義大利。他在那裡生活了一年零九個月，足跡遍及整個義大利。從城市到農村，喜悅地目睹並且描述著岩石的硬度和空氣的彈性。
歌德在義大利完成了《在陶里斯的伊菲格尼亞》，寫了《塔索》、《浮士德》的部分。義大利拯救了他，把他從成為一個附庸風雅的公務員的命運齒輪上解救了下來。
2016年，我獨自一人在東京生活了一年，東京也拯救了我。
東京是一個人情冷漠的城市，用作家又吉直樹在《火花》里形容的：「東京這個地方，聚集著從各個地方而來的人們。從前在鄉下時，從漫畫和電視劇里看見的東京，雖然燈火繁華，但人總是很冷漠。上京後我才明白了，那並不是冷漠，而是因為身為外來者的大家都心情緊張。外來者進入東京這個城市，一個個都表現出不要被吃掉的緊張狀態，終於成了一個集合體。」
日本是世界上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國家，超過65歲以上的老人占人口的四分之一。她見過的計程車司機幾乎都是60歲以上的老人；周末去美術館看展覽，四分之三的遊客是老人；甚至去看脫衣舞，也有一大半的觀眾是老人。
她在書中坦承她對脫衣舞的狂熱。她解釋說她喜歡看脫衣舞，並不是出於性的萌動，不是體驗生活，不是獵奇心理，不是業務學習，她也沒有任何變成女同性戀者的徵兆，而是因為一張照片。
一張最動人的寫作狀態的照片，是20世紀30年代的脫衣舞皇后吉普賽·羅斯·李，她在寓所里修改小說，穿著舒適的襯衣，地上一團團廢紙。她忽然發現寫作和脫衣舞之間有一種心照不宣的聯繫：她在舞台上除去衣衫，下了台之後，用寫作給自己和世界一件件穿上衣服。
她用了很大的筆墨在書中描寫日本的性文化，日本人談論性不會有所忌諱，這可能與日本的宗教文化有很大的關係。我曾看過村上春樹的《1Q84》，那本書看得我面紅耳赤，我看不透各色人物之間不帶感情色彩的性關係。
時至今日，我仍不能理解日本複雜的宗教倫理，也許只是因為我生長在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國度。
波伏娃曾說：「男人的極大幸運在於，他不論在成年還是在小時候，必須踏上一條極為艱苦的道路，不過這是一條最可靠的道路；女人的不幸則在於被幾乎不可抗拒的誘惑包圍著，她不被要求奮發向上，只被鼓勵滑下去到達極樂。當她發現自己被海市蜃樓愚弄時，已經為時太晚，她的力量在失敗中已被耗盡。」
日本人活的很壓抑，壓抑的不僅是空間，還有情感。日本女孩將「嫁個有錢人」作為自己青春奮鬥的目標，她們依附男人生活，不需要為了生計奔波勞累。很多夫妻之所以維持著沒有感情的婚姻生活，僅僅因為她們彼此需要。男人需要發泄，女人需要生活。
白天的日本人西裝革履，客套拘謹。到了晚上喝醉之後就變得非常吵鬧，露出放縱的本相。他們因清醒而壓抑，因麻醉而放縱。
在柴靜的《看見》一書中，我看到了她在現實真相和新聞報道之間的掙扎，她奔赴一線，採集最真實的新聞，可是究竟何者為真何者為假呢？難道眼睛看到的，耳朵聽到的就是真相嗎？
蔣方舟說，她生活在黑暗和懷疑中，當所有人看到月亮的光明時，她更願意鑽到月亮的背後，去看它凹凸不平的表面。因為她一直認為，月亮的光明是幻覺，醜陋的表面才是真實。
在面對現實時，她常常覺得失望，因為無論她怎麼寫，都無法超過現實本身。在事實和真實之間探索，在充實和空虛之間猶豫，對她來說，就是寫作的最大魅力。
皇居，東京的跑步聖地，據說是村上春樹愛跑步的地方。跑者白天是坐地鐵的上班族，穿著米色和黑色的商務服，地鐵門一開再一關，他們疲憊和麻木又加深了一層。到了晚上，他們換上專業的跑步服，龐大的上百人群體呼吸同樣的頻率之下，在窄窄的跑道上連綿不絕，儀式感就像是參加彌撒。
這兩年跑步成了中國中產的新宗教，在缺乏宗教的社會裡，過剩的中產需要跑步這種宗教般的歡愉來緩解自己的焦慮和壓力。
在互聯網創業的熱潮中，很多人的很多努力是為了讓別人更懶一些。而跑步是一種苦修，苦修，是對過剩的回應。食物過剩，糖分過剩，卡路里過剩。
中產的跑步激情，也許是受暢銷書《當我在跑步時我在想什麼》的影響，也許是受跑馬拉松的潘石屹和登珠峰的王石的鼓舞。但是潘石屹和王石並不是為了作秀，或者為了征服的虛榮，而是真的享受這種對於他們的日常生活來說遙遠而陌生的身體痛苦。
在這一年裡，她有大把的時間和機會去日本的美術館思考和剖析每一幅展覽背後的故事和宗教文化。
她在東京站的美術館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川端康成的展覽，感慨川端康成年輕時的愛恨糾結。看梵高和高更的畫展，她向讀者講述了他們同居的生活並分析了兩人之間的複雜情感以至於最後的不歡而散。
她說，任何關係都有強弱之分，但更受折磨更痛苦的不一定是弱者。弱者示弱，不斷暴露和展示自己的弱點，你無法指責他，類似病人先發制人地把自己的疾病當做擋箭牌，嘔吐般宣洩著自己的可憐。弱者姿態低無可低，強者被逼的退無可退。
這世間的愛無常，生命無常。她在東京聽聞江緒林老師的死，聽聞好友的自殺未遂，她感到無力和惶恐，她說他們的死耗盡了她對生活一半的心力。
人死如燈滅，死亡的瞬間對死者來說是一種命運的完成，就像英國作家E.M.福斯特所說：「人的生命是從一個他已經忘記的經驗開始，並以一個他必須參與也不能了解的經驗結束。」
《冰與火之歌》中有一句瓦雷利亞語是「Valar Morghulis」，即「凡人皆有一死」。
在東京獨居一年，蔣方舟對生活，對生命，對寫作進行了深刻的思考。當下，生活在安逸圈的年輕一代常把詩和遠方掛在嘴邊，而真正離開了眼前的苟且的蔣方舟又是怎麼看待詩和遠方的呢？
在《序》中她寫道：
這幾年我很反感一句話：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還有詩和遠方。
「眼前苟且」與「詩和遠方」是一對虛假的對立。我在東京一年的生活表面看是「詩和遠方」。生活在迷人的異域，雞毛蒜皮消失了。可東京的生活同樣存在著無奈的人性，瑣碎的溝通，窘迫的算計與虛偽的寒暄。另外，網路的發達讓「遠方」的概念消失了。我身在異國，卻時刻關注著國內的人和事，為我觸手而不可及的苦痛感到悲傷。正是這些並不美好的細節，才構成了生活的全部。
這或許就是為什麼我愛讀作家的日記和信件——不僅僅是出於某種窺私癖，更是因為那彷彿是一種反向的攝影。作品是藝術家生命的結晶和照片，我通過日記和信件，把那凝固一瞬的風景在時空上進行擴展，看到了他們完整的藝術生活。
1786年11月4日，歌德在羅馬給自己的母親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我將變成一個新人回來。」重獲新生的歌德其實並沒有變成一個新人，就像在東京度過的一年並沒有把我變成一個新人，我們只是更像自己本該成為的樣子。
新人不新，無論是逃往義大利的歌德還是在東京獨居一年的蔣方舟，他們仍攜著原來的皮囊前行，舊的是過去，新的是起點和希望。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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