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國界的友誼——兩位「洋八路」的感人事迹

1939年7月，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一艘輪船從法國馬賽港起航，這艘「杜美」號海輪運往的目的地是東方的香港。在風雨飄搖、暗流涌動的汪洋大海中，這艘輪船顯得孤獨而又那麼的無依，船上載著的乘客中，有一位來自德國的青年，他叫漢斯.米勒。

漢斯.米勒，1915年生於德國杜塞爾多夫城，父親是猶太人。希特勒執政後，開始殘酷迫害猶太人，奉行種族歧視政策。由於有猶太血統，漢斯·米勒不得不遠離政治中心，來到瑞士與德國交界處的巴塞爾大學醫學院求學。當時的德國在希特勒的統治下，已陷入了瘋狂的民族主義狀態，德國民眾生活在納粹法西斯戰旗的巨大陰影之下。瑞士不能居留，納粹鐵蹄下的德國也不能回去，眼看就要畢業的米勒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中，該往何處去，自己的前途又在哪裡呢？

一天，米勒回到宿舍，同學蔣兆先來找他，原來他是來動員米勒一起去中國的。這位雄心勃勃的蔣同學一把抓住米勒的肩膀說道：「如果你想參加反法西斯的戰鬥，就到中國去吧，那裡是最大的反法西斯戰場。」

米勒早先曾聽蔣兆先講過中國人民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戰鬥事迹，他當即決定到萬里之外的中國去。為了籌措路費，米勒賣掉了心愛的照相機，隻身一人遠渡重洋，踏上了向這塊苦難深重的東方土地出發的旅程。此時的他，沒有意識到，這一去竟是一生。

輪船經地中海，穿過蘇伊士運河入紅海，越過印度洋向目的地駛去。在劈浪前行的輪船上，米勒不禁思念起家中的父母，思緒萬千的他不禁問自己，自己一句中國話都不懂，到這個遙遠的國家來參加艱苦的戰爭，能行嗎？

海風拂面而來，米勒遙望著星空，不禁朗誦起了歌德的《致馭者克洛諾斯》，被詩歌感染的米勒暗暗下定決心：為了世界反法西斯事業，自己一定能夠戰勝困難！

香港皇后大道中18號，掛著一塊「粵華公司」的牌子，這裡是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許多外國友人和國際援華物資就是通過這裡轉往抗日戰場第一線的。在這裡，漢斯·米勒通過宋慶齡領導的「保衛中國同盟」見到了廖承志、愛潑斯坦以及紐西蘭記者貝特蘭，隨即參加了由八路軍和「保衛中國同盟」組織的醫療物品運輸隊。

當時，正值國民政府對抗日民主根據地實行經濟封鎖，加上百團大後，日本人投入大量兵力全力對付根據地，八路軍抗日根據地的物資供應異常艱難。經廖承志和愛潑斯坦介紹，年青的米勒大夫決定到延安去。於是，他跟隨醫療隊護送國外援助中國抗戰的600箱醫藥用品和一輛大型救護車踏上了去往延安的道路。

1939年9月，米勒終於到達了延安。一個月後，主動要求到前線的米勒隨同包括柯棣華在內的印度醫療隊渡過黃河，到達位於太行山區腹地的八路軍總部。一到總部，他就見到了朱德總司令。當他聽到朱總司令用德語說出「歡迎你！」時，他很驚訝，也很激動。三天後，米勒參加了追悼白求恩同志的大會，米勒上台表示，要像白求恩那樣，為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奉獻一切。

很快，米勒被任命為八路軍衛生部流動手術隊隊長兼129師醫務顧問。從此，米勒成為一名戰地醫生，和中國軍民一起戰鬥在太行山上。沒過多久，米勒就感受到了革命的艱險。

一天，米勒正在做手術，日軍發動掃蕩，距離他們已經不足八里路了，而這時醫院裡還有200多名傷員，其中重傷員有40名。200多名戰士的生命危在旦夕，米勒與戰友們緊急動員，組織傷病員往山上轉移，當他們忙上忙下把最後一名傷員抬到山上，往山下回望時，他們原來駐紮的村莊已經冒起了滾滾濃煙，鬼子進村掃蕩了。

殘酷的戰爭沒能消磨米勒的意志，眼看著一個個戰士流血犧牲，他為自己無力挽救更的傷員而悲痛、傷心，更對戰士們的犧牲精神充滿敬佩。「讓我再多救一個！」不僅是口號，更是米勒心中一個堅定的信念。儘管缺醫少葯、條件簡陋，可從未放下手上的手術刀。一個個抗日戰士在他的精心救護下重返抗日前線。

1943年3月，時任八路軍晉綏軍區八分區21團一營營長的張中如（新中國成立後授少將軍銜）在戰鬥中被一顆子彈貫穿了胸部：子彈從他的右肋下射入，從左下胸穿出，這位曾經與日本侵略者交戰上百次的抗日英雄，生命垂危。

返回延安途經此地的米勒得知消息，連夜騎馬趕了過來。在叢林深處的一間茅草屋裡，在幾把手電筒和蠟燭的微光照射下，一場手術開始了。沒有麻藥，缺乏嚴格的消毒措施，米勒用隨身帶來的醫療器械為忍受著極大痛苦的張中如做了清創手術。經過8次手術和休養後，張中如終於重返戰場。

艱苦的條件和繁重的工作連身強力壯的米勒也感到透支，他終於撐不住了。嚴重的胃病和痢疾折磨著只有28歲的漢斯.米勒。

一天清晨，警衛員給米勒大夫送早飯，剛走到門口就聽到「咚」的一聲，警衛員急忙推開門，看到米勒大夫倒在地上掙扎。

1943年1月，漢斯.米勒接到來自延安的通知，要求他返回延安。原來，黨中央為了米勒的健康和安全，決定讓他離開抗日前線回延安休養。從太行山去往延安，就必須經過日軍的封鎖線，米勒隨著一支小部隊向延安出發了。

當時的八路軍戰士穿越日軍封鎖線時，通常會打扮成老百姓的樣子：繫上陝北的毛巾、穿上老百姓的衣服，腰間再繫上一塊黑布。憑著這身裝扮就可以通過封鎖線了。他們也把米勒大夫化裝老百姓的樣子，可是他的大鼻子一看就是個外國人，怎麼也混不過去，大家只好等待時機，也因此而救了張中如將軍一命。

後來，他們終於還是等來了通過封鎖線的機會。安全抵達延安後，米勒卻整日沉默不語，原來，在穿越封鎖線的時候，米勒的一套手術器械遺失了，這是當時唯一一套完整的手術器械，他就是用這套手術器械挽救了無數戰士的生命的，這令他既難過又痛心。在他又到延安國際和平醫院工作時，暗暗下定決心，一定要用有限的資源救治更多的傷員。

1944年的一天，米勒接到緊急任務，組織上要求他帶領一個醫療組到楊得志的部隊報到。原來，這支能征善戰的隊伍剛由山東調到陝北，就有人染上了斑疹傷寒。

疫情就命令，米勒火速帶著醫療組，當天晚上就趕到了部隊駐地。米勒立即制定滅虱計劃，他們支起大鐵鍋，要求每位官兵都脫掉衣服煮沸滅虱。這支部隊的指戰員大多是山東漢子，作戰英勇，但脾氣耿直火爆，聽說要脫衣服煮沸，大家便七嘴八舌，一片牢騷。由於陝北這地方早晚溫差極大，被煮過的衣服和被褥短時間內又干不透，因此，戰士們更是怪話連篇，有些人甚至拒絕執行。在米勒大夫耐心細緻的救護下，部隊的斑疹傷寒很快得到了遏制。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投降。消息傳來，漢斯.米勒像所有中國人一樣，在歡呼聲中度過了徹夜難眼的夜晚。抗戰勝利後，米勒申請回國，組織上也考慮到米勒想念家人的心情，積極促成米勒回國與家人團聚。可是，當時的交通條件實在太差了，未能成行的米勒決定放棄回國的機會，留在中國繼續參加解放戰爭。令米勒慶幸萬分的是，他的這個決定，讓他遇到了自己一生的至愛，一個日本護士中村京子。

1945年5月，在日本福岡長大的中村京子看到一份「南滿鐵路」醫院的招募啟事，懷揣著對護士職業的嚮往，15歲的中村京子來到了遼寧錦州「南滿」護士學校，成為一名實習護士。初到中國，這裡的語言服飾和東北人愛抽的「關東煙」等等，都令中村京子感到無比新鮮。而然，就在中村京子還在對陌生的中國充滿好奇的時候，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日本戰敗了。

中村京子所在的護士學校被中國軍隊接管，恐慌中的她為了能夠有個暫時的安身之所，成為了紅色革命陣營中的一名護士。由於擁有護士職業技能，中村京子被分配到前線手術隊工作。來到手術隊的第一天，一個高鼻樑的外國人就引起了中村的注意，原來這個手術隊是各醫院選出來組成的，米勒此時也來到了東北。工作中的默契配合，讓兩個年輕人越走越近，再加上都是老外，漢斯.米勒和中村京子的交往自然就多了一份與常人不同的情愫。

1947年的一天，兩個年輕人在村外的一棵大樹下聊天，中村還記得，那天陽光從樹梢的縫隙中灑下，米勒大夫有些木訥地坐在樹根上靦腆地問她：「你同不同意咱們兩個人一起生活？」當時只有17歲的中村以年輕為由婉言拒絕：「很對不起，米勒大夫，我還年輕，我還要回國的，這個問題不要談了。」

隨著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漢斯.米勒和中村京子也各自回到原單位，彼此也失去了音訊。直到1948冬，一紙調令把中村調到了天津工作，一下火車，中村就在接站的人群中看到了一熟悉的身影——漢斯·米勒。也許是冥冥之中命運的安排，漢斯.米勒和中村京子又走到了一起。

1947年7月，一場簡單的婚禮引發了人們的好奇，婚禮的主角是兩個外國人，新郎是來自德國的漢斯.米勒，新娘則是日本姑娘中村京子。戰友們開玩笑說，一個德國大夫，一個日本護士，在中國的土地上綻放出了愛情之花。

1951年，漢斯.米勒成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1957年，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建國後的漢斯·米勒先後擔任過長春軍醫大學附屬醫院院長、教授，瀋陽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院長兼兒科系主任，北京積水潭醫院教授，北京醫學院副院長、教授等職。漢斯·米勒雖然不像白求恩那樣家喻戶曉，但正是他引進了測試乙肝的試劑及乙肝疫苗技術，中國才得以成功研製出乙肝疫苗。六、七十年代的中國，得乙肝的人很多，這就需要製造乙肝疫苗，但受當時國際環境的影響，中國的乙肝疫苗研製工作極其艱難，在沒動物模型可用的情況下，為驗證所研製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米勒用自己的身體做實驗，往自己身上注射疫苗。當時研究小組的成員、後來北京大學肝病研究所首任所長陶其敏看米勒已經是六十歲的人了，不同意他的做法。米勒卻風趣的說：「正因為我六十了，就給個機會，讓我再為人民做點小小的貢獻吧！」

在漢斯.米勒和陶其敏教授的帶領下，經過多年的積累，北京醫學院附屬人民醫院在肝病方面的研究走在了國內同行的前列。

1974年，59歲的漢斯.米勒回到了闊別已久的故鄉德國杜塞爾多夫，然而，那裡的一切早已物是人非了。幾十年來一直苦苦盼望兒子歸來的父母已先後辭世，甚至連母親的墓地也無處可尋。這位飽經滄桑的遊子只能在父親依稀可辨的墓碑前獻上一束鮮花，寄託他無限的思念和追懷。

對米勒而言，他在德國的家是沒有了，但他還有一個中國的家。漢斯·米勒在北京的四合院生活了45年，直到1994年去世。一場跨越國界的援助，造就了一段跨越國界的愛情，產生了一個跨越國界的家庭，這一家人的每一個成員不論身上流淌哪個民族的血液，都深深地熱愛著中國這片大地，都在為中國的強盛，為世界和平奉獻著自己的愛和戀。

內容來自《國家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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