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聯濤：靜觀特朗普貿易戰，美國的心理轉變複雜又微妙
沈聯濤/文
針對特朗普貿易戰威脅，有三類初步反映。
第一類認為，貿易戰真正指向的其實是中國，所以其他國家都希望得到鋼鐵和鋁關稅豁免——最初給人的印象似乎是，該關稅給所有國家帶來的影響都要超過中國。這是自欺欺人。
第二類是保守的分析，認為無須把特朗普的政策太當回事，因為理性推理便可知，沒有人能從貿易戰中獲益。遭到附帶損害的將不僅限於中國和美國，而是影響深遠，以至於20世紀30年代的災難性局面將可能重演，彼時美國的保護主義將所有人推入「大蕭條」的深淵。換句話說，從現實和理智的角度來看，最終所有人都必須務實地坐下來進行嚴肅的談判。化干戈為玉帛。
第三類觀點認為應該高度警惕，一場貿易戰的陰雲已在集聚。儘管大多數分析人士都將注意力集中在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希澤和貿易與製造業政策辦公室主任彼得·納瓦羅的意見上，而我則在認真關注著史蒂夫·班農的言論。
班農在2017年8月從白宮首席戰略師任上離職；又因邁克爾·沃爾夫的暢銷書《火與怒：特朗普白宮內幕》披露其爭議言論之後，離開了布賴特巴特新聞網，如今他已淪為「另類右翼運動」的棄子，從美國到歐洲都對其避之不及。
在我看來，班農對特朗普的白宮議程設置仍然有最具戰略性的全局認識，儘管其戰術上動作頻仍，四面出擊。
根據班農的說法，75％的美國人認為美國正在走向衰落。他和其他人，以民主黨自由主義當權派難以企及的敏銳視角認識到，美國中產階級已被挖空，且深刻激憤於他們的權利與收入自里根時代以來便遭到蠶食。自由主義的當權派被視為自我欣賞、安於現狀、傲慢自大且腐敗無能，無視「不穩定無產者」的困境（指白人工人階層，他們雖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努力地工作，仍掙扎在陷入貧窮的邊緣）。
班農對民粹主義、民族主義運動驅動力的分析，重心落在中央銀行、當權派和科技巨頭身上。他表示：「中央銀行的營生就是讓你的貨幣貶值；中央政府正在忙著讓你的公民權利貶值；中央科技企業集團在乾的就是讓你的個人權利以及你自己產出的個人數據貶值。」
他沒說出來的是，最大的中央銀行、政府、科技巨頭都來自美國。
在他看來，一種新的農奴制出現了，只有全國性的民粹運動才能恢復人民的力量。
但是，他憤怒和指責的矛頭中心是「中國崛起」——這種崛起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得到了美國和全球精英的助推。通過給中國貼上「重商主義極權國家」的標籤，他把全球通貨緊縮歸咎於中國，因為在他眼中，中國對外輸出其過剩產能，令歐洲和美國的工業心臟地帶遭到重創。
因此，他深深地感到貿易和非法移民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這無關於貨幣戰爭或貿易戰爭，而是就業戰爭。
不論你對班農或特朗普的觀點贊同與否，現實是，他們正在攪動起針對全球化、貿易和中國的怒火。但正如大家應該知道的那樣，中國的出口產品大多只是在中國組裝，主要由美國公司進口到美國，所使用的配件、原料則採購自世界各地。歐洲從中國進口的產品也是如此。
客觀現實是，隨著富裕國家朝氣不再，便對其他國家的崛起心生恐懼。全球工資水平必須得到調整，這不僅是由於中國，還有印度、東盟國家、拉丁美洲和非洲——總之，所有世界其他地區——的勞動力增長。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新研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工作文件18/54）所表明，全球化能夠增進全球福利，但各國政府則需要減輕伴隨其而來的代價，特別是不平等和國內工資和收入的分配。外國政府無法干預一個國家的國內再分配政策。
令西方民主主義者難以接受的其實是，如果世界其他地方進入中產階級社會，全世界都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運轉，那麼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勢的分布將與今天大異其趣。殖民主義歷史上重商主義的國家政策令西方變得富裕，「其他國家」步其後塵就不對了嗎？
單極的世界正在轉變為一個非常複雜的多極化局面，西方並不樂見這一轉變。很明顯，美國的「例外主義」已不再一枝獨秀。別忘了，《外交政策》雜誌指出，「特朗普主義」正在將美國從一個自由主義的霸權轉變為非自由主義霸權。對於一直生活在不同類型殖民霸權下的世界「其他國家」來說，美國看起來的確已成了「其他國家」的一員。
但還是要警惕，貿易戰可能劇變為更嚴重的戰爭。
(作者為香港大學亞洲全球研究院高級研究員、香港證監會前主席)
（翻譯：臧博，審譯：康娟，編輯：袁滿）
(本文首刊於2018年4月2日出版的《財經》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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