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的西南聯大為何成為民國教育史上傳奇，甚至成為世界級學術殿堂？

1937年鼙鼓聲動，山河動搖，中國知名學府紛紛遷往內地，開始了長達數年的漂泊之旅。出於對人力、物力、時局、資源的各項考慮，抗戰期間聯合的大學雖不少，然而多半是聯而不合，內鬥不斷，在人事的損耗下不出幾年便不歡而散了，而西南聯大是個例外。

1937年11月1日，由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私立南開大學在長沙組建成立的國立長沙臨時大學在長沙開學。由於長沙連遭日機轟炸，1938年2月中旬，經中華民國教育部批准，長沙臨時大學分三路西遷昆明。

1938年4月2日，國立長沙臨時大學正式改稱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戰火紛飛的年代，三所名校能在轟炸和動遷中始終保持聯合，令西南聯大成為民國教育史上的一段傳奇，究竟有何內在原因？

1946年西南聯大複員返回北地的時候，儲安平特在《觀察》雜誌上撰文稱許，認為抗戰中聯合辦學的大學裡只有西南聯大碩果僅存，九年間精誠合作，建立了深厚的友誼，這「不能不歸功於教授先生高超的德行，三校傳統上的寬容的精神，和三位特出的校長」。聯合辦學本身便是一件不易之事，對於清華、北大、南開這三家中國最負盛名的高等學府更是如此。三校不同的歷史與傳統，各異的校風和學風，再加上恃才傲物、各有所長的教授名家們，想要融三校為一家談何容易？

西南聯大校門舊址。今位於雲南省昆明市雲南師範大學一二·一西南聯大校區。今天這裡除保留有大量西南聯大時期的歷史遺存外，還建有雲南師範大學西南聯大博物館、「一二·一」運動紀念館等紀念設施，以及1946年5月西南聯大修建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抗戰以來從軍學生題名」碑，上面鐫刻有西南聯大從軍抗日學生的名字共計834人

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碑文中馮友蘭寫到「八年之久，合作無間，同無妨異，異不害同，五色交輝，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終和且平」。作為親歷者和參與者，馮友蘭認為這種合作精神正是聯大值得紀念的重要特質。這種合作並非簡單的機構合併或是單純的院系調整，而是一種靈魂的契合，心意的相通，以及內在氣韻的融合。三所高校本來就有「通家之好」：清華的馮友蘭出身北大，北大的胡適是清華人，南開的黃鈺生是清華出身，清華校長梅貽琦則是南開第一屆畢業生。三所高校內複雜的親緣關係使得彼此天然具有一種親近與包容的感情，而相似的辦學理念和學術追求則使三者間具有融合的基礎。

偏居一隅的西南聯大能夠成為中國歷史上空前的一所世界級學術殿堂，除了注意保持三校之間的平衡之外，其輝煌成就的取得主要得益於高效的運行機制、自由的學術氛圍和獨立的辦學理念，而對於國族的憂慮、文化的熱愛，以及追求理想的信念也是貫穿西南聯大始終的精神內涵。

「教授治校」，高效運行的校務委員會制度

作為戰時規模最大、人數最多的綜合性大學，西南聯大並不曾擁有人們想像中龐大繁雜的行政機構，僅僅憑藉其獨具特色的校務委員會制度，它用少數幹練的行政人員就使得這所在校人數超過三千，同時具備本科與研究生教育的大學正常運轉。事實上，聯大的專職行政人員非常有限，大部分事務都是由教學人員兼職承擔。例如每年學生註冊報到這樣的大事，需要在短時間內解決註冊報到、安頓入住等一系列任務，即便在實現了電子系統錄入、無紙化辦公的今天，每年的報到季對於高校而言都是一項重任，而當年的西南聯大學生註冊只由幾名員工負責，居然也能做到井然有序，工作效率直接秒殺各大高校。這一切還得從三校「教授治校」的傳統和聯大名目繁多的各項委員會說起。

西南聯大的日常事務處理和重大決策都是通過校務委員會制度這種特殊管理模式而實現的。聯大正經的行政處室只有三個，這在今天的大學中簡直不可想像。1937年早在長沙臨時大學時代就設立了常務委員會，下設秘書、教務、總務、建築四個職能處室。遷往雲南之後，聯大沿襲了校務委員會制度，將四個處室整合為三個，分別是教務、總務和建設，其中建設處後改為訓導處。行政架構雖然簡單，聯大卻通過靈活多樣的委員會承擔或分解了行政職責，據統計這些委員會相當於承擔了今天大學的教務、科研、後勤、人事、財務、規劃、基建、保衛等若干處室的職責，甚至覆蓋了學術委員會、職稱評定委員會、校區管委會的職能！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獲准成立電文原件，現藏清華大學檔案館。1938年4月2日，教育部電令已經遷至昆明的「國立長沙臨時大學」改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三校合一的西南聯大正式成立

具體來說，西南聯大就是通過常委會、校務委員會、教授會以及其他名目各異的委員會進行學校管理與發展規劃的。常委會即為常務委員會，是學校的最高決策機構，由清華校長梅貽琦、北大校長蔣夢麟和南開校長張伯苓共同組成，人稱西南聯大三常委，頗有點三巨頭的意味，是聯大的當家人。校務委員會由常務委員、秘書主任、教務處長、總務處長、訓導主任、學院院長以及教授委員會推舉的教授代表11人共同組成，是聯大舉足輕重的機構，幾乎學校的所有決策都少不了校務委員會。他們討論的內容包括學校每年的預決算，院系專業的設立增減，規章制度的修訂廢止，以及學校的基建等大宗工程，總之大學裡你能想到的一切事務它都負責，算是學校行政事務的主要管理平台。教授會是由全體教授、副教授組成的委員會，主要負責選舉校務委員會代表、學生學業審查、學術事務或對外宣傳聯絡事務，同時也擁有參與校務決策，提出建議的權力。這幾個委員會是聯大管理運行的主體，也是教授參與治校的重要平台。

從表面上看常委會的權力很大，校務委員會中教授也只是部分代表，但實際上聯大做出的每一項決定幾乎都是出於教授意願，能夠代表廣大師生的想法，並不是由少數領導一拍腦袋決定的。常委會名義上有三位常委，但真正主政聯大的是清華校長梅貽琦。抗戰時期東南聯大中途夭折，西北聯大聯而不合，北大校長蔣夢麟曾說這就好比三條腿穿了兩條褲子，誰也走不動路。如果西南聯大的三位校長都想要當家主事，那結果必然是讓教師們無所適從，很多事情都難以推進。因此三位校長從一開始就達成了共識，即只能有一位主政的校長，其他人必須懂得退讓。

作為三校中實力稍遜的南開在一開始就沒打算主導聯大的事務，校長張伯苓本人的聲望頗高，又很識大體，他很早就對蔣夢麟說「我的表你戴著」，意思是委託蔣作為他的全權代表。聯大的主導權實際是清華北大之爭，這兩所高校旗鼓相當，如果互不相讓會為聯大的發展埋下隱患。北大校長蔣夢麟在此事上展現出了十分睿智和寬容的一面，他主動讓賢給梅貽琦，說「聯大事務還請月涵先生多負責」，又常常說在聯大「我不管就是管」。這種退讓與放手保全了聯大，卻也引起了部分北大教授的不滿，以至於在戰後蔣被趕下台即與此有關，但那都是後話了。

梅貽琦雖然是聯大的實際領導，但他為人謙遜，秉持的是「吾從眾」與「無為而治」的原則，遇事總是先請教別人的意見，如果好「就這樣辦」，如果不妥便說「我們再考慮考慮」。1938年之後常委會邀請各院院長與各處處長列席，共同商議校務。而作為常委雖然有權力列席教授會等其他各項會議，梅貽琦和其他兩位校長卻幾乎從不出席。聯大歲月里這位嚴於律己的「寡言君子」贏得了廣大師生的愛戴。

1947年4月，清華大學三十六周年校慶，原西南聯大校務委員會主席兼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左三）與北京大學校長鬍適（左二）、原西南聯大訓導長兼昆明師範學院院長查良釗（左一）、南開大學秘書長黃鈺生（左四）合影

由於常委會幾乎從不干預校務委員會或教授會的決議，因此廣大教師通過這兩個平台對校務進行實際上的參與甚至掌控。除了教授代表，校務委員會中各院院長和各處處長均由教授擔任。而且行政處室中不設副職，除了兼職的處長便是辦事的職員，沒什麼官僚氣息，辦事效率也很高。從事行政兼職的教授主業仍是教學科研，連固定的辦公場所都沒有。一開始做這些行政事務完全是義務勞動，最多有一點授課量方面的減免，直到聯大後期物價飛漲的時期才會給一點點補貼。

從各項委員會的人員構成來說教授所佔的比重是極高的，除了校務委員會幾乎由教授組成之外，教授會成立的各項委員會中教授的比例高達83.3%（另有幾位助教），蒙自分校的委員會中教授佔89.7%（另有三位行政人員）。在對校務進行公開討論時委員會中的每個人都能充分地表達自己的主張，意見不統一時往往投票決定，採取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

聯大另有許多委員會，用於處理各項大小事務。比如「聯合遷移委員會」曾向常委會提議學校幫助託運的行李教員不得超過60公斤，職員不得超過50公斤。由學校幫助運輸的私人書籍須得由學校借用一年，不得提前討還。這些委員會幫助學校處理了各種瑣碎的事務，小的委員會不過三人，大的有幾十人。許多委員會在任務完成後就進行改組或解散，也不會浪費人力資源。通過委員會的改組、換屆和改選又使得廣大師生的意願能夠得到最大限度的傳達，及時為委員會注入新鮮血液。

「自由，學術之生命」

被稱為「最後一個京派」的著名作家汪曾祺在回憶自己的聯大歲月時印象最深的是「自由」；在生物化學領域有突出貢獻的鄒承魯院士把聯大輝煌成就的動因歸結為兩個字「自由」；歷史學家何兆武先生更是稱「自由是學術之生命」，他在聯大讀了四個系四個不同的專業正是得益於學術自由。這幾位都是將青春歲月留在雲南的老聯大，相信此言不虛。

其實清華、北大、南開三所大學組成西南聯大之後並沒有完全喪失原有的獨立性，三校各自的風格與理念也有所保留。換言之，對外而言他們是西南聯大，對內而言他們仍有三校之分。或者說新招收的學生是隸屬於西南聯大的，而老生與教師則具備雙重身份。

每年聯大的教師會收到兩份聘書，一份是西南聯大的，一份是三校分別下聘的。例如錢鍾書既是西南聯大聘請的教授，也是清華大學聘請的教授。抗戰前已經進入三校學習的學生在聯大仍然保留原來的學籍和學號，在畢業時領到的是原來大學頒發的畢業證書。在聯大學習時這些老生的學號前面分別冠有P（北大）、T（清華）、N（南開）的字樣以示區分，而新生入學則統一冠以字母A代表聯大，畢業時頒發西南聯大的畢業證書。三校各自保留了自己的事務辦公室，專門處理本校事宜。同時研究所及研究生培養也是三校獨立的，不同的學校具有不同的研究特色和方向。

西南聯大共有五個學院，分別是文學院、理學院、法商學院、工學院和師範學院。前三個學院是三校融合，工學院實際就是清華的工學院，只有師範學院是與雲南省教育廳合辦的，旨在幫助雲南培養本土教師。文學院下設中國文學系、外國文學系、哲學心理系和歷史社會學系；理學院下設算學系、物理學系、化學系、生物學系和地質地理氣象學系；法商學院下設法律學系、商學系、經濟學系和政治學系；工學院下設土木工程學系、機械工程學系、化學工程學系、電機工程學系、航空工程學系和電訊專修科。

當年的大學規模與現在相比要小很多，主要是學生人數較少，因為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遠不如今天。在人數最多的工學院也不過四五百學生，文、法、理三個學院大概有七八百人，法商學院只有容易就業的經濟學人數較多，政治學系人最少，理學院數學系人最少，物理系人雖不多但出的名人最多。從教師人數來看清華的教授比重最大，佔到了48.88%，北大佔32.58%，南開佔12.36%。其中文學院、理學院、工學院的院長都由清華人擔任，經費與儀器也是清華出力最多，可謂是「一家獨大」。

但是在學風方面聯大似乎更受到北大傳統的影響，秉承了蔡元培校長時期提出的「學術自由，兼容並包」的風格，聯大人所追求的是「自由之思想」。汪曾祺坦言當初報考聯大就是沖著北大自由的校風去的，追求的無非是「瀟洒」二字。聯大沒有讓汪曾祺失望，它的確是當時中國最自由的大學，對學生而言如是，對老師而言亦如是。

在聯大教授們盡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從事教學或科研工作。想研究什麼便研究什麼，上課可以自行選擇教材，安排教學內容，也無須準備教學大綱、教案或者教學進度表之類的材料應付檢查。

劉文典上課常常遲到半小時以上，不高興便張口罵人或者索性不來了，一學期只講了半篇《海賦》，照樣吸粉無數；聞一多上課與學生一起吞雲吐霧，邊抽煙邊講《離騷》，卻有工學院的學生穿城來捧場；錢穆講中國通史只講到宋代，其餘部分讓學生自己去看；唐蘭講《花間集》只吟唱不講解，也不見有學生去投訴。這種授課時極大的自由度能夠讓老師們充分發揮自己的見解和優長。當然，這種自由的前提是你真的「滿腹經綸」，學富五車，想要照本宣科混混日子怕是不行的。

西南聯大歷史系教授吳晗正在演講。吳晗是我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專攻明史，對嘉靖朝有深入的研究

對學生來說聯大的學業也很自由，你能夠隨意地選擇任何想學的課程，從容地發掘並發展自己的學術興趣。聯大實行學分制，只要學分念夠就可以轉系。比如何兆武入學想學建築，後來從機械系轉到歷史系，上研究生時又從哲學系轉到外文系，似乎也沒有人對他興趣的轉換說三道四。汪曾祺認為聯大的自由是可以讓他盡情地讀書，上想上的課，沒有人管，也沒有限制。學術自由還體現在學生與老師關係的平等。有一位熊姓學生經常與物理學家周培源進行爭論，師生面紅耳赤的場面甚至成為南區一景。不理解或者不贊同教授的意見沒關係，師生都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見。有時候選了的課也不一定去聽，沒選的其他院系的課卻有可能一節不落地聽下來，這也是聯大學生中常見的事。

按照聯大的師生配比基本上是三個教授教一個學生，而且是全國頂級的教授，這種待遇，現在的大學沒有辦法比。聯大沒有選課人數不足便不能開課的規矩，只要有人選了就得開課。金岳霖有一門「符號邏輯」的選修課只有寥寥幾人，課堂常常變成金先生與得意弟子王浩的專場，是真正地因材施教。王浩後來僅用一年八個月就取得了哈佛大學的博士學位，他說那些內容在聯大早就學過了，感覺很容易！

抗戰中有一段時期教育部希望大學教育能夠專註於實用，一度想要取締人文學科。但是聯大偏偏不買賬，提出大學的教育在通不在專，大力提倡「通識教育」，要求文科生要選修自然科學的課程，理工科要選修人文學科的課程。「大一國文」和「邏輯學」都是聯大學生的必修課。在聯大除了工學院之外一年級新生不分專業，一律進行通識教育，到二年級再選擇專業。重視體育素來是清華的傳統，之後也成了聯大的傳統。清華「體育之父」馬約翰嚴肅又略帶得意地說：「吳宓當年體育不及格也不能畢業」，言下之意是不能放水，讓大家好好鍛煉身體。

聯大的自由並非放任自流。你一個學期只選兩門課行不行？不行。「自由也不能自由到這個地步」，汪曾祺如是說。有時候西南聯大的這種「自由風」讓有些人誤解，似乎弔兒郎當也能夠混畢業。事實上西南聯大對學生的要求不低，各類大考小考不斷，絕對容不得偷懶。歷年考上西南聯大的超過8000人，最後畢業的只有3800餘人，這淘汰率實在太殘酷。

聯大的自由還意味著聯大師生們可以具有完全不同的觀點，但大家仍能夠和平共處，相互包容。信奉「三民主義」的人與信仰馬克思的人也許就住在同一間宿舍里，畢竟聯大的教授什麼派別都有，聯大的學生什麼都讀。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這或許只有聯大可以做到。

「獨立之精神」，在雲南與中央之間

聯大最初決定遷往雲南的時候，雲南省主席龍雲對此充滿疑慮。他不知道是否應該接納這些外來者，也不知道這些湧入的師生會對雲南產生何種影響，但很快他就意識到了聯大對雲南以及他本人的重要意義。他告訴兒子「全國最優秀的人將在我們的城市生活」。很短時間內龍雲就與聯大建立了較為友好的關係。他將房子租給聯大教授，只象徵性地收取租金；他為聯大送來大米，捐獻棉服；1940年還為聯大學生設立了獎學金。龍雲本人的兒媳也在聯大上學。這位頗具眼光的舊式軍閥對聯大表現出了很大的善意，最重要的是他為聯大抵禦了部分來自國民黨中央的壓力，盡量保障了聯大教授的言論自由。

雲南省主席龍雲（左）和蔣介石（右）的合影。龍雲字志舟，雲南昭通人，出身於滇軍。先後出任雲南省主席、軍事參議院院長等職，被視為「雲南王」。出於發展雲南本地文化教育的考慮，他對西南聯大頗多照顧。抗戰勝利後，龍雲被蔣介石逼迫下台，省主席一職由其親信盧漢繼任

雖然聯大人始終與舊式軍閥保持著距離，但在與雲南地方的合作中聯大還是盡心儘力。雲南教育廳廳長龔自知積極動員聯大學生到當地高中教學，促成了聯大對當地教師的培訓和師資力量的培養。當聯大離開雲南時，無論是當地人還是聯大人都對彼此懷有感激之情。

抗戰時期重慶政府想要加大對高校的掌控力度，並由此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聯大秉持獨立精神和民主傳統，始終處在與中央政府的鬥爭和妥協之中。1938年蔣介石明確要求所有的學校都必須將「禮義廉恥」作為校訓，聯大呈報的校訓卻是「剛毅堅卓」，背後深意令人玩味。1940年陳立夫主政教育部時強行統一大學的課程和教材，遭到聯大師生的激烈反對。馮友蘭指責教育部的要求不可理喻，是將教授變成科員，干涉教學，破壞大學的獨立性。

1945年「五四」青年節，以西南聯大為首的昆明4所高校學生走上街頭，舉行了抗戰開始以來參加人數最多的一次學生遊行，喊出了實現民主，結束國民黨專政的口號。同一天，昆明學生聯合會成立。

奇妙的是，在教育部三度訓令的情境下，聯大常委會居然採納了教授會的意見，除了將文內第五條指責教育部官員的話刪除之外，其他原樣呈報教育部。在幾個月的等待和周旋之後，聯大成為教育部「訓令之例外」，取得了鬥爭的勝利。這不就是1923年北大校長蔡元培反抗北洋政府教育總長那一幕的重現么？

「即使打破了頭，也還要保持我靈魂的自由」，聯大精神其來有自。

（作者：邱田 來源：「國家人文歷史」公眾號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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