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國史堅持秉筆直書，惹怒國主，被屈辱殺死
六月，正是炎熱的季節，雖然代城位於北方，但是一大早，沒有一絲風，太陽烤得地面乾燥、烤地人心焦躁。到了午時，厚厚的雲層又遮住了太陽，煩悶卻依舊沒有散去。城南的刑場邊上卻圍滿了看熱鬧的人，裡面還傳出一陣陣「嗷嗷」的慘叫聲。
今天被處刑的可是一位大人物，刑場中央的放置著一個囚籠，裡面的人披頭散髮、一身污穢，被太陽曬了一上午，渾身散發出濃重的騷臭味，但是周邊看守的衛士不以為意，不時用手邊的器杖敲打一下他，甚至還有不講究的人脫下褲子就朝著犯人尿尿。這就是北魏司徒崔浩，此時是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因國史之獄，太武帝拓跋燾下令誅崔氏九族。
崔浩，寧伯淵，小名桃簡，清河東武城(今河北清河)人。出生於當時北方最大的家族之一清河崔氏，崔浩從小喜好文學，博覽經史，他玄通陰陽，研精義理，百家之言，無不關綜，青年時就隨其父崔宏侍奉拓跋北魏政權，為官五十多年，輔佐太祖、太宗、世祖三代君主，為他們出謀劃策，參定軍國大計，對北魏王朝可渭鞠躬盡瘁，但最終不僅其本人被拓跋燾慘殺，而且株連九族，成為歷史的悲劇，「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
很多人認為崔浩之所以落得如此悲慘下場，是因為國史一案，「盡述國事，備而不典」，甚至將國史刻石銘立於道路，導致北魏皇室的不經之事被天下傳播，「事遂聞發」。
可是這事顯然並不是如此簡單。一是，崔浩在北魏政權為官五十年，官至司徒，可謂權頃一時，且得到幾代君主特別是拓跋燾的極大寵幸，如此位高權重，身份顯赫的一代權臣，不可能因為編寫史書過程中的一點錯誤，就讓他承受如此沉重的代價；其二，崔浩是一個極其謹慎的人，因為工書，人們經常托他書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必稱『馮代強』，以示不敢犯國，其謹也如此。」原文應是「馮漢強」，崔浩謹慎以「代」易「漢」，所以如此謹慎的一個人，怎麼可能刻意直書拓拔族早期的醜事來昭示天下；第三就是，崔浩第一次參與修撰國史，拓跋燾還曾稱讚他「注集前功，以成一代之典」，第二次修史是在太武帝統一北方之後之事了，如果崔浩是因直筆拓跋朝早期之事觸怒太武帝，則第一次修史時就應該被誅殺了，而且石刻國史是「恭宗善焉」，經過拓跋晃點頭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同與崔浩修史的高允未被殺，而且「浩綜務處多，總裁而已，至於註疏，臣多於浩」。
所以，崔浩被殺肯定另有原因。
首先，崔浩堅持漢化激化了與鮮卑貴族的矛盾是他被殺的重要原因。作為漢族士族的代表，崔浩在政治觀、民族意識、宗教信仰、歷史觀等方面都與當時的鮮卑貴族格格不入，作為儒家信徒的崔浩一直把儒家的「齊整人倫，分明姓族」作為其政治理想，大力推行漢化政策，而且堅持排佛滅佛的崔浩與信仰佛教的鮮卑貴族之間的宗教矛盾也非常深。
政治地位的顯赫，皇帝的寵信，再加上當時鮮逢對手的才學，使得崔浩自視很高，「常自比張良，謂已稽古過之。」崔浩的自視清高使得他沒能正確審視他所處的現實社會環境，其言行觸犯了整個鮮卑權貴，個人樹敵也越來越多，在朝廷中沒能擁有一個好的人際關係網。
崔浩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拓跋燾的恩人，他不僅幫拓跋燾順利登上皇位，而且為統一北方做出巨大貢獻，但是拓跋燾對他的疏遠則從根本上導致了崔浩的悲劇。崔浩與拓跋燾軍事戰略的相通只局限於北方，在面對南伐時，他們的態度卻背道而馳。在明元帝時崔浩就曾儘力勸說北魏政權幫漢人度過災難，多次阻止拓拔嗣南伐。拓跋燾即位後，他依然堅決地阻止南征。此時，崔浩已經不是拓跋燾統一之路上的助力，反而成為拓跋燾南下不可逾越的障礙，一定程度上也成為北魏政權進一步向前發展的障礙，所以，他的使命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完成了，成為了一個「多餘的人」。
另外，崔浩與太子拓跋晃之間的關係漸趨惡劣也使崔浩走上了不歸路。太子拓跋晃崇佛，因為太武帝滅佛，拓跋晃不僅多次勸說太武帝，而且頻頻上表「陳刑殺沙門之濫，有非圖象之罪。」崔浩被擢升為司徒後，權力慾望愈來愈大，「專制朝權」，崔浩著手培植黨羽，「曾薦冀、定、相、幽、並五州之士數十人，皆起家為郡守。」在人事方面，太子拓跋晃則明確提出反對意見，認為「先征之人，亦郡之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宜先補郡縣，以新征者代為郎吏，且守令治民，宜得更事者。」但是崔浩仍舊堅持把自己推薦的人派往各地任職，因而引起爭端。在為太武帝嫡長孫文成帝拓跋浚選擇師傅一事上，崔浩與拓拔晃的鬥爭表現得更為激烈。「初，李靈為高宗博士、咨議，詔崔浩選中書學生器業優者為助教。浩舉其弟子箱子、盧世度、李敷三人應之。給事高說子佑、尚書段霸兒侄等以為浩阿其親戚，言於恭宗。恭宗以浩為不平，聞之於世祖。世祖臆在於欣，曰：『何不取幽州刺史李崇老翁兒也？』浩對曰：『前亦言欣合選，但以其先行在外，故不取之。』世祖曰：『可待欣還，箱子等罷之。』」 崔浩獨斷專行，一而再再而三地與太子晃爭奪人事權，致使他們之間的矛盾進一步加劇，同時也把崔浩一步步推向了悲劇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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