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事人物：汪曾祺的寫作秘訣，傳給了誰？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中國當代文學大師級作家，在小說、散文、戲劇等領域皆卓有成就。是沈從文先生的入室弟子。在海內外以不同文字出版過作品集20餘部，代表作品有：小說《受戒》、《大淖記事》、散文集《蒲橋集》、京劇劇本《范進中舉》、《沙家浜》（主要編者之一）等。
汪曾祺「豁然」和「熱情」
汪曾祺在1939年，考入了自己夢寐以求的西南聯大，實際上他之所以會選擇西南聯大，其原因多半是沖著沈從文去的，進入學校後的汪曾祺非常渴望能夠見到這位心中仰慕已久的大作家。直到第一次在學校里見到沈從文時汪曾祺激動地一下子竟然沒有認出，這之後他便一直沒有機會親近沈從文，直到後來他上了沈從文的選修課這才得以與沈從文近距離的接觸，而與此同時，汪曾祺的文章受到了沈從文的欣賞，他開始關注起這個年輕人，經常性的私下輔導。
經過沈從文的教導汪曾祺的文章水平得到很大程度上提高，並且沈從文還親自推薦讓汪曾祺的文章得以發表，汪曾祺沈從文之間由此打下了很深的亦師亦友的情誼，這份情誼一直到沈從文離開都不曾減壓過。抗戰結束後，父親在補修畢業前，因不服從學校分配到美國顧問團當翻譯，被學校開除學籍。「父親不服從學校分配主要原因認為自己英文不好，並且他非常不喜歡翻譯這種工作，他一心想寫作。」汪曾祺的女兒汪朝解釋說。被學校開除後，父親從此就失業了。沈從文想方設法幫他找工作，都未能如願，後來他在昆明郊區一所鄉村中學找到了一份教書的工作。在這所中學，他遇上了比他早到這個學校的大學外文系女同學施松卿，也就是我們的母親。他們原本在學校就認識，只不過那時外文系瞧不起中文系學生，他們嫌中文系學生長袍馬褂土氣。但最讓母親終生難忘的是，母親每天晚上摸著黑路回宿舍途中，父親屋裡總有一片燈光支撐她的膽子，母親後來對我們說，她當時是非常感動的，她還肯定那片燈光是父親特地為她留的。而父親後來說，他只不過習慣熬夜寫文章，燈光是自然點到那時，並非為她留的。聽到這，我們都笑了起來。
離開那所學校後，他們結伴到香港，在香港分手後，母親回福州一所教會學校教書，父親到了上海，在上海儘管也得到沈從文的幫助，但仍很長時間未找到工作，後來還是在郊區一所私立中學當了老師。
大概是1948年，母親從福州應同學邀請到北大當助教，這時母親寫信給父親問他過不過來，父親接信後立即趕到北平，兩人終於走到了一起。直到1958年父親被補劃為右派下放到外地，還給母親留了一封信，讓她等他回來。除了這場政治風波外，他們再也沒有分開過，1997年父親病故，1998年母親離世，這一先一後相隔不過一年，似乎相依為伴的冥冥天意。
首先看看第一則關於汪曾祺的故事，汪曾祺的一生都被房產所困擾，汪曾祺先生很愛創作，幾乎是逮著機會便開始創作，但當時房子實在是太小，他沒有自己的書房，只能等女兒上班後進入她的房間開始創作，女兒上的是夜班，也是很傷身體的，汪曾祺先生每每都在女兒門口駐足，只能女兒推門出來，便迫不及待的進去，全心投入到他的事業之中，有人曾用這個取笑他說是等著下蛋的公雞。汪曾祺先生聽後，豁然一笑道，我的確是憋了好多雞蛋等著下。
接下來再看看汪曾祺的第二則故事，汪曾祺先生一生有一個大愛好，那便是喝酒，他常常一邊拿著紙筆，一邊拿著一瓶二鍋頭，邊喝邊寫，當他喝到微醉之時，便靈感大發，能寫下神來之筆。有次汪曾祺家裡來客，他說出門買菜，結果自己來到小酒館，自斟自酌起來，全然忘了家裡還有一位客人在等著他呢。
通過這兩個故事，可以看出汪曾祺是一位生性豁然之人，喜歡隨性而為，對於自己喜愛的事業能夠保持一腔熱情。
汪曾祺和他的家族
汪家原是徽州人，從汪朝這代算起10代前遷居高郵，祖父的上幾代都不過舉人，曾祖父親清末的拔貢，因那時廢科舉改學堂了，他沒有考取更高的功名，而拔貢是做不了官的。功名道斷，他就在家經營自己的產業。曾祖父手裡算來大概有兩千多畝地。也許，地主的名聲由此而來，這也是汪曾祺「文革」前受到衝擊的重要因素。
曾祖父不僅有地產而且是個有名的眼科醫生，在高郵城裡有兩家藥店，一家萬全堂在北市口，一家保全堂在東大街。中年以後，家道漸豐，但曾祖父生活儉樸，除了喜好一點好茶以外，飲食很簡單。他總是一個人吃，愛吃鱔魚湯下麵條。下好後，鱔魚撈出來便是酒菜。每頓飯總要喝一茶盅酒，沒有鱔魚，就用鹹鴨蛋下酒。一個鹹鴨蛋吃兩頓。飯桌上也從未見過第二道菜。
曾祖父本來就有浪漫氣質，只是因為沒有環境，使他不能得到發展。有一次，他喝完酒，向年幼的父親說起年輕時的一段風流韻事，說得老淚縱橫。後來，父親為了弄個明白向祖父討問，祖父回答有那麼回事，是一個大官的姨太太。也許這事憋得太久，老人才不得已向孫子傾訴。後來，父親在他的一篇文章里曾感嘆道：「老人家不知為什麼要跟他的孫子說起他的艷遇，大概他的塵封的感情也需要宣洩吧。」
汪曾祺女兒汪朝的回憶
汪曾祺女兒汪朝的回憶：父親的性格是出了名的溫和。在家裡父親從未對我們高聲說過話，相反，我們倒顯得無法無天。他在家庭的地位很低，因母親不會做飯，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燒飯，一日三餐都是他做好，我們吃現成的。那時，我們絲毫沒有把他當大作家看，還時常半真半假攻擊他，每當他說起自己老家的事，我們就開玩笑諷刺他地主老爺子，他也就不說了，這也許是他很少和我們談家世的原因吧。
在家裡，不僅我們攻擊他，連孫輩們都說他，孫女上小學時，老師要他們多記些形容詞，這樣作文寫得會漂亮。她感到天天守著一個大作家，應該是「近水樓台先得月」，誰知翻開爺爺的書找了半天也沒找到一個形容詞，於是孫女批評爺爺說：「你的文章沒有形容詞，給我們老師評最多是二類文。」父親聽了高興地說：「說得好，我的文章沒有形容詞。」父親往往寫好文章後總是讓我們先看，我們就用非文學的眼光給他提意見，他很在乎我們的意見，只要我們提了他馬上就改，然而對於語言，我們從不敢提。
父親在文學上是絕對傲氣的，他從未教過我們什麼，在文學上也許他把我們看扁了。兒子汪朗記得他惟一教過自己一次的是，升中學時，由於他的作文很差，在母親強大的壓力下，父親給他做了一次輔導，也就是這一次輔導，使他的作文得了高分，被錄取到北京一所著名的中學。以後再也沒有過這種事了。後來，汪朗到報社工作，把發表的文章拿給父親看，他大都是不表態，「我知道，他不表態就是不滿意。尤其別人讓他看文章，他從不輕易評價，要讓他說個好字簡直太難了。」兒子汪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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