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論語》札記：「知」與「愚」
《獲麟》一曲，最早亦見於《神奇秘譜》，其題解云：魯哀公十四年，西狩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焉，折前足，載以歸。叔孫以為不祥，棄之郭外，使人告孔子曰：「有麏而角，何也？」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為乎來哉？反袂試面，涕淚沾襟。』叔孫聞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耶？」孔子曰：「麟之至也為明主出也。出非其時而見害，是以傷焉。」故作獲麟操。
獲麟
管平湖古琴曲集
管平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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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此篇內容是上學期相關課程需要提交的讀書筆記之一，分享出來並非覺得此文有什麼得意之處，只是覺得於今日有所用，實欲拋磚引玉。需要指出的是，我所討論的內容實際上是以自身對文本的理解展開的，就文本論文本而已。如果需要追尋夫子的原意，一定要建立在對於寧武子其人歷史事實的考察之上，這也是此篇內容重大的缺失之處，還望諸君海涵，歡迎本文或後台留言交流！
《論語·公冶長》：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朱熹《論語集注》：「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
此章字句不難理解，表達了夫子對於寧武子的讚揚，認為他在國家有道的情況下表現出了自己的智慧，在國家無道的情況下表現出了愚蠢，他的智慧尚且可以趕得上，但是他的愚蠢別人卻難以做到了。但要梳理此章的意義，卻極易產生兩種近乎完全相反的歧義，「知」者不難解，智慧也，即以己之智識，投身於國家的發展中；而「愚」，歷來卻有兩種完全不同的理解。
大多數人認為，寧武子的「愚」與「知」相對，是指在國家無道的情況下韜光養晦，明哲保身，以大智若愚的姿態來保全自己。但與之相反，朱子在《集注》中提出，寧武子的「愚」指的是在國家無道的情況下，智慧之人都選擇沉默或歸隱的時候，盡心竭力不避艱險挽救國家於危亡之中，因此而顯得愚蠢。這兩種解釋表面看起來都是符合原文意義的，但朱子在這裡的解釋，私以為是存在問題的。
朱子在《集注》中說到「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無道」二字描寫了武子「愚」時的社會狀態，何謂無道？無道者，不以其道行之，形容社會的統治混亂，黑暗，但是這與「失國」之間，雖然存在著必然的因果關係，但夫子在這裡只是稱讚的是寧武子在「邦無道」時的「愚」，偏重指的是國家的統治者不行正道，使得政局混亂黑暗，在這樣的情況下，鋒芒畢露必然會招致禍患，是以君子知命而不為也。而在「失國」的情況下，正所謂「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也，保國之事，自然由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寧武子出仕於衛，居於其位，焉有無為之理？
因此，孔子在這裡強調的側重點僅僅是在「邦無道」這一前提下，《論語》一書中也有許多內證可以說明孔子對於寧武子的稱讚並非空穴來風。《論語·泰伯》雲「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這裡夫子提出了「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的政治主張，指出了在邦有道的情況下不應「懷其寶而迷其邦」，每個人都應該奉獻出自己的才能，雖然不是以擺脫貧賤為目的，但是自然會以天爵而致人爵，是以以「貧且賤」為恥；但邦無道之時，賢人或因耿直而遭受迫害，或不願同流合污而明哲保身，此時居於富貴，必然媚上欺下，以無道為道而強行之，是故夫子深以為恥。
世俗多以《泰伯》此章勸人「有道則仕，無道則隱」，似乎所謂「隱」只是為了避禍保身，實則不然，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以仁為己任，豈能以身為執著？此則入於老莊之學也。儒者所求，唯道而已。《論語·衛靈公》：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此處夫子以「直」論史魚，而以「君子」贊蘧伯玉，可謂大有深意在焉。史魚以身殉道，固然令人尊敬，但夫子看來實則不如蘧伯玉之卷而懷之。「卷而懷之」較之於「隱」，更能體現出我們在「邦無道」之下的選擇。卷而懷之，與夫子之「舍之則藏」可謂相得益彰，需要我們思考的是，「卷而懷」和「藏」的賓語到底是所指何物，一說其為才幹，私以為這裡的對象更應該指的是自己的抱負與志向。
世人皆知孟子捨生而取義之大勇，但在絕大多數情況下，「生」與「義」並非處於絕對對立之情況，多數情況更接近於孟子所說的「可以死，可以無死」，此時死則傷勇。君子之「卷而懷之」，看似惜命，實則知命。「知命者，不立乎岩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我之性命所系，非獨為我所有，實乃天地所造，父母所成，家國所養，道之所存也。死則應盡其道而死，否則實為可惜可嘆。仁以為己任，任重道遠，輕易將性命置之度外，實非明智之舉。君子之保身，更是為世界保留一份善良與公正的種子，以待在有道的那天綻放出鮮艷的花朵，同時也正如黑夜中的一盞明燈，指引著社會中每個人的選擇。
在我國的歷史中，有許多人物奉行著儒家的這種思想。我們熟知的三國時期的蜀相諸葛亮，在東漢末年的亂世之中，諸葛亮沒有入仕，也沒有積極投身到政治活動之中，而是選擇隱居於南陽的草廬。試想，如果他當時向宦官專權、黑暗混亂的政府提出自己的意見，或者展開尖銳的鬥爭，恐怕也如黨錮諸君子一樣，留得一紙清名而已，又何來之後安定一方，造福人民的蜀漢之業呢？可見當仕則仕，當隱則隱。隱非超然物外，而應靜觀其變，初九之時「潛龍勿用」，九五之時才能「飛龍在天」，反之亦然，有道無道，因時而變，君子知命，順之而已。
但朱子所言，也絕非全無道理。《論語·憲問》：「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危言危行，即正直的言論和行為。有道之時，以正直的言論和行為，必然會促進社會的發展，贏得認為的尊敬。但是無道之時，行為始終應當保證正直，但是在言論上應該採取寧武子那種大智若愚，明哲保身的謙遜態度，何也？智慧之人，懂得聽其言而觀其行，但大多數人，以言取人，故而無道之邦，危言則必將危身，故而應該如朱子所理解的寧武子，不以言名於世，而以行周旋其間，救邦國於危難之中。
同時，在「邦無道」的情況下，危言不僅僅會使你成為眾矢之的，招致禍患，放諸全社會而言，你的危言又能發揮多少作用呢？無道之時，政治混亂，社會黑暗，統治者的昏暗也必然敗壞社會的風氣。一而再，再而三的危言，無非「事君數，斯辱矣」。此時，不妨以謙遜的言論來保護自己，但另一方面不放棄內心的操守，不做出與自己信仰相悖的行為，即使處在逆境之中，也能不忘平生之言，無終食之間違仁，以危行來應對「邦無道」的世界，這才是君子之所為。乍看起來，這種行為亦類似於保身之舉，但實則此與前文之「隱」「卷而懷之」的目的是共通的。
但孔子也明確表示了，寧武子的「愚」正是常人難以做到的。「邦無道」之時，民怨沸騰，身處其中的每個人更能感覺到內心無處發泄的憤懣和不平。因此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越是無道之邦，對於言論的管制就越加嚴格。此時，情郁於中，因此言孫就是很難做到的一件事情了。也正如世俗所謂之「禍從口出」，有時說者無心而聽者有意，而言論在傳播的過程中變得更加的偏激與非理性，最終不僅違背自己的本意，同時給自己招致禍患。君子所為，應當如《謙卦》卦象之艮下坤上，為地下有山之象。山本高大，但處於地下，不顯其高大，正象徵著人德行雖高，但能自覺地不顯揚。
在「邦無道」的社會中，因言獲罪的情況幾乎不勝枚舉。我們雖然應該認識到危行言孫才是儒者的處世之道，但是對於仗義執言的人，我們不應該橫加指責，而更應當敬佩他們為這個社會的良性發展所做出的近似於「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嘗試。遠有東漢之黨錮君子前仆後繼，近有文革中林昭、張志新不畏強暴。即使他們因為自身的「危言」，生命被無道的社會所毀滅，但是他們的高尚的靈魂卻在不斷激勵著我們前行。
此時，我們不難發現一個新的矛盾，「邦無道」之「危言」，在大多數情況下更加符合我們的內心的道德法則。毫無疑問，在邦有道時能以危言危行致用於世之人，其必然有著良好的道德修養和堅定的信念，因此在邦無道之時，他們很多時候會跟隨內心道德法則的指引，一方面發出警世之言論，另一方面與黑暗混亂的現實鬥爭下去，他們內心並不是不知道自己這樣做會招致禍患。誠然，這種行為是值得尊敬的，但長遠看來，夫子所說的「危行言孫」卻更能實現「道」，更能使我們發揮自身的餘熱於社會，故而夫子才會稱讚寧武子說「其愚不可及也」了。近來世俗多流行「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教條，此實非「言孫」之所為，更似曲意阿世。私以為，倒不妨「假話不說，真話不全說，見人說人話，見鬼不說話」（王紅老師語）為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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