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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21歲的高岩:一場遲到20年的「清算」

大學時代的高岩

「高岩葬禮現場,我是去了的。隔著玻璃,你看到自己的同學躺在那裡,年輕的死者,那種印象可能是終身難忘。後來有同學回憶說,抬棺時候,可能用力不均,棺材似乎晃動了一下,以為高岩復活過來。這個說法,我一直記著,不是因為同學說的戲劇性的復活,而是人心裡對於早逝的惋惜與傷感。」

記者 丁雪 韓茹雪

編輯 卜昌炯

李悠悠還記得,20年前在北京大學31號宿舍樓樓道里她和高岩的一段對話。

那是1998年3月初的一天,高岩向她提議:「天暖和了,咱們出去玩兒玩兒吧。」

除了李悠悠,高岩還跟其他兩個要好的女生說起過。她們都是北京大學95級學生,高岩是中文系,李悠悠是社會學系。

李悠悠當時忙著考商務英語,隨口說,等忙過了這兩周,天氣更暖和一點兒再出去吧。

那是兩人最後一次對話。

再見面,已是一周後,3月11日,殯儀館。

可能因為化了妝,李悠悠有些認不出高岩了。那張熟悉的臉比平時黑了一些,她猜想,是煤氣中毒後留下的印記。

「她就冰冷躺在那兒,永遠不會跟我們說話了。當時受的那個刺激和痛,一輩子也忘不了。」向火星試驗室回憶起這段最後的告別,李悠悠失聲痛哭。

同一年,高岩的老師、北大中文系教授瀋陽,操辦了全國最大規模的現代漢語語法國際研討會。他在自傳中提到這些,那是他人生中的「高光時刻」。

20年後,高岩和瀋陽的名字再次出現在一起,是因為李悠悠。

2018年4月5日,她通過網路實名舉報現南京大學文學語言學系主任、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瀋陽。她在文章中表示,正是因為「遭受瀋陽教授的性侵和污衊」,高岩才以自殺的方式離開了人世。

愛笑的女孩兒

高岩愛笑,班級里很多同學都提到這一點。「很安靜,不太高,戴著眼鏡,梳著像劉胡蘭那樣的頭髮,皮膚有點兒黑,經常笑眯眯的,一說話時就愛笑。」北大中文系95級班委馬哲向火星試驗室回憶。

李悠悠和這個愛笑的女孩兒相識於高中。她印象中的高岩,是那種能給生活帶來樂趣的同伴,會假裝自己是金庸武俠里的男主人公逗她開心。高岩喜歡《紅樓夢》。上大一時,她得到了一次採訪紅學家周汝昌的機會。採訪結束後,周汝昌給高岩寫了一封信,讚賞了她對《紅樓夢》的研究。那次談話中,高岩向周汝昌提到,她發現曹雪芹在書里多次引用李商隱,想從「曹雪芹和李商隱文學比較的角度」來寫自己的畢業論文。周汝昌予以肯定,說還沒有人從這個角度去研究過。

「她是想在學術上有大發展的那種人,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學霸。」高岩大學同學王敖告訴火星試驗室。在他印象里,高岩是班上成績最好的學生,上課總會坐在前排,常笑盈盈地催他交作業。

1995年,李悠悠、王敖、高岩等一同考入北大。第一年他們住在北大昌平園區,男女宿舍在同一棟樓房裡,每天抬頭不見低頭見。

1995年也是瀋陽在北京大學中文系任教的第二年,教授大一本科生《現代漢語》。他在自傳里提到,自己在小學和中學一直都是「最優秀的學生」,從小被認為是「書獃子」——他形容自己的求學經歷是「現代版的『懸樑刺股』」,他在上世紀90年代從華東師範大學考入北大攻讀博士,動因是「如果要真正學有所成,那就非得去最好的學校」。

在這個「最好的學校」,一個學霸和另一個學霸有了交集。大一開學不久,瀋陽指定高岩擔任學習委員,負責文學、語言、文獻3個班70多名同學的作業和收錢等雜事。

王敖回憶,高岩是那種會認真仰視老師的姑娘。李悠悠認為,這與高岩出身於教師家庭有關。高岩的母親是中學教師,父親是北京教育學院的中學語文教學專家。「她對老師一直是恭恭敬敬的,她家也是那種老北京的家風,她父親高老師也是很溫良恭儉讓的,所以高岩見到老師都會微微彎腰、點頭的那種態度。」李悠悠說。

瀋陽則是學生眼中的嚴厲老師,但也有明星氣質。「他上課時比較喜歡提問女生,有時還會和女生有肢體接觸,比如扶著肩膀,當然只有很近距離才有這種情況。」95級中文系學生馬哲向火星試驗室記者回憶,「瀋陽上課時,有時會拿同學的名字來批評,當時那個場面,大家都在笑,但可能心裡覺得不太對勁。」

很快,瀋陽為高岩爭取到了搭乘教師班車的機會,每周末回城,每周一早上返回昌平園區。在這個過程中,高岩發現,自己家與瀋陽家,距離很近,步行只需十幾分鐘。於是,她開始了與瀋陽每周兩次的同行。初聞有這種「特殊照顧」,同樣家在北京的李悠悠頗有好感,「我當時覺得:這個叫瀋陽的老師真好啊,這麼體貼學生」。

微小的變化發生在大一下半學期。1996年春夏之交,高岩告訴了李悠悠一個秘密:有一天,瀋陽讓她把作業送到他家裡去,還說要跟她討論一個語言學問題,但瀋陽卻突然把她從背後抱住並親吻。

李悠悠用「錯愕」形容高岩當時的反應。「最開始,沈老師給她製造了一個幻象,他們倆是那種類似師生戀或者准師生戀,而我當時的理解是更像柏拉圖式的、互相欣賞的那種精神戀,因為我們都知道沈老師已婚。」李悠悠說,「但這件事讓高岩覺得事情可能變味兒了。她沒想到沈老師對她會有身體上的侵犯和要求。」

高岩媽媽也向火星試驗室回憶,剛上大學時,高岩和她提瀋陽時,會說「挺喜歡的、講課好」,後來,「喜歡」變成了「討厭」。「她說一天到晚讓我給他幹事兒」。到第二學期,高岩甚至向母親提出過休學的想法。

1996年暑假,高岩寫下了一篇題為《追憶大一似水流年》的文章。她寫道:「人們追求著幸福,而當代社會誰也無法給予的東西恰恰是——因愛而產生的幸福,或許是人們在給予的同時太計較回報。」

她也描述了自己前後兩個學期心境的變化:第一學期平和、自信、快樂,第二學期焦慮、懷疑、痛苦。「我一直愛笑,喜歡讓別人看到我的笑而不是淚水,可在大一,我卻體會到了笑不出來的苦澀與無奈。」高岩寫道。

沒人知道,導致她「笑不出來」的原因是什麼。

李悠悠記得高岩曾多次隻言片語地跟她談到瀋陽。二十年後,多數她已記憶模糊,但大二的一次傾訴她始終揮之不去。那是1996年秋,高岩把她拉出學生宿舍,站在一個鮮有人經過的窗外,說起「沈老師……像餓狼一樣撲上來」。傾訴時,這個愛笑的女生眼裡噙滿了淚水,像是心被什麼堵住了又難以啟齒。李悠悠說,「她對這個事是沒有準備的」。

那時,高岩剛滿20歲,是李悠悠眼中跟同班男生都不會多說幾句話的單純女孩。「她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學業上。」李悠悠記得,有幾個阿姨說要給高岩介紹男朋友,「結果她都給拒絕了,和她媽說,現在我交什麼男朋友啊,我還想繼續讀,一直讀到博士呢」。

青少年時期的高岩

最後的時光

高岩自殺前幾天,王敖去系裡看成績。在公開張貼的成績單上,他發現過去經常排第一的高岩,成績一落千丈。

那是高岩人生末期最為灰暗的一段時光,各種與她相關的傳聞在校園傳播。

李悠悠提供的故事版本是:「當時有另外一兩位女生,在女生間散布瀋陽說『高岩有神經病,主動跟他上床』。這讓高岩受到雙重打擊。一是她從這些流言中發覺,原來沈老師可能還與其他女同學發生了身體關係,這對她一向完美純凈的人生觀產生重創;(二是)她受不了別人對她惡語中傷。」

但高岩似乎並沒有放棄改變自己的努力。北大95級中文系多名學生回憶,高岩當時曾到其他大學去聽心理學課程。

高岩的狀態讓李悠悠覺得心疼,勸她的同時又充滿無力感,「因為自己的經驗所限,我也勸不到點上」。

高岩父母發覺女兒越來越不開心,是從大二開始。高父在一篇回憶文章里提到,1996年12月10日,高岩獲得了學校頒發的韓國獎,本來是件高興的事,但高岩卻在給他們的信中感恩、感謝,又特別囑咐,請父母把學校發的獎金都花掉。高岩父母察覺到了一絲不同尋常的告別意味。

高岩的最後一搏大概發生在1997年,她的大三上學期。李悠悠記得,高岩告訴她,找瀋陽吃了一次飯,「她說再也不想和瀋陽見面,這是最後和他談談」。結果卻是,「瀋陽非但不承認自己的行為有任何不妥,而且還對高岩冷嘲熱諷,氣得高岩一口飯都沒吃,就憤然離開了。」

李悠悠認為,遭遇污名化後,對瀋陽的失望,成為壓垮高岩的最後一根稻草。她無法自拔地滑向更深的深淵。

高岩至少嘗試過4次自殺。

一次,李悠悠看到高岩手上有「明顯的一個傷口」。

「沒事兒,不小心在家碰的。」高岩輕描淡寫。李悠悠後來才發覺,自己當時真傻,「傷口那兒是動脈的位置,肯定是割腕」。

李悠悠後來才知道,高岩還試過吃安眠藥,在家裡放煤氣,因發現得早,均被成功搶救。

高岩母親回憶,女兒曾對她說:「活著沒什麼意思了。」母親問:「你的理想就是北大中文系啊。」她沒吱聲。後來,高岩母親為了緩解她的心裡壓力,還給她養了兩隻小動物。但高岩覺得不耐煩,就不了了之。

1998年3月11日,高岩又一次趁父母不在家打開了煤氣的閥門。家人發現時,已是4個小時之後。

這個把「你可以毀滅我,卻不能打敗我」寫進日記的女生,永遠離開了這個世界。

高岩墓地

很多年後,高岩的故事變成了瀋陽教授自傳里的一小塊兒鉛字。

「1998年有一個女孩子(我教過的一個本科生)在家中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事後很多人認為(或聽聞)這件事『與我有關』,甚至傳為所謂『桃色事件』。我不想在這裡為自己做什麼辯白,畢竟無論我說什麼,那個年輕的生命也不能復活;我也不想說這個孩子有什麼不好,因為無論我說什麼,都似乎是對逝去生命的『褻瀆』。我現在唯一感到後悔(甚至悔恨)的是,或許當時我(其實也不僅僅是或者不該是我),真的應該能夠做些什麼去幫助她,那這個悲劇可能就不會發生?但願這個孩子在天堂里不再受那種可怕病痛的折磨,能快樂起來!」瀋陽在自傳文章 《「一直在路上」——六十年人生風景一瞥》(刊於《甲子學者治學談》,2017年出版)中這樣寫道。

被扔掉的遺書

即使20年後,北京大學95級中文系學生徐芃「仍不敢忘記」高岩母親在學校宿舍樓下長哭時說的話,「保護自己,尤其警惕沈教授」。

高岩自殺後,她的父母因「無法壓抑心裡痛苦」,曾去北大一處人流量較大的食堂發過傳單。按照李悠悠的描述,「他們當時被學校保安給架走了」。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告訴火星試驗室,瀋陽確為此事受了處分,當時全系開了通報大會,他當時是坐在會議室的走廊上參加的。

時任北大中文系系主任費振剛當年參與了對瀋陽的紀律處分。他告訴火星試驗室:「我只參加了一次討論怎麼給瀋陽處理的會議,但是最後的結果你們也知道了,就是給他記大過處分,但是家長沒有提出異議。」

費振剛今年已經80多歲了,近兩天因為一則「北大中文系系主任費振剛力主開除瀋陽,因為瀋陽導師

陸儉明力阻,只能記大過處分瀋陽」的消息捲入輿論漩渦。

83歲的北大教授陸儉明則在4月7日回復火星試驗室的郵件中表示,他從未向費振剛說過或表示過阻擾意見,「20年前發生瀋陽事件時,我正在日本任教」,並對流傳的他事後安排瀋陽到香港避風頭一時予以否認,「瀋陽去香港不是在事件發生之後,而是在事件發生之前的1996年」。

瀋陽的公開履歷也顯示,他於1996年至1997年在香港城市大學做博士後研究。期間,也確有發表過學術研究文章。至於1998年後是否再次前往香港,目前尚沒有詳細的公開消息。

高岩的同班同學馬哲則向火星試驗室回憶,瀋陽受處分後,除了教工內部開會,高岩班裡也開了一個通風會。「大家覺得非常意外,也不知道任何理由。後來通風會給出一個結論,就是高岩追瀋陽,瀋陽不同意,高岩自殺。或者瀋陽說當時和這個事情沒有關係,很多同學都很氣憤,高岩的舍友張琳(音)表示,不管怎麼樣,瀋陽應該出現在追悼會上,或者是有一個答覆。」

那次處分,似乎沒有對瀋陽產生較大影響。他在自傳里這樣描述自己的北大軌跡:博士留校次年當上副教授,六年當上教授和博士生導師,然後熬成了北大中文系最老的教授。

一個上過瀋陽課的北大08級研究生告訴火星試驗室,瀋陽是那種「有明星潛質」的老師,課講得很生活。但偶爾,會在課堂上舉一些曖昧的例子。「比如,講到詞語的歧義時,他舉的例子是『我把你睡了』。」

在08級中文系另一位本科女生的眼裡,瀋陽善於調節課堂氣氛,上課像聽小品,下課也熱心回答學生的提問,「問他什麼問題都會微笑回答」。

這或許是高岩曾經熟悉的場景。她離世前,留下一封遺書,寫完後又撕碎了。

高岩自殺後,父母曾把這封遺書重新粘合了起來。

有一段時間,它是高岩父母追責時拿在手中的「證據」。

李悠悠看過高岩留下的那封遺書,「裡面出現了很多『他』,讀的人都知道『他』就是瀋陽」,但它並不是法律意義上嚴格的證據。

這封遺書後來被高岩媽媽扔掉了。「20年她每次收拾東西看見這封遺書,都心痛欲裂,後來她看不下去了」。

高岩父母在女兒墓前

二十年

李悠悠舉報文章發出前後,高岩當年的同班同學王敖、徐芃以及時任班主任王宇根,也在不同平台發出懷念文章予以聲援,把矛頭指向瀋陽。

「讓一些人決心好好生活下去的理由,也正是讓另一些人決定結束生命的理由。」王敖在回憶高岩的文章中引用了西班牙思想家烏納穆諾的這句話。

他不知道對於高岩來說,那理由是什麼。明明他眼裡的高岩還是那個「陽光又積極向上」的姑娘。

「20年過去,我知道不少同學還有心理創傷。」王宇根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

這些沒被時間遺忘的創傷,在4月5日這天,匯聚起來。

談及這次遲到了20年的發聲,李悠悠說,她是受到了2017年北航博士畢業生羅茜茜實名舉報北航教授、長江學者陳小武性騷擾,以及現在美國衛斯理大學任教的王敖於不久前實名舉報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副教授徐鋼長期性侵女學生兩件事情的感召。「高岩的事發生在20年前,跟羅茜茜受侵害的時間是差不多的,我們基本上是同齡人,她作為女性這麼勇敢。我也是女生,現在也為人妻、為人母了,我覺得應該學習羅茜茜的勇氣。」

在互聯網尚未普及的20年前,作為一名學生,她難以找到發聲渠道和申訴空間,「中文系的辦公室,高岩爸媽都進不去,我們就更進不去了」。而對於性侵、性騷擾的話題,當時的中國社會也幾乎沒有討論的土壤。

情緒是一點一點累積的。王敖在接受火星試驗室採訪時提到:「以前大家並沒有在一塊兒討論,但每個人都肯定有想法,比如5年前是這個人有,10年前是那個人有,現在大家在網路上通過社交媒體、微信一聊,就把之前微小的聯繫湊在一起了。」

4月5日晚,置身漩渦中心的瀋陽在媒體採訪中否認自己當年曾性侵高岩,「本人認為他們說的什麼上床、什麼性關係、什麼懷孕,這都是誹謗,絕無此事」。

4月7日下午,瀋陽通過簡訊回復了火星試驗室的採訪請求:「我想發出一個弱弱地呼喊:三個大學都拿「師德」說事。請問,這種定性靠什麼:哪個正式決定有這個結論?哪個事實支持這個結論?難道僅僅靠輿論左右?僅僅憑某個人採訪中記憶不清的回答?這太可悲了吧!」

瀋陽回復火星試驗室記者簡訊

對此,王敖認為他在說謊。「為什麼現在說跟你無關呢,你的處分怎麼解釋呢?」王敖告訴火星試驗室,「特別歡迎他來告我們誹謗,我們這麼多人,希望他把我們都告上法庭,然後法庭見。」

4月6日,北京大學官方微博給出回應,表示會立即複核情況。差不多同時,瀋陽目前任教的南京大學也給出回應,「立即成立專門工作組對此事件進行研判」。稍晚,南京大學文學院作出了「核查階段,停止瀋陽從事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書育人工作」的決定,並在上報給學校黨政的聲明中表示,「瀋陽已經不適合在南京大學文學院工作」。

4月6日,北京大學在官方微博就高岩事件發表的「說明」全文

李悠悠透露,目前已確定至少還有4位女生與高岩有類似的經歷,正在說服她們站出來為自己發聲。

輿論的發酵,使高岩之死上升到了更廣泛的社會層面。討論不僅局限於對瀋陽與高岩之死的重新調查,也涉及到了教師職業倫理與道德倫理多方面規則應如何設定。

這次20年後的審訴,也成為北大95級中文系的一次特別的重聚。許多當時被忽略的細節,在20年後被重新打撈。李悠悠公布文章後的第二天,北大95級中文系的學生每人寫了一段話以紀念高岩。

火星試驗室獲得了這份題為《高岩,我們記得你十九歲時的樣子》的記錄。其中一段是這樣的:

「高岩葬禮現場,我是去了的。隔著玻璃,你看到自己的同學躺在那裡,年輕的死者,那種印象可能是終身難忘。後來有同學回憶說,抬棺時候,可能用力不均,棺材似乎晃動了一下,以為高岩復活過來。這個說法,我一直記著,不是因為同學說的戲劇性的復活,而是人心裡對於早逝的惋惜與傷感。

…………

亡羊補牢,為時未晚。昨夜故鄉下了一夜的雨,我似乎看見,在通往墳山的陰翳翠綠的山陰道上,轉過一個彎,眼前是二十年前的葬禮那天,北京的初春時候的藍天,我的同學帶著笑站在那裡。那是十九歲時候應該有的開朗與希望,與我這四十歲的思慮,應該是有質的不同。

而對於我而言,還有一層意義,提醒自己怎麼做一名老師,其實聽過讀過這麼多大師的母校往事,他們,我們,首先都是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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