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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不應止步於緬懷

3月31日,湖北武漢紅十字紀念園,來自社會各界的人士向人體器官捐獻紀念碑敬獻鮮花,緬懷的遺體和人體器官捐獻者。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的數據顯示,截至今年3月28日,我國共實現器官捐獻16523例,捐獻器官46505個,報名登記422052人,4.6萬餘人因此得到挽救。

從2015年1月1日起,公民逝世後的器官捐獻已成為我國器官移植供體的唯一合法來源,此後,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自願加入器官捐獻行列。在2016年,我國公民去世後自願器官捐贈有4080例,捐獻大器官11296個,數量位居亞洲第一,每百萬人口的實際器官捐獻率由公民逝世後器官捐獻工作啟動的2010年的0.03,上升到2017年的3.7,而在西班牙,這個數字是34.23。

從一開始的不了解,到如今被更多公眾所知,從傳統觀念的「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到選擇「生命盡頭的饋贈」,器官捐獻已經取得了一定成績。但不可否認的是,我國器官捐獻缺口依然巨大,每一天,都有人在等待中離開,每一刻,都有至親對著白布垂淚。

逝者已矣,萬事皆空,空留的器官,最終也將在火化爐中化作一縷青煙,什麼都不會留下。而如果選擇器官捐獻,讓自己或親人的生命以另一種方式延續,讓善良以接力的形式傳遞下去。那麼,一個器官挽救的不只是一個生命,也能讓另一個可能失去親人的家庭免遭痛苦。

那麼,如果有一天,當死亡已經不可避免時,你願意為陌生人,送上最後一份來自生命的禮物么?

最害怕明天,也最期待明天

今年3月8日婦女節,在解放軍302醫院,王璐瑤向記者哭著講完了自己的經歷,淚水順著臉頰不住地流淌,302醫院,是全國DCD(國際標準化心死亡)器官捐獻救助基地。

故事開始於2009年8月,那時,38歲的王璐瑤,感覺自己的世界崩塌了。因為一次偶然的胃病,她輾轉數家醫院檢查,最終在長春某醫院被確診為自身免疫性肝炎。主治醫生告訴她,這是由自身免疫反應引起的肝臟慢性炎症,在我國確切發病率和患病率尚不清楚,但嚴重者可快速發展為肝硬化和肝衰竭,失去生命。

自己的人生剛剛開始下半場,便時刻面臨著「出局」的危險。同是中年,王璐瑤身邊的朋友們正忙著規劃未來,她卻只想著能活下去,輾轉大半個中國求醫,2010年她最終決定在302醫院接受肝臟移植手術。隨之而來的是漫長的等待。數據顯示,在臨床治療中,每年因器官衰竭需要進行器官移植的患者有30多萬人,只有不到1/20的人能夠得到匹配的器官。

住院過程中,王璐瑤看到有病人在等待中絕望的離去,也看到有病人通過移植器官重獲新生。「雖然這事急不來,但忍不住去想——明天等待自己的是新生還是死亡?」2011年,她把微信昵稱改成了「明天」,這個詞讓她即期待又恐懼。「最怕就是明天,可能我不會再醒來;最期待的也是明天,希望自己能夠痊癒。」

隨著病情逐步發展,肝病末期的癥狀在她身上盡數浮現,「四肢水腫,腹腔積液,每隔2~3天就得輸一次蛋白,遇到消化道出血的情況,每一次搶救都是在跟死神招手……」有一瞬間,她感覺生命就如同易碎的白紙,在病魔手摧枯拉朽的攻勢下無助地搖曳。

然而她足夠幸運,等待3年半,合適的肝臟終於等來了。2013年11月12日,302醫院的電話把她從死亡邊緣拉回來,「13號晚上最晚十點半到醫院,準備肝臟移植手術。」做完移植手術,從ICU轉到普通病房,短短几個樓層,她卻彷彿走了一輩子,之前病痛折磨她從沒掉過一滴眼淚,做完手術清醒過來的一瞬間,卻淚流滿面——那是重生的欣喜。

「一個人活著的意義

不能以生命長短作為標準」

「一個人活著的意義,不能以生命長短作為標準,而應該以生命的質量和厚度來衡量。」這段文字是29歲的北大女博士婁滔患上「漸凍症」後留下的遺囑。她最後的願望,是死後將能用的器官捐獻出來。

在我國公民自願器官捐獻工作起步的2010年,當年公民自願捐獻僅34例。經過多年的艱難摸索,如今捐贈事業正逐漸步入「春天」。據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主任侯峰忠介紹,去年,全國除西藏、青海外其它省份都開展了器官捐獻,年捐獻數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位……成績單背後,不僅有捐獻者們的大愛無疆,也浸透著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和無數醫務人員的汗水。

王志強是北京的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參加工作剛滿一年,他便協助10餘個家庭完成了人體器官捐獻意願,這些器官將挽救數十位等待移植的患者。他的工作需要隨時待命,全年基本無休,大多數時間裡都在跟死神賽跑。「我快一分鐘,等待救治的人就會多一份希望。」他坦言,如果捐獻者死亡時間太久,器官衰竭後極易導致捐獻失敗,而這意味著本可獲得新生的患者要繼續漫長的等待。

有一次,北京一場意外車禍令駕駛員當場殞命,身上只有一張身份證,地址是湖南省某個偏遠的縣城。接到醫院電話後,王志強抓起身份證趕忙訂了當天最早一趟去湖南的火車。從北京到湖南,行程1400多公里,坐了一天的高鐵,又走了一晚上山路,終於見到了遇難者的家人,隨後順利協助該家庭完成遇難者器官捐獻意願。

但不是所有的協調都能一帆風順。「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碰到傳統觀點根深蒂固的家庭,沒準要挨一頓揍。」但這並不能動搖他堅守這份事業的決心,「如果我們都放棄了,等待的患者就更沒有希望了。」

據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統計,如今像王志強一樣的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北京有200多人,全國有2000多人。他們就像是生命盡頭的擺渡者,連接著生死,傳遞著希望。

為了確保移植器官的順利轉運,江蘇無錫市肺移植中心主任陳靜瑜在2015年全國兩會上提交開闢人體捐獻器官轉運綠色通道的建議。2016年5月,國家衛計委、民航局等6部門聯合發布《關於建立人體捐獻器官專用綠色通道的通知》,自此,人體捐獻器官轉運的綠色通道機制正式開始實施。今年3月6日,作為全國人大代表的陳靜瑜,完成一台雙肺移植手術後又匆匆趕去參加代表團會議。在此之前,提前趕到北京的他已經為兩名患者做了肺移植手術,「患者的生命始終是第一位的。」

你願意為陌生人留下生命之禮么?

「如果有一天生命無法挽留,您願意為陌生者送上生命的禮物嗎?」2017年,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通過官方微信公眾號向公眾發起的問卷調查中,這道題引起了大多數人的共鳴——參與調查的3829名用戶,其中超過98%的人表示了願意。

「器官捐獻的理念已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器官捐獻的社會知曉率和支持度明顯提升,由紅十字會作為第三方參與的人體器官捐獻體系正在逐步建立。」過去十幾年,從年均寥寥無幾的自願遺體捐獻數量到現在高達四五千例一萬多個器官捐獻的數量,從一度停滯的器官移植困境到現在每年一萬餘例移植手術,這些年我國器官移植事業的進步讓侯峰忠感到欣喜。

然而有數據表明,2015年,中國成功完成肝臟移植2000多例、腎移植5367例,但2015年肝臟移植需求者新增4000多人,腎臟移植需求者新增了1萬多人,供需差距進一步擴大,僅肝臟移植就有500多人同時在同一家醫院等待,腎臟移植有2000多人在同一家醫院等待。「目前,我國器官捐獻率僅百萬分之3.7,而一些國家已經達到百萬分之四十。」這份差距又讓侯峰忠感到壓力。

「器官捐獻涉及人的生命,需要一個積極穩妥的發展過程。一方面,器官捐獻需要尊重本人意願,還要尊重家屬的決定,每出現一位器官捐獻者都意味著一個生命的離開,多了一個失去親人的家庭,在失去親人的悲痛時刻作出捐獻決定是很不容易的,我們還需要做大量的宣傳動員工作,讓公眾真正從內心接受和支持器官捐獻;另一方面,器官捐獻涉及很多環節,需要很多方面的協調配合,是一項爭分奪秒的生命接力工程,需要建立一個科學完備的體系,需要高效運轉的機制,目前,在體系建設方面雖然我們取得了一些進步,但是還遠遠不夠。需要繼續推動相應法規制度的完善,對捐獻者和捐獻者家屬的人文關懷服務,對捐受雙方的權益保護,以及國家的一些配套政策等。」 侯峰忠建議,從制度上進行保障,讓器官捐獻工作開展變得更加便捷。

2017年6月11日,由中國器官移植髮展基金會和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聯合主辦的第六屆中國移植者運動會在北京大學開賽,王璐瑤也報名參加了比賽。在現場,她通過掃描二維碼自願成為了一名器官捐獻人。「我的肝臟不能用,但別的器官非常健康。我是器官捐獻的受益者,不想把器官白白浪費掉,我希望以後能幫助到別人,在別人的身體里繼續活下去。」她向記者談起了自己的願望。

這也是侯峰忠的夢想。「希望我國能建立一個陽光、公正、高效的人體器官捐獻體系,讓器官移植真正造福於社會。」

生命不應止步於緬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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