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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為國家培育了無數偉人,卻至死都是國家罪人

在大劉的《三體》未刪減版開頭,有一段關於文化大革命時期批鬥反動學術權威的描寫。書中受到批判的物理學教師,在被批鬥的同時,還不忘記向有好奇心的女學生講述物理學原理。這個物理學老師的原型,曾被尊為「清華四大哲人」之一,是國家物理學教育的泰山北斗,所以在書中,他的名字叫葉哲泰。

而他真實的名字,卻早已被大多數人忘記,他的名字叫葉企孫。

這世界的神奇之一,就在於命運對每個人的安排雖然千差萬別,但大部分人一生碌碌,也終究逃不過平庸的命運。但也有人能逃過命運的侵蝕,在困頓半生後得到大展宏圖的機會。

而有的人,如葉企孫,則是少年得志的命運。

那一年,是清政府執政的最後一年,一個王朝沒落的大背景中,一個小人物卻開始他的天才崛起。這個小人物小到還不滿13歲,便考取了清華學堂。

他生於上海,父親是舊式文人,從小教他的都是經史子集。

舊時書香世家的孩子,從小濡染經典,大多性情不得舒展,缺乏活潑氣息。他也同樣地顯得納於言行,但身上的領袖氣質終究還是掩藏不住——1915年,他成立了清華校史上第一個學生團體。雖然出生於舊式的文人家庭,但嚮往的卻是現代科學,他創辦的這個學會,就叫科學會。

從此之後,科學,或者說物理學,便貫穿了他的一生。

舊學的影響,與對新式科學的嚮往,雜揉在他的身上,讓他既以君子慎獨的標準要求自己,又擬出了頗具時代西潮氣息的會規:

(一)不談宗教

(二)不談政治

(三)宗旨忌遠

(四)議論忌高

(五)切實求學

(六)切實做事

大概這種舊學與西學雜揉的氣質,也成為他後來被打倒的罪證之一吧。

葉企孫是不幸的,噩運來得太晚,那時候他已經不是一個無論生活怎樣地折騰都能迅速恢復的青春少年;反過來說,這對國家則是一種幸事,因為在噩運到來之前,還有足夠的時間,讓他做出自己不世出的貢獻。

葉企孫的貢獻有哪些呢?

1918年,他到海外深造,哈佛讀博,導師是諾貝爾獎得主布里奇曼,研究的課題,是用X射線短波極限法測定基本作用量子h值。實驗的結果,是他測出了當時世界上最精確的普朗克常數h值,這一數值被科學界沿用了16年。

當時的他,23歲。

四年後,他回國到清華執教,創建了清華的物理系。

又四年,他創建了清華的理學院。

作為一個純粹學物理出身的人,在看到國家科學技術的落後時,他毅然放棄了純粹的學術生涯,將自己的一生都奉獻給了教育事業,從實驗室走向了講壇。

1928年,在清華「少壯派」的努力推動下,不滿三十歲的他,當選了清華評議會的評議員,一路擔任清華一把手,直到1951年。

他曾經對他的學生說:「我教書不好,對不住你們。可是有一點對得住你們的就是,我請來教你們的先生個個都比我強。」

就是在清華的教室講台後面,這個」教書不好「的人為新中國培養出了79名院士。

他的學生,說出來,我們多多少少都有耳聞:

楊振寧

李政道

錢學森

錢三強(中國「原子彈之父」)

錢偉長(中國」力學之父「)

王淦昌(我國核物理的奠基人,也是他的大弟子)

趙九章(中國「衛星之父」)

林家翹(美國科學院第一位華人院士)

戴振鐸(美國工程院第一位華人院士)

......

上世紀六十年代,新中國評選的23位兩彈元勛,超過一半是他的學生。

如果沒有他破格將十九歲的李政道送往美國留學,也就不會有後來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李政道。所以李政道說:「是他決定了我的命運。」

如果沒有他力排眾議讓只有初中學歷的華羅庚在清華數學系教學,又送去劍橋深造,也就沒有後來的大數學家華羅庚。所以華羅庚說:「我一生得他愛護無盡。」

如果沒有他,清華也許永遠不可能從一座學術空白的留美預備學院,逆襲到如今的地位。

他一生最大的榮耀,大概就是造就了這一批學生,而他後半生的苦難,也因學生而起。

1938年,面對日寇的侵略、國土的淪喪,清華學子熊大縝再也沉不住氣,他對自己的老師葉企孫說,他要放棄赴德留學的機會,去冀中抗日。

送走了熊大縝的葉企孫「約有十餘天,神思鬱郁,心緒茫然,每日只能靜坐室中,讀些英文小說,自求鎮定下來。」

這份「鬱郁」很快就變成了強烈的悲痛。

1939年,國共關係惡化,熊大縝被中共「鋤奸黨」疑心為國民黨特務,秘密逮捕,在押送途中處決。這裡還有一個小插曲,原本押送的人員準備將熊大縝槍決,而熊卻拒絕了,他說:子彈要留著打日本人,所以還是用石頭吧。

最終,他被活活砸死。

此後多年,葉企孫都在為熊大縝平反之事奔走,終於在1968年,他把自己也給繞進去了。

這一年,他七十歲。

《一代宗師》里,葉問說,如果把人生分四季,那他四十歲以前都是春天。

而對葉企孫來說,七十歲之後的生活,全是刺骨的寒冬。

因為熊大縝事件,他兩次入獄,被視為反動學術權威,至死都是一個「國家罪人」。

在獄中,他反覆強調:我是科學家,我是老實的,我不說假話。

可惜,那是一個容不下真話的時代。

我們不知道他在獄中,具體經歷了怎樣的精神折磨,只知道,當他出獄時,偏執地認為有電台在竊聽他,甚至當他的侄子跟他說「你是學物理的,你知道電波穿不透牆」時,他依舊堅持是對方耳聾聽不到而已。

一個曾經的科學信徒,卻不再相信最基本的科學原理。

我們不知道他在獄中,具體經歷了怎樣的肉體折磨,只知道,當他再次出獄時,已經大小便失禁,雙腿難以站立,身體佝僂成九十度。

一個曾經的一流教授,卻只能爬行在中關村的大街小巷,靠乞討一點殘羹冷飯為生。

當錢三強看到他,上來跟他打招呼表示慰問時,為了不連累自己的學生,他大喊:你趕快離開我,趕快躲開,以後你見到我,再也不要理我了,躲我遠遠的。

對這一切,他沒有怨恨,沒有抱怨,甚至沒有太多的感嘆——他的侄子說:「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歷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沒有必要感嘆自己的人生。」

1977年1月13日,他臨終之前,錢臨照前往看望他,他取出《宋書》,翻到范曄寫的《獄中與甥侄書》中的一段,上面寫到:

吾狂釁覆滅,豈復可言,汝等皆當以罪人棄之,然平生行已在懷,猶應可尋,至於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十年後,他和熊大縝才得到平反。

1995年,在上百位學者多年的聯名呼籲下,他的銅像得以樹立在清華園內。

像中的他,未顯老態,應該是執教清華時代的面目,那時候,他曾發下宏願:"除造就科學致用人才外,尚謀樹立一研究科學之中心,以求中國之學術獨立。"

如今,他的「平生行己」還「猶應可循」,不知道他的「意中所解」,我們又「知悉」多少?

他力求的「學術獨立「,在這個官僚當道、紅字當頭的時代,還能實現幾分呢?

他一生未曾婚娶,獨與學生親厚,當他看到我們的高校還會傳出導師逼死學生的新聞時,心裡又會作何感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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