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時期發行量最高的《革命軍》，鄒容本人評價卻不高，還說要改作另一本書

本文作者楊天石，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研究生院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研究生院教授博導，南京大學民國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季我努學社顧問，季我努沙龍演講嘉賓。

鄒容的《革命軍》，是辛亥革命準備時期最傑出的政論著作。它以熱烈奔放的語言謳歌革命，呼喚「中華共和國」，號召人民奮起鬥爭，推翻清王朝的專制統治，在當時發揮了巨大的宣傳鼓動作用，反動統治者畏懼之極，革命黨人則視為最好的革命教科書。1903 年 12 月，孫中山在《復某友人函》中稱讚此書：「感動皆〔甚〕捷，其功效真不可勝量。」第二年，他在美國舊金山一次就印了一萬一千冊，分寄美洲、南洋各地。1906 年，他又致函同盟會新加坡分會負責人張永福，要他照河內所印版式從速翻印分派，認為「必能大動人心，他日必收好果」。據統計，該書在辛亥時期共翻印二十餘次，總印數在一百萬冊以上，大概是那個時期書刊發行量的最高紀錄了。

《革命軍》

然而，在《革命軍》出版之後，鄒容本人對它的評價並不很高。那時，他正因此書被囚，在上海的法庭上，他和清政府聘請的律師古柏之間有這樣一段對話：

鄒容：因披閱各西國諸書，即作《革命軍》書，底稿放在行李內，今年四五月間，請假來

滬，在馬路上看見賣日報人手內持有《革命軍》書出售，我未及查問何人所刷印，亦不知其書價若干。

古柏：書中意思，爾現在仍記得否？

鄒容：不然。現在，我意欲改作《均平賦》一書，今天下人無甚貧富，至前作之《革命軍》

已棄而不問。市上所售被人所竊，將來至東京時，尚須查究。

古柏：知《革命軍》書不好，何不廢棄？既被人竊印出售，何不出而禁止？

鄒容：既非巡捕房，又非上海縣，實無此勢力能禁止人收書出售。

古柏：當爾作此書時，是否心懷叵測？

鄒容：不然。現在我心中意思總要作《均平賦》耳。

重慶籍留日學生鄒容

在這一場對話里，鄒容聲言書稿「被竊」、「未及查問何人所刷印」，顯然出於對清政府鬥爭的需要；但是他表示：《革命軍》已「棄而不問」，「心中意思總要作《均平賦》」，則反映了鄒容的思想又登上了一個新高度。

20 世紀初年，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兩極分化、貧富懸殊，部分敏感的中國革命黨人看到了這一現象，不願中國重蹈覆轍，開始追求和嚮往社會主義。當時，報刊上出現了一批介紹社會主義的文章，上海灘上也出現了幾種介紹社會主義的譯本，例如《近代社會主義》、《社會黨》、《近世社會主義評論》、《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神髓》等。這一時期革命黨人對社會主義的介紹往往使用中國傳統的語言——「平均」或「均平」。孫中山在《復某友人函》中就曾宣布：社會主義「乃弟所極思不能須臾忘者」。他批評歐美「富者富可敵國，貧者貧無立錐」的現象，認為「天下萬事萬物無不為平均而設」，「歐美今日之不平均，他時必有大衝突，以趨躋於平均」。

鄒容與《革命軍》

鄒容所說的「意欲改作《均平賦》一書，令天下人無甚貧富」，和孫中山所表達的思想完全一致，它表現了這位年輕的革命家對新的救國、救世道路的探求，較之《革命軍》所單純鼓吹的獨立、自由、平等、共和等理想，自然又前進了一步。值得指出的是，鄒容聲稱「意欲改作《均平賦》一書」是在 1903 年 12月 4 日，而孫中山的《復某友人函》則作於同年 12 月 17 日，比較起來，鄒容還要早幾天。遺憾的是，鄒容很快就瘐死獄中，沒有能將它寫出來，否則，近代中國思想史上又會出現一部引人注目的著作了。

楊天石：《橫生斜長集》，百花文藝出版社1998年。

編輯：林小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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