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性思維」的第一步——我們為什麼不尊重「概念」本身
「語言不僅是一種交流工具，更是一種思維方式」
——Paulo Freire (1985)
來美國近兩年時間裡，有兩個障礙最難克服。
一是文化衝擊，所謂的cultural shock。 這種感受用文字解釋起來不太容易。畢竟從國內高度一致的價值觀和高度規則化的處事環境中一下跳出來，多少有點水土不服。這種感受，可以引用朱自清的幾句話：
「走路，說話，都要費很大的力氣；還不能如意。心裡是一團亂麻，也可說是一團火。似乎在掙扎著，要明白些什麼，但似乎什麼也沒有明白。」
二是表達、寫作甚至思維方式的差異。
一直以來都苦於沒有找到一位學者，能系統地分析這種差異的癥結，背後的邏輯體系和文化背景方面的原因。
最近讀到Louise Dunlap （以下簡稱LD）的一篇文章，頗有啟發。她系統地分析了在MIT等多所學校執教期間所遇到的，來自「第三世界」國家學生的寫作問題，並從問題出發分析背後的邏輯類型和文化影響。 該系列文章雖然遭遇了很多諸如「貼標籤」，「過分強調stereotype」的批判，但不影響文章既詳實又高度抽象的梳理出「英語寫作邏輯」如何反映出文化基因，和提出有強實施性的解決方法。
LD的教育方法論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我在美國遇到的以上兩個問題。
為什麼很多國際學生在開放性考試中得低分？
在LD來到MIT執教期間，一個令她最為驚訝的問題是很多來自第三世界國家的學生「極差」的寫作能力。這些學生往往在其他科目考試中成績優異，勤勉刻苦，但他們的寫作成果往往模糊不清，表意不明，立意平庸。這對於規劃專業的學生來說是致命傷，因為好的規劃思想和專業性的意見，非常需要仰仗精確的文字表述得以傳播。在MIT這樣的大學，仍然發現這樣一種被Freire定義為「沉默文化」的傾向，是LD從未預料到的。
這促使她進一步研究問題背後的原因。通過與學生長期密切的交流，理解他們的感受，思想和總結反饋，她發現了很多深層的問題。
一、對於「概念」本身的偏差。
這種概念理解上的偏差不僅僅體現在考試中，甚至平時的作業里，老師們經常會發現，自己認為表述非常清晰的作業問題，會收到與預期完全不同的問題答案。此問題的背後是學生們對於概念框架的邏輯完全陌生。
舉例說明。 在一次伯克利大學的規劃考試中，45人的考試只有10人未通過，均是國際學生。這些學生在平時都表現出很強的學習能力和思維能力，但是助教卻難以理解他們在寫作考試中的表現。
試題是這樣的：從J.A.Peterson的文章「1840-1890年間，Sanitary reform對於美國規劃界的影響」，我們是否可以說planning process（直譯為規划過程）體現到對於公共健康的規劃中？具體來說是什麼？
在所有獲得高分的美國學生答案中，格式無一例外是如下：
1. 「是的，是有planning process的，」
2. 「描述很多細節……論證為什麼有planning process體現其中」
3. 開始一些批判性論證，例如：
「但是也不能說Planning process是完整的吧，你看比如……環節就做的不好」
「根據Planing process的8個環節和階段，如果說這不構成planning process也可以」
……等等。
但是注意，這些批判性或發散性思考都出現在文章最後，這部分基本可以自由發揮，想說什麼說什麼。但是前面的結構： 先說是或者否，然後支持你的論點，要自信有力地完成。
對比亞洲學生的文章，會發現幾個明顯的問題。
沒有人願意具體下來，真正關注「planning process」這個概念本身。
進一步探尋原因，會發現大部分人覺得「planning process」(直譯過來就是 規划過程），這個詞也太簡單了，這根本不構成一個概念。題里問「規划過程」有沒有參與到公共健康的規劃中，這還用回答嗎？答案當然參與了。所以亞洲學生會認為，就事論事去解釋一個這麼直白的概念，非常瑣碎，這一定不是考核者希望看到的，所以會加入很多其實本不必要的解釋，例如公共健康規劃的發展歷史，與之相關的其他議題等等，旁徵博引，但卻答非所問。
但在美國的學術體系中，即使是如「規划過程」這般直白的辭彙，也是一個概念化的專業術語，基於此概念，有8個判斷標準和原則，這是之後所有專業討論的基礎和共識，是有永恆探討意義和價值的範式。
我個人是非常肯定「概念」思維訓練的價值。
「概念」 往往非常死板，在一些精確學科中，諸如數學、物理，概念的一字之差可能會導致之後的討論完全雞同鴨講，失去價值。
但在社會學科中，就連學者本身也常常疏於對「概念」的嚴苛要求。例如「社區」如何定義，「規划過程」四個字含義究竟如何。瑣碎的定義可能會使很多人繞道而行。但長期發展下去，導致的惡果會迫使這個學科的所有人來共同承擔。
比如你可能永遠無法再提出一個有價值的理論，因為這個理論的根基概念都缺乏社會上的共識和基本的尊重。你想給大家講講什麼是社區重建，可你發現大家對於什麼是「社區」都毫無準備，話語體系尚未建立，談何添磚加瓦？
更可怕的是，你會發現漸漸地，這種對於概念的偷換和知識的不嚴謹反而在如今的大眾市場更加「討喜」。因為總有人比學者更加了解通俗文化的口味，
比如你覺得「社區」是什麼，我就用嘩眾取寵，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腔調告訴你「社區」就是你想的那個東西；
比如網友估摸著「社區心理」大概是個什麼，我就用一種瓊瑤式的煽動和知心大姐的口吻告訴你，你真棒，你猜對了。
對於「概念」的尊重是培養批判性思維和有獨立思考的頭腦的最基礎一步。這是全社會在長期博弈和保持對知識的長期尊重後提煉出的共識。
美國學生從高中起接受的訓練就是在充分理解概念前提的基礎上，搭建自己的意見。從我在美國的學習感受來看，這是一種高效的討論方式，雖然有時候可能確保我們的概念一致需要花費很多時間。但大部分時候，這比隨便一個網紅寫手跳出來都能成為意見領袖，然後消耗大眾情緒，生產理論垃圾要好的多。
二、要麼「站在世界頂端吹牛" ,要麼「瑣碎地像百科全書」。
大部分國際學生的文章沒有形成鮮明的觀點。
亞洲學生因為尤其沒有受過這種 「先亮劍」，再「比劃招式」的思維訓練，反而長期在中庸圓融的環境下熏陶培養，導致他們的文章也許有著深刻而深遠的立意，但常常是被隱含在鬆散的句式和隱晦的文風背後。這種風格在學術視角看來有些過於「Free style」,"中立寫作法」就是一個典型代表。不犯任何錯誤，也沒有任何有價值的輸出，這對於強調「批判性」的美國讀者而言幾乎是無意義的。
這種中立圓融的背後包含了兩個角度：
一是亞洲學生的螺旋形思維 （Asian spiral）。
與線性思維不同，螺旋形思維追求的是面面俱到，滴水不漏，並且期望背後的觀點能夠以一種水到渠成的方式讓讀者自行體會，簡而言之就是說圓圈話。加拿大語言學者Coe和他的兩個中國同事曾經分析毛澤東晚期的作品，他們發現在17個被分析段落中，有3段是採用了這總螺旋形的思維邏輯，面面俱到總結各方，而剩餘的其他段落則是採取非常直接的線性論證。
除了亞洲的spiral, LD也提到了阿拉伯文化的鋸齒形思維和拉丁文化中的漫步式思維，感興趣的讀者可以研究她《language and power: teaching writing to thrid world graduate student》一文。
二是繕寫「官話」和擅長「宏大敘事」。
這樣的敘事方式被認為是繼「概念模糊」之後，對批判性思維的又一重創。美國學術寫作則截然相反，強調的是「清晰，簡明，直接，」。亞洲同學「含蓄」的語言是非常具有識別性的。在這些文章中經常能夠看到一些精美的句子，但更多強調的是語言而不是觀點。
更常見的是經常將問題拔高到一個非常抽象和宏觀的高度，站在人類文明和世界頂端發表觀點。誠然我們需要這樣有高度的思考，但日常和學術寫作中如果習慣性地拔高問題，並無益於問題的解決。這種寫作習慣的背後其實和從小養成的「自我審查」意識息息相關。
LD在她的一篇文章中舉了一個有趣的例子：她布置給學生的是一個開放的小作業，談一談「what is planning?」什麼是規劃。
在MIT規劃學院的國際學生中，有高達90%的回答羅列了一些高度抽象和宏達的理論，包括但不限於社會收入分配，執行策略，基礎設施的構想。她將這些稱之為「硬通貨觀點」。具有很好的流通性，可卻是人人都懂，絕不會犯錯的廢話。甚至當一些學生被要求落地，說一些具體的觀點是，他們仍然拒絕包含任何具體信息的作品。中立寫法的典型句式包括「 一些觀點認為：……，但並不指明是誰在何時提出」，「套用ABC等若干套經典理論但互相矛盾」等。
和對「概念」一說的態度不同，我個人對於寫作的立意和切入角度並不完全贊同西方的hierarchical ordering of thought的線性思維邏輯。
但就學術探討而言，這是一種有意義的訓練。和圓融敘事最後互相揣摩不同，這種步步迭代的思維邏輯能夠有效地幫助一些尚不成熟，或尚未取得足夠話語權的年輕學者獲得更加良好的研究環境。畢竟如果所有討論都流於過於正確的概念和過於抽象的概括，難免湮沒新思想的啟蒙。
END.
數據來源/參考文獻：
1. L.DUNLAP .language and power: teaching writing to thrid world graduate student
2. 朱自清 《一封信》
關於作者：
建築學和城市研究。MIT DUSP在讀。
關於手記：
自己的攤兒，寫在學術和生活中的見聞隨筆，還有看過的書。
內容沒章法，唯一的邏輯是自己覺得有理有趣有用。爭取創造一點兒嚴肅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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