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雞蛋撞向石牆，你站在哪一邊｜單讀

天下 04-08

原標題：當雞蛋撞向石牆，你站在哪一邊｜單讀

「我永遠站在雞蛋這邊」，是村上春樹獲得耶路撒冷文學獎時的著名感言。在今天世界和中國的轉型中，在令人憤怒的社會事件中，當所有的弱者挺身維權，當沉默多年的吶喊開始在耳邊響起，你選擇站在誰那一邊？

在今天這篇長文里，單讀作者王梆，通過在英國生活的經歷，將現實感受與歷史脈絡緊密聯繫，在全球保守化的時代里，重新講述英國工黨崛起的故事，重新理解我們時代的不公與抗爭：在這個雨雪飄搖的島嶼上，無論哪個時代，總有這麼一群人，像《敦刻爾克》里那位平民船長一樣，站在風刃與薄帆之間。

雞蛋撞擊石牆的傳統及其可能

文 | 王梆

一

我穿上一條慈善店淘的二手牛仔褲，去劍橋市的「波特蘭武裝酒吧」看英國後朋樂隊「The Pop Group」的演出。那是 2017 年早春的某個黃昏，遲遲不肯離去的冬天，像一個陰險固執的巨人，在漆黑的雲端上，反覆打磨著一把冰刀。粉絲們早已提前一個小時，聚集在舞台外圍的天井裡，呼吸著從天而降的冰渣。他們中有不少人生於六十年代，像 The Pop Group 的主唱 Mark Stewart 一樣年過半百，卻似乎仍不合時宜地扣著一頂「憤青」頭盔，髮型是 Bob Marley 式的，脖根上露出半截墨跡模糊的紋身，下墜的耳垂上釘著兩三隻金屬耳釘；有的顯得稍微含蓄些，鉛筆褲，淺色圓領，襯著一副霍克尼（David Hockney）蝕刻版畫中常見的愁容。

演出以 Mark Stewart 深喉里迸出的一道爆破聲開場，凝固的冷空氣頓時被驅散。所有的人都不顧一切地把自己砸入各種高分貝的聲音裂片里，舞台上下融成一片肢體的火海，每一條揮向空中的手臂，彷彿都是一截上躥的火苗。到底是什麼在燃燒，你必須直面 Mark Stewart 的目光，才能弄清那種大火的秘密。

▲From left, Bruce Smith, Mark Stewart and Gareth Sager of The Pop Group Chalkie Davies/Getty

Mark Stewart 生於 1960 年的 Bristol，上過當地最好的私立學校，成年後卻成了西方反資本主義朋克陣營里最刺眼的釘子之一。在他的成名作《我們都是妓女》（We Are All Prostitutes）中，他用噩夢般的嗓音咆哮道：「資本主義是最野蠻的宗教，貨倉是新砌的大教堂，汽車是它的殉道狂。我們的孩子必須起來反對我們，因為我們是始作俑者。他們將為我們重新命名『偽善的一代』！」——那天晚上在波特蘭武裝酒吧，57 歲的 Mark Stewart 又唱起了這首曾用撒切爾作封面的老歌。今天，除了撒切爾夫人被 PS 成了英國首相特蕾莎以外，整首作品並沒有太大變化，一如既往地尖銳，決絕，不可撤銷。然而 57 歲的 Mark Stewart 卻明顯地老了，他膀大腰圓，失去了英倫搖滾的少年體態，套著一雙舊皮鞋，披著一條老年人晨運時的白毛巾，汗珠為他那殫精竭慮的寬臉龐掛上一層又一層的水簾。他的粉絲們也老了，那些髮根漸白的五六十年代人，身體恍如獄警，氣喘吁吁，在一簇簇隱形的火焰里，四下追捕著出逃的靈魂。

第一次聽 The Pop Group 時我才 20 多歲，住在中大後門的城中村，聽的是當成塑料垃圾進口的打口碟。那是一個麥當勞和耐克鞋引領進步的時代，一張白猴子（「外國人租賃公司」里的西方演員）的臉貼在某二線城市的售樓廣告上就等於和國際接上了軌。不少和我同齡的人，一心只想「趕英超美」，恨不得大清早剛登上綠皮火車，下午就抵達高鐵時代。在那樣一種心照不宣的「媚外」里，每天無所事事地聽著塑料垃圾的我，雖然知道這些西方的後朋們在痛斥資本主義，也不時從身邊的狗血事件里看到它的隱患，卻不知道為什麼它會被罵得那麼狠。不是說只要熬過血腥的原始積累，一切就會好起來嗎？

▲The Pop Group 2006年專輯《the boys whose head exploded》

真正意識到資本主義的可怖之處，是在移居英國以後，在資本主義的發源地之一「大不列顛」。在這裡，資本家們早已完成了原始積累，還在全球範圍內豎起了新自由主義的豐碑，而現實卻用它的斧頭向人類鑿開了一個新的困境：英國中等收入水平開始落後於經濟增長，2017 年中等收入水平跌至 2007 年，用英國歷史學家 Craig Murray 的話說「簡直可以與 1814 年到 1824 年之間的降幅媲美」。與此同時，物價卻直線飆升。且不說讓九零後准中產階級徹底絕望的房價，單說溫飽水平：自 2007 年以來，牛肉價格漲了 51%，豬肉漲了 52%，家禽漲了 28%，魚類漲了 41%，燃料費漲了 45%，2007 年，普通家庭的燃料賬單是 841 英鎊，2013 年飆到了 1217 英鎊……就連最基本的黃油價格，也漲了 67%。

當這些數字投映在惶惶不安的心理幕牆上時，便不再是抽象的數字，而變成了某種「希區柯克式的懸念」。你明明看到有人在桌底下放了一顆定時炸彈，可你卻不知道它在何時引爆。有時和七年未漲工資的先生推著購物車買菜，看到精心烘培的手工麵包和有機食品，我的耳邊就會強迫症地冒出甘地的一串字元：「對於世上那些飢俄的人來說，上帝是不存在的，除非他以麵包的面目出現」。我倆算是准中產階級，卻只消費得起 Big Food（廉價的基因作物和大工業化食品），聽起來雖不比「世上那些飢餓的人」困頓，卻也讓人徒然傷感——這是一種多麼卑微可憐，被引爆線纏在半空的經濟狀態。

▲英國遊行

比工資降幅更可怕的，是一股捲土重來，幾乎席捲全球的右翼風暴。在美國，川普利用愛國主義和保守主義復興著特權階級的價值觀，弗傑尼亞的極右黨重舉納粹旗幟行走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法國，仇視移民的大軍加入了法國前線黨，竟然還獲得了 33.9% 的支持率；在波蘭，PiS 右翼政府通過了反墮胎法，女性只有身體嚴重殘疾或在分娩中面臨生命危險才允許墮胎；在土耳其，新的「宗教」領袖 Recep Tayyip Erdogan 正在把女性逼向一個「The Handmaid"s Tale（《女僕的故事》）」的時代，宣稱不生育的女性是一種「殘缺」；在德國，僅 2016 年一年，德國極右團體就發動了 3500 起針對難民的襲擊；而一向持「自由主義」立場的 Angela Markel，竟然舉手反對同性戀婚姻草案；在俄羅斯，反世界主義、反普世主義、反女權主義、反同性戀平權運動和反伊斯蘭教的普京則成了歐洲極右派們的新偶像……

這是 21 世紀，我們總是想當然地以為世界會越變越好，日子會一天比一天輕鬆愜意，過了憤青的年齡和鐘點，就可以悠閑地坐在沙發上聽 Kings of Convenience，或者《昆蟲世界》里用來美化螳螂交配的輕音樂，然而歷史卻在重複它自身圖案中最詭異和最陰暗的部分。難倒一切真如艾柯所言：「所有的事情都是重複性的，在一個圓圈中。歷史是個幽靈，因為它告訴我們它並不存在？」

二

佛說，你會被內心的怒懲罰。憤怒顯然是沒有用的，於是像我的英國朋友們那樣，我也把目光投向了選票。和六合彩不同，選票賭的不是運氣，而是信念和理性。

Jeremy Corbyn 領導下的工黨是當前英國右翼最大的反對黨。用右派媒體的話來說，他們是一群異想天開的社會主義分子，一幫極端危險的激進左派。他們企圖顛覆資本主義核心價值觀，妄想重啟凱恩斯市場經濟干預模式，還揚言要拯救朽木難雕的全民醫療保險，並將跨國集團手中的鐵路，水電等基礎公共設施轉回國有化。他們甚至包庇來英國搶工作吃福利的移民，連加來的非法移民也在他們的營救行列……卡梅倫直接說：「Jeremy Corbyn 及其擁躉是國家安全的威脅。」

雖然也對資本主義逐漸心生厭惡，我卻無法斷定 Jeremy Corbyn 的工黨就一定是不龜手葯。「我不是不相信社會主義，我只是不相信社會主義者」——奧威爾說。我也一樣。要我如何相信「社會主義者」？我可是在一個崇尚過「文革」的國家長大的。事實上，除了一群胸佩領袖像章，用帶血的繃帶蒙臉纏舌，在每一個漆黑的黎明向後踱步的殭屍，我從未見過一個靠譜的「社會主義者」。

然而，好奇心是一雙上了滑輪的鞋子，保守黨越是對 Jeremy Corbyn 的工黨恨之入骨，我就越想看它手中的法器。我決定打入工黨內部。把自己說得像個 FBI，其實那裡並沒有暗門。門是預設的，就像保加利亞藝術家 Christo 和摩洛哥藝術家 Jeanne-Claude 在樹林里設置的重重假門一樣（The Gates from the Met，2007）。

▲The Gates from the Met，2007

2016 年初春的一個傍晚，我穿上 Sunday Best（一種據說只有周日做禮拜時才捨得穿的衣服），走進了一間鄉村社交俱樂部。說是俱樂部，卻長得像一座舊倉庫。內里一分為二，掛著平板大電視的作酒吧，沒掛平板大電視，看上去像 1980 年代鐵西區工廠小飯堂的，則用來給退休老頭老太玩 Bingo，據說有時也騰給村裡的搖滾歌星跳迪斯科，或租給某減肥協會玩呼啦圈做普拉提。酒吧總是被一群和桌腿有仇的黃毛小伙佔據，與其說是在打撞球，不如說是在打游擊。幾位被 Mega 時代遺棄的老農，喝著悶酒圍坐一旁，腳邊蹲著幾條忠心耿耿的牧羊犬，一動不動地注視著偶爾冒出羊羔的電視熒屏。

自從搬到英格蘭東部安格利亞的哈德邯村以來，我還是第一次走進這傢俱樂部，更讓人忐忑不安的是，似乎只有我一個人穿著 Sunday Best。七八位工黨會員們就圍坐在這樣一種奇葩的氛圍里，討論著國家大事。

會議時間地點和議題公布在每月一期的《村民之聲》（教區委員會自印的便民月刊）上，摻夾在「通廁割草修水電」之類的廣告頁里，每個居民都可以參加。儘管如此，我的到來還是在這些工黨成員的臉上激起了一陣漣漪。哈德邯村是英格蘭東部安格利亞有名的「ABC（Anything but conservative：除了保守黨，一切死光光）」，政治地圖為「藍（保守黨的顏色）」，白左都尚且十分罕見，更別說向來歧視白左的華人。

「各位好，我想親眼看看 Jeremy Corbyn 領導下的工黨成員，和斯大林旗下的社會主義者有什麼不同，米爾頓·弗里德曼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幽靈們看到你們，會不會在棺材裡輕蔑地笑醒」——我心中如是說，嘴裡吐出的卻是另一番光景：「各位好，我是一名在中國長大的自由記者。我對英國的民生很感興趣，因為這裡是我和我的英國愛人的家園，很可能也我們下半生的棲身之地，所以我希望能對身邊的事情有一個基本的了解，請各位多多指教。」

▲英國工黨演講

我的「自我介紹」似乎立刻得到了在場所有人的認可，沒人嘲笑我的 Sunday Best，也沒人質疑我的初衷。在某種無需費力經營的友善里，我的緊張很快得到了緩解。不出半年，我就和他們打成了一片。

老實說，這些工黨成員們完全沒有右派媒體描繪的那麼左，至少在表面上——他們既不穿列寧裝，也不互稱「同志」。他們態度溫和，談吐風趣。他們中有神父、劍橋大學政治學博士、劍橋大學心理學教授、跨國公司軟體編程師、商業雜誌編輯、藝術家、火險探測員、自然小組組長、退休珠寶商等等，平均年齡五十歲左右，包括一位 21 歲，塗著黑色指甲油，紋著七彩刺青的拉拉，以及一位 76 歲，跳起巴西探戈就忘了前世今生的變性人。

初次見面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Jim Mullin，我知道他是當地原初殉道宗教會的神父，卻沒想到他也是一名工黨成員，也許還是哈德邯村最忠誠的工黨成員之一。他出身於地道的工人階級，自少年時代就是堅定的民主社會主義者，冷戰時還曾懷揣一張列寧照片，翻山越嶺，爬長途火車到莫斯科，雖然現在「回想起來，當年確實有些幼稚」，但他對工黨的信念卻始終如一。

我一坐下，Jim Mullin 就舉著啤酒，用濃重的蘇格蘭口音向我問好。那會我剛從劍橋搬到這個十幾英里外的鄉村，除了幾隻野鴨野狐，還沒交上什麼朋友。他那蘇格蘭式的熱情簡直讓我如置愛丁堡。

▲英國愛丁堡

也許是為了緩解我的緊張，Jim Mullin 說了一個不太好笑的笑話，我已轉念即忘，他隨後說的故事我卻牢牢地記住了：「五年前的一天，我突然噴血不止，被送到急救總心，查出是癌症，需立刻手術。照顧我的護士既不是英國人，也不是基督徒，在我即將被推進手術室之前，她一直握著我的手腕，為我祈禱。她用她的方式，用一種對我來說非常陌生的語言為我祈禱，實在叫人終身難忘。

……最近幾個月，全英上下都在討論歐洲公投，似乎只有退歐，才能徹底地趕走移民，移民走了，本地人才能收回飯碗。我們這個村絕大部分村民都十分保守，在移民的態度上和保守黨是一致的。有一天，我拿出一張菲律賓女士的照片對他們說：你們說要趕走移民，請問你們到底要趕走誰？請說出一個具體的名字！你們是要趕走照片上的這位女士嗎？結果現場一片啞口無言。這位菲律賓女士是我們村某位居民的妻子，為人十分善良，受人尊敬，在村裡住了 20 多年。和你一樣，長著一張亞洲臉。

總而言之，我覺得保守黨對移民的懲罰性策略是錯誤的，是白人至上主義和仇外主義的產物。」

英國教堂里不允許談論政治，更不允許藉助宗教力量黨同伐異，但是 Jim Mullin 認為他不是在為工黨拉選票，而是在傳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