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興起對華戰略大辯論 或有重大調整？

本輪美國對華戰略大辯論之所以呈現出新特點，從結構性原因看，根本還是中美關係過去十年來的巨變。

近日，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實踐教授羅伯特·薩特在美國國際戰略與研究中心網站上刊發題為《華盛頓對中國的強硬：未來的關鍵決策》（Washington"s Hardening On China - Key Decisions Ahead）的文章表示近日，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實踐教授羅伯特·薩特在美國國際戰略與研究中心網站上刊文表示，日前，華盛頓針對中國政策的辯論，正顯示出美國兩年來顯著增強的強硬態度。但近日，美國國內似乎同時出現了呼籲美國回歸溫和以及對中國施加更強硬影響力兩種聲音。薩特稱，特朗普的領導團隊將來自中國的「挑戰」，用刻板的辭彙，描述成整個中國政府一邊計劃削弱美國的力量並削減它的利益，一邊試圖主導國際經濟，並重建中國在亞洲的歷史影響力。目前，那些呼籲延續與中國的建構性接觸戰略的聲音，與特朗普來勢洶洶的論調相比，正處於守勢。

薩特分析稱，有三個原因造成全美出現了「軟化」中國政策的聲音。首先，美國核心選區的選民對「中國是危險的」這一假想持模稜兩可的態度。薩特指出，近期，美國的民調數據顯示，一種「謹慎但不驚慌」的態度正在美國民眾中形成，這一態度與特朗普政府冷酷的觀點格格不入。美國商人們雖然對中國持批判態度，但他們對採取「拖延戰術」與中國對抗的戰略產生的結果的判斷遠未清晰。美國媒體同樣對對中國強硬模稜兩可，尤其是對採取強硬措施的風險和採取接觸戰略的收益難以權衡。

第二個原因是，在除美國國防部、聯邦調查局、國內安全部門和眾議院外的其他政府機構中，成百上千的官員已深度參與到與中國的合作項目中，並從中受益，並為自己的部門和美國獲益，因此，這些部門顯然採取了與美國國防部、聯邦調查局、國安部和眾議院強調中國的惡意，並認為須對此採取應對措施不同的態度。這些與中國合作經驗豐富的官員認為，對中國惡意意圖的描述不僅是未經證實的，更是錯誤的。薩特指出，這些機構對美國經濟和政治事務的參與如何與特朗普政府呼籲全政府一致對抗中國的舉措保持一致，決定著美國未來幾個月針對中國的政策和實踐。

據報道，在一些參與美國政策制定過程的官員看來，美國針對中國南海和貿易問題的強烈反抗措施，只會導致中國大規模報復，結果很可能是致使這些中國項目於危險境地，並最終傷及美國的國家利益。此外，這些職業官員將應對改變長久以來建立的針對中國的經濟、政治和其他領域的接觸實踐，並採取可行的強硬路線政策和實踐所面臨的挑戰，看作是一個令人望而卻步的任務。完成這一任務，需要多項努力，包括審議計劃、評估政策延續的內容、提供正當理由以及尋找實施可行的更強硬政策的方法，這些努力並非一蹴而就。

第三個原因則是，白宮領導人釋放的矛盾信號，加劇了這些在經濟和政治機構執政的官員對中國採取強硬措施的猶豫。美國總統已明確地表現出非預測性。一方面，特朗普反覆強調與習近平主席穩固的個人關係，同時特朗普還將中國看做一個比以前更重要的能夠協助美國解決燃眉之急，即朝核問題的重要夥伴；但另一方面，特朗普近期對中國施壓，將中國視為一個可與之交易的買賣人。

薩特最後表示，只要美國強硬派和溫和派最終達成的協議以交易為基礎，這場辯論對美國對抗中國的長期戰略將影響甚小，結局可能是讓美國溫和派的職業官員兩邊下注，以減少美國針對中國的強硬路線的負面影響。

與薩特觀點不同，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袁鵬刊發題為《從大辯論看美對華戰略走向》的文章，針對美國日前興起的對華戰略大辯論的實質發表看法。他認為，一方面，政府參與甚至引領這場大辯論，表明特朗普團隊中對華不滿的人物試圖主導對華決策；另一方面，這場對華戰略大辯論似乎不分左右一邊倒地指責中國，呼籲重置對華政策的基調，這表明美國戰略界對政府的對華基調並非完全被動接受，而是心照不宣並樂見其成。以往的辯論基本是在「接觸+遏制」「競爭+合作」的大框架內，辯論的焦點往往是對華接觸多一點，還是遏制多一點，中美是競爭大於合作還是合作大於競爭，這次則似乎擺明要跳出這個三十多年的對華戰略大框架，另起爐灶，構建一套對華戰略的新框架或新範式。

對於美國對華戰略大辯論興起的原因，袁鵬表示，本輪美國對華戰略大辯論之所以呈現出新特點，從結構性原因看，根本還是中美關係過去十年來的巨變，主要是力量之變、戰略之變、基礎之變、環境之變，四大變化同時來襲，令美國應接不暇、無所適從。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學術委員會主席鄭永年教授也曾在「IPP評論」微信公號上刊發題為《特朗普正在改變美國長期以來的對華政策》的文章表示，美國既不願看到中國如此快速地崛起，也不願看到自己的衰落，更不願去尋找自己衰落的真正原因，而是簡單地把美國的衰落歸咎於中俄等大國的崛起蠶食了美國霸權。特朗普的新思維，一是務實主義，突出表現為「美國第一」，一切工作以美國為中心，為美國利益服務，其目的就是「讓美國再次偉大」；二是功利主義，今天的美國既沒有足夠的能力也沒有強大的意願，像冷戰剛結束時候那樣憑一己之力來維持國際秩序，也無法再像過去那樣為國際社會提供足夠的公共服務。（中國論壇網 劉思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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