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現代的現代性」之考辯——兼論理論在雙向旅行中的結構變化

吳娛玉：博士,華東師範大學晨暉學者，研究方向：文藝理論批評。

摘要：自汪暉的《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詳細地討論了「反現代的現代性」之後，中國現代性問題便成為中國思想界左右之爭的焦點，事實上，這一理論並非植根於中國，而是由西方左派理論家最先提出，影響了求學西方的中國學者，進而進入中國語境。本文聚焦於德里克、劉康、汪暉關於「反現代的現代性」的論述，比較中西文論不同語境中對中國問題的理解和闡釋，德里克和劉康的理論是用中國理論反思西方，而汪暉將這一理論引回中國，在這雙向旅行中，結構發生了微妙的翻轉，用抽象的理論去證明中國的實踐經驗，使得原本西方左翼理論的批判性進入中國語境後不僅喪失了它的鋒芒，反而披上了自我美化的外衣，原先西方理論的洞見可能會變成解讀中國經驗的盲點。

關鍵詞：反現代的現代性 德里克 劉康 汪暉

1997年，汪暉的《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猶如一枚重磅炸彈，在學界激起軒然大波。此文對1990年代中國社會的思想狀況進行了評述，它的亮點，也是其後聚訟紛紜的焦點在於：汪暉一反「新啟蒙」運動對共和國以來思想狀況所形成的共識，獨闢蹊徑地提出「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思想是一種反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現代性理論」（汪暉 136）。這一觀點甫一亮相，就讓眾多學者為之振奮，引為同道，比如李楊、韓毓海、曠新年、賀桂梅等人，一時間，「反現代的現代性」成了「新左派」的理論宣言，進而成了「新左派」現代史觀（特別是文學史觀）的結構性要素。

▲汪暉

鑒於「反現代的現代性」是中國思想界左右之爭所矚目的焦點，具有極其強大的思想含量，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和必要來重新梳理它發生的來龍去脈，並在此基礎上對它作出理論反思。事實上，這一理論並非植根於中國，也不是汪暉的原創，而是由西方左派理論家最先提出，影響了求學西方的中國青年學者，或者經過翻譯漂洋過海地影響了本土學界。早在1993年，德里克的《現代主義與反現代主義: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被翻譯成中文，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季刊》，本文詳細地論述了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具有「反現代的現代性」特徵，顯然，汪暉深受影響。同年，海外學者唐小兵編撰的《再解讀——大眾文藝與意識形態》一書闡述了一個核心觀點：延安文藝所代表的大眾文藝是「一場反現代的現代先鋒派文化運動」（唐小兵6）。幾乎同時，李楊的《抗爭宿命之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1942-1976）研究》一書問世，論述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反現代」的「現代」意義。因為唐、李二人的討論拘囿於文學，沒有在思想史層面上進行充分的展開，所以他們的觀點未能得到足夠的重視。1996年，劉康的英文文章《現代性不同選擇與文化革命——毛澤東與阿爾都塞的理論思考》也從不同的角度論述了「現代性不同選擇」，雖不能判定此文對汪暉產生過影響，但仍不失為一種參照。直至1997年，「反現代的現代性」經汪暉長篇、系統的闡釋，成為最炙手可熱的理論話語。

本文聚焦於德里克、劉康、汪暉關於「反現代的現代性」的論述，比較中西文論不同語境中對中國問題的理解和闡釋，探討一種理論如何「迂迴與進入」、進而如何完成由中向西、由西向中的雙向旅行。具體來說，西方理論家借用作為「他者」的中國的經驗進行理論生產，此時的中國是歐美思想資源之外的一種抽象元素，當這一理論經過旅行被重新引回到中國語境時，中國又被還原成一種顯性、具體的元素，就在這樣的雙向旅行過程中，整個結構發生了微妙的翻轉，其中被置換的概念、被抽離的語境、被修改的問題意識以及新附加的觀點都必須得到重視和清理。本文所要做的正是分析和還原這一理論結構轉變中隱而不彰的部分。

一、德里克「反現代的現代主義」的內涵

法國五月風暴挫傷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活動，而那些因挫傷而更加激蕩的反叛情緒成為了左翼知識分子揮之不去的情結，於是，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將目光投向中國，認為中國是左翼運動碩果僅存的一塊飛地，也是馬克思主義貫徹地最好的一片試驗田，順理成章，左翼情結濃厚的德里克便以中國為例，尤其以毛澤東的理論實踐來對抗資本主義現代性。德里克在《現代主義與反現代主義: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一文中詳細地論述了「反現代的現代主義」這一理論，認為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反現代的現代性」，德里克的這一「反現代的現代性」的提法來自於馬歇爾·伯曼的《一切凝固的東西都化為烏有：現代性經驗》一書(Dirlik 59-60)，實際上他是將伯曼關於馬克思的論述和毛澤東的理論實踐嫁接後的結果，所以，要弄清這一問題，首先要從伯曼「反現代性的現代主義」開始，他的論述是根據如下步驟鋪陳開的：

什麼是現代性？德里克吸收了伯曼關於現代性的闡釋，即是一種在具體空間和時間中感受到的經驗，這種經驗是充滿矛盾、悖論，處於無休止的變化和解體之中。「它向我們許諾了冒險、權力、快樂、成長以及我們自身和世界的變化，與此同時它又危脅著要摧毀我們所擁有的、所知道和所歸屬的一切……它把我們所有人都注入旋渦中，一個鬥爭和矛盾的旋渦，一個混亂和焦慮的旋渦，」（Berman 15）這樣的現代性，令人喜憂參半；什麼是「反現代主義」？伯曼認為，反現代主義代表了一種新的現代性追求：只要現代化在實踐中沒有及時實現解放人類的諾言，那麼新的現代化就必不可少。（Dirlik 61-62）；什麼是「反現代的現代性」？伯曼認為，社會主義是反現代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目標就是要超越資本主義的現代性，以便創造出一種新的現代性，這樣一種嶄新的現代性無限接近啟蒙運動關於人類解放境界的描述。（Berman 98）

▲德里克

德里克深受伯曼影響，同時也質疑伯曼的局限。於是，德里克將這一理論與中國嫁接。他認為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有異曲同工之處，而兩者有效嫁接點在於「矛盾論」。德里克認為馬克思主義對現代性的矛盾的論述可直接同毛澤東思想形成對照。毛澤東認為「矛盾」是把握一個流逝、分裂、衝突的世界的最合適的工具，在這個意義上，德里克認為馬克思主義給毛澤東提供了現代性和現代化的語言，也正是在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當中，現代性的複雜和矛盾才彰顯得格外分明，德里克認為毛澤東對於現代性的矛盾心理與馬克思對於現代性的矛盾心理具有精神上的一致性，所以說，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也是一種「反現代的現代性」。

德里克沿著伯曼的思路，等量代換成中國經驗：首先是馬克思對於現代性的矛盾的揭示與毛澤東關於「矛盾」的方法論若合符契，其次是毛澤東既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來改造中國，又根據中國特定歷史環境的需求來改造馬克思主義，形成一種毛的馬克思主義，這樣的馬克思主義，理所當然是一種「反現代的現代主義」。作為一種「反現代的現代主義」，毛澤東思想在全球意義、第三世界、民族意義三個維度具體而分層地展現出來，它或許是一種不同於歐美現代性的更好的現代性。作為一位西方的理論家，德里克的問題意識在於反思西方現代性，力圖在第三世界的語境中尋找一塊衝破資本主義霸權的飛地。

二、劉康「現代性不同選擇」的內涵

在《現代性不同選擇與文化革命----毛澤東與阿爾都塞的理論思考》一文中，劉康從阿爾都塞對於毛澤東的「癥候式閱讀」出發，也提出了毛澤東實踐實際上是尋求「現代性的不同選擇」，和德里克的分析路徑不同。劉康主要是從阿爾都塞的「多元決定」切入，他認為毛澤東的《矛盾論》啟發了阿爾都塞的「多元決定」從而催生出一場「理論革命」，使得傳統馬克思主義中的某些概念發生了結構性轉變，毛澤東關於矛盾的「特殊性」和「不平衡性」的論述構成了「現代性不同選擇」的意識形態基礎，為阿爾都塞批判資本主義現代性提供了靈感源泉。

具體來說，文章從三個方面論證了阿爾都塞的理論努力：(Liu 10-11)

一、矛盾的「特殊性」與「現代性的不同選擇」。毛澤東的《矛盾論》從絕對和相對兩個方面界定了「普遍性」，這種界定與「特殊性」相關：

由於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聯結的，由於每一個事物內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於特殊性之中。（毛澤東 318）

劉康認為毛澤東「普遍性」的概念實際上意味著「矛盾的絕對性」在任何時刻與地方都等同於「矛盾的特殊性」。換句話說，毛澤東的「普遍性」就是絕對的「特殊性」。之所以這麼認定，是因為毛澤東的文章幾乎沒有對作為形而上的、本體論概念的「普遍性」進行翔實的論述，「普遍性」往往只是為了說明「特殊性」而不得不出場的。

劉康認為阿爾都塞發揮了矛盾的「特殊性」並對黑格爾主義中所具有的目的論的、形而上學的「普遍性」概念提出批判，他認為毛澤東「無論是在事實上還是在原則上」都拒絕了普遍性的簡單起源，這種簡單起源體現在作為現代性意識形態的黑格爾的目的論和決定論中。毛澤東拒絕給予這一概念任何優先性的戰略顯示出，他致力於提供現代性不同選擇，進而以普遍之名將歐美中心的起源論排除在外。就此而論，毛澤東的矛盾論包含了對資本主義現代性含蓄卻明白無誤的批判，這一點經由阿爾都塞對毛澤東著作的解讀而變得更加直白。

二、「多元決定」與現代性批判。阿爾都塞認為馬克思主義唯物論對黑格爾唯心主義的「倒置」涉及一個複雜過程，它不僅是關係的倒置，也是「結構的轉變」。具體來說，黑格爾的辯證法是建立在普遍性的「絕對精神」的目的論和決定論基礎之上。與之相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是一種包含著各種矛盾，彼此纏繞又相互決定的結構關係，即「結構因果性」：它包含了「結構要素的決定關係，這些要素之間的結構關係，以及這種結構影響下這些關係的全部效應。」這種特定結構中各要素之間相互依賴、多元決定的觀念使得阿爾都塞既強調作為不可化約要素的上層建築的「相對自主性」，又強調作為結構自身的效應。

三、「現代性不同選擇」的具體展現：與中國實際結合。面對中國緊迫的政治、軍事局勢，毛澤東開創出「矛盾的特殊性」理論，《矛盾論》對中國歷史狀況、革命戰爭中戰略、戰術選擇的大量分析，《矛盾論》首先是一些活生生的戰例，其次才被引申、升華成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基礎。毛澤東的「另類」理論努力還在於他對於本土思想資源，特別是兵家以及由兵家演變而來的道家的思想的吸收，至此，可以總結出：毛澤東從一種產生於現代性時刻的普遍理論（馬克思主義）所提供的普遍主義角度來思考中國的特殊性，中國歷史情境的特殊性和獨特的思想資源又激發他開啟出一種不同於以歐美為中心的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另類現代性」。

▲《矛盾論》

可以看出，劉康從阿爾都塞對毛澤東的「癥候式閱讀」闡釋了「反現代的現代性」的思想淵源，其實是一種理論溯源，是在理論推演和文化闡釋的層面進行的，意在說明毛澤東思想通過被西方左翼的嫁接和轉變為西方左翼理論提供了一種另類的視角，從而對歐洲現代性思潮產生了一定意義上的反思和衝撞。儘管劉康和德里克的論證路徑不同，但都是將毛澤東思想作為反思西方現代性困境的一面鏡子，殊途同歸。

與德里克不同的是，劉康對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以及文化革命有更深刻的體驗，他將對阿爾都塞和毛澤東理論的解讀放在了各自具體的語境中，還原他們不同的問題意識，形成了雙重發現和雙重批判視角。一方面他站在西方左派的立場上用「矛盾論」思想對西方現代性進行批判，並認為「矛盾論」蘊含了另一種現代性的特質，他認為「中國『文革』爆發的複雜的、多元的原因，並不能被簡化為『現代性不同選擇是不可能的』這種斷言。這種斷言實質上是以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決定論意識形態為基礎的。」(Liu 20)另一方面也辯證地思考並批判毛以及西方左派的文化革命理論，他認為「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和毛澤東的初衷都是強調文化和意識形態的作用來批判和修正經典馬克思主義的一元決定論，但到後來，他們都從一種決定論滑入了新的一種決定論，從經濟決定論陷入了文化決定論的泥淖，歷史決定論是現代性的主導思想邏輯，制約著形形色色的思想家，理論家。看來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和毛澤東都未能超越決定論的思維模式。」(Liu 3)。在此，劉康指出了阿爾都塞等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對中國文革的誤讀，也以此為鏡鑒，反思了毛澤東從反一元（經濟）決定論、本質論的思路走向另一種絕對化了的一元（文化）決定論的過程。劉康的癥候式閱讀發現阿爾都塞思想中蘊含的唯科學或科學主義的另一種一元決定論思維陷阱，進而犀利地批判了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基本邏輯。

三、汪暉「反現代性的現代化」

德里克和劉康實際上是在理論維度經由中國抵達西方，經歷了第一次理論旅行，目的在於用中國理論反思西方，劉康的特殊性在於雙向批判，而汪暉的「反現代性的現代化」是將這一理論再度引回中國，由西方抵達中國，這已經是第二次理論旅行，在這雙向旅行中，整個結構發生了微妙的翻轉，當左翼理論家借用中國經驗進行理論生產時，此時，中國是一種抽象元素，當這一理論被重新引回中國語境時，中國被還原成一種具體元素。這裡發生了兩層轉變：

（一）修改問題意識：

汪暉認為現代化也就一定程度上被等同為資本主義化，但是，中國的情況不同。當代中國的現代化工程是由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提出的，由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所提出的現代化工程，既是一種以實現現代化為基本目標的社會主義運動，也是一種「另類現代化」的意識形態。汪暉的這一觀點與德里克和劉康一致。

但是在具體論證時，三人的差異便凸現出來，汪暉提到：「當代中國流行的現代化概念主要指政治、經濟、軍事和科技的從落後狀態向先進狀態的過渡和發展，但這一概念並不僅僅是技術性的指示，不僅僅是中國民族國家及現代官僚體制的形成，而且還意味著一種目的論的歷史觀和世界觀，一種把自己的社會實踐理解為通達這一終極目標的途徑的思維方式，一種將自己存在的意義與自己所屬的特定時代相關聯的態度。」（汪暉 136）不同之處在於：一是劉康批判一種目的論的歷史觀和世界觀，認為這容易陷入一元決定論而後患無窮，文革正是如此發生，而汪暉卻肯定目的論的歷史觀。二是劉康對中國經驗進行了理論和實踐多層面的反思和批判，但汪暉卻缺少批判的維度，多是肯定之詞。三是德里克是從伯曼的「反現代的現代性」而來、劉康是從毛澤東矛盾論到阿爾都塞的「多元決定」來論證現代性不同選擇的可能性，兩者是純粹的理論推演，而汪暉則是用中國的具體實踐進行說明（後文會具體談到），使得這一論斷從抽象的理論探討滑入為具體實踐正名的泥淖。

關於「反現代的現代性」的論述，汪暉、德里克、劉康都顯示出很大的相似性，但三人文化位置卻全然不同，德里克是以中國經驗作為反思西方現代性的有力武器，持批判姿態，劉康是批判西方、反思中國雙重維度，而汪暉則是說明中國現代性的優越性和獨特性，在這個理論旅行中，問題意識已經被修改。

（二）抽離具體語境：德里克、劉康是在文本闡釋的層面進行理論推演，而汪暉則將理論用來對應中國的現實經驗和實踐活動。具體來說，一是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價值取向上，汪暉認為現代性特徵體現在中國的現實經驗之中：1.建立現代國家。汪暉認為社會主義所有制是要建立一個富強的現代民族國家，特別是「人民公社」的建立。2.實現公平正義。汪暉認為新中國消滅了工人和農民、城市和鄉村、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三大差別」，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公平和正義。3.完成民族主義任務。基於此，汪暉認為：「從價值觀和歷史觀的層面說，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思想是一種反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現代性理論」。（汪暉 136）二是現代性體現在中國的具體實踐中。汪暉認為中國試圖通過「大躍進」、「大革命」的方式促成中國社會的現代化嬗變，他談到：「對於毛澤東來說，他一方面以集權的方式建立了現代國家制度，另一方面又對這個制度本身進行『文革』式的破壞；他一方面用公社制和集體經濟的方式推動中國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他在分配製度方面試圖避免資本主義現代化所導致的嚴重的社會不平等；他一方面以公有方式將整個社會組織到國家的現代化目標之中，『文革』式的體制和運動剝奪了個人的政治自主權，另一方面他對國家機器對人民主權的壓抑深惡痛絕。總之，中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實踐包含著反現代性的歷史內容。這種悖論式的方式有其文化根源，需要在中國現代化運動的雙重歷史語境（尋求現代化與西方現代化的種種歷史後果的反思）中解釋。」（汪暉 136-137）

不難看出，汪暉抽空了德里克理論言說的語境，將西方視域中的理論闡釋變成了對中國具體的實踐經驗的解讀。需要指出的是理論和實踐並非是二而一的關係，理論是對未來的可能性進行超於現實的探索，所以理論可以毫無掛礙的顯示自己的先鋒和激進，因而具有批判甚至顛覆的力量，正如阿多諾所說理論是拋向大海的信瓶，意味著理論不指向現在，而寄期望於未來某個時刻被點燃，也就是說理論不需要對現世負責。可實踐不同，它要在這個活生生的世界上踐行、實施，涉及到千千萬萬的血肉之軀，往往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實踐必然是按部就班，往往越激進，越具顛覆性的實踐越讓人唯恐不及。然而，當汪暉將一個理論探索調轉成為實踐自證，以六經注我的方式將十七年、文革的整體狀況拆成碎片，並選取了益於說明自己觀點的實踐經驗作為論據，無疑是對部分真相的迴避和掩飾。這也就說明了為什麼同樣是對中國現代性問題的闡述，汪暉的文章卻在中國思想文化界產生了如此嚴重的波動和不適。

▲阿多諾

結語

在中國學者的視域中，德里克的現代性理論是被當作一個外部觀點看待的，他的理論之於中國學界來說，只具有一種形式化的功能。劉康要借阿爾都塞的眼睛來探討現代性，他分為兩個層面，在理論維度里，他發現了毛澤東思想的有價值的部分，在具體經驗中，批判了實踐對理論的背叛和理論實踐化過程中的一元決定論，而當汪暉運用相關理論來對中國現實進行解讀的時候，將對純粹理論思辨的肯定轉化為對具象政治、文化實踐的肯定，並對剛剛由「新啟蒙」運動所形成的相對統一批判的觀點產生掀毀式的效應。可以想像，這一論斷必然掀起學界的軒然大波。

汪暉的「反現代性的現代化」理論的提出，不同於德里克從中國到西方的單向度旅行，而是一種中國到西方，西方再到中國的雙向對轉的關係：作為一個西方學者，德里克試圖借用中國實踐闡述出一種反思西方的理論模型，這樣的模型與中國實踐並沒有實質的關聯，而是西方理論生產機器的一次按章操作而已，目的是為了借用中國經驗反思西方現代性。劉康作為一個美籍華人，他的文章是寫給西方讀者的，依然是對西方現代性的一種反思，與德里克一樣，是站在左翼的立場上對西方現代性進行批判，但劉康的特殊性在於他的中國背景使得他對中國問題有更清醒的認識，他在運用中國資源反思西方時，不像德里克那樣將中國馬克思主義看作一片神聖的飛地，而是更加客觀辯證地反思中國馬克思主義實踐過程中理論和實踐之間存在的齟齬，批判了實踐背叛理論後導致行動脫韁的惡果以及實踐最終陷入文化決定論後的倒退，可以看出，他解讀中國經驗時是非常警惕、充滿批判意識的。而汪暉毫不批判地用「反現代的現代性」的理論解讀中國經驗和實踐活動時，就取消了德里克的問題意識和言說語境，德里克的理論就被熔鑄成中國經驗的一部分，形成一種彷彿站在中國立場、從中國語境出發提煉出來的理論的假象，於是，被德里克對象化的理論在汪暉這裡像變戲法一樣完成了理論內在化，西方左翼理論進入中國語境後不僅喪失了它的批判和反思鋒芒，反而披上了自我美化和催眠的外衣，令人驚嘆的是，原本西方理論的洞見竟會變成解讀中國經驗的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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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即將在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A&HCI) Special Issue Critical Theory and Maoism (2018）（《比較文學與文化》2018特刊）發表。

主編 | 劉毅

文編 | 邵佳瀅 美 編 | 趙寅州

（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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