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噤若寒蟬——《不能說的夏天》電影影評

本影評原為作者提交給北京大學本科生公選課《影像中的教育世界》的個人作業

作為台灣著名導演楊德昌弟子王維明的處女作，《不能說的夏天》（原名《寒蟬效應》）講述了一個以真實事件改編的校園性侵的故事。電影本身格局較大，隱喻頗多，本文將嘗試從高校性侵害和性騷擾的視角對該影片進行分析，理解在教師性侵害和性騷擾中學生受害者所面臨的心理、法律和倫理的困境。

一 不得不說的真實

23歲的女主角白白從小在母親的教導下學習音樂，這次她離開台北隻身來到台東大學音樂學院求學， 希望追求自由與夢想。像樂團的其他人一樣，她很仰慕指導教授李仁昉，欣賞他有才華，有風度，儒雅而幽默。恰好李教授在招學生助理，於是白白投了簡歷去面試。

然而，關上門之後，在辦公室里，在爵士樂中，上一秒還在談著家人的教授忽然靠近，混雜著白白的震驚和恐懼，教授威脅著嘶吼著侵害了她。幾天之後，樂團練習結束後李教授把白白單獨留了下來，一開始她害怕得發抖，但教授卻十分溫柔，於是白白把頭漸漸靠向他。

三個月過去了，白白開始出現無意識自殘，割腕之後被心理中心的王老師送往醫院急救，醫生診斷她患的是PTSD（創傷後應激障礙）。王老師請來自己的好友方律師為白白維權，起訴李教授利用職權對白白進行性侵害。

李教授的妻子林律師為其辯護，反而指責白白單戀李教授，破壞其家庭不成轉而誣告李教授，白白的學姐利亞和好友小玲都出庭為李教授作證，教授也宣稱是白白勾引他。而面對這些不利的指控，白白只能在庭上講出自己的真實困惑——大家都很喜歡教授，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愛上了他。案子陷入僵局，白白卻不得不面對校園裡同學的譏諷和指責，承受網路世界鋪天蓋地的謾罵和陌生號碼不斷發來的問候全家的簡訊，甚至是自己的母親也質問她是不是主動勾引教授，於是她再度選擇了割腕自殺。

在影片的結尾，李教授因為突發心臟病去世，很多之前被李教授侵害的同學都站出來指控他，這裡面包括曾經出庭作證的利亞和小玲，林律師對她們一一進行了賠償，而白白躺在病床上與母親相擁入睡。

對於這部影片，不少人詬病結局倉促而缺少力度，卻不知這是影片忠實於其原型事件。在真實的事件中，台灣南投縣暨南大學公共行政系的副教授李文志涉嫌利用職務之便強制猥褻女研究生，案件一審判刑一年兩個月，減刑為七個月，二審改判無罪，被害方繼續上訴。然而還沒有等到宣判，教授就死於心臟病，當事女生先後自殺了4次，並未走出陰霾。

無獨有偶，《不能說的夏天》上映當時就正撞上了廈門大學教授吳春明被曝長期利用職權猥褻誘姦女學生。而那些已經被曝光或是仍然被黑布遮住的真實事件又豈止這兩件，噤若寒蟬的人又不知還有多少。影片將真實事件搬上熒幕，被認為是國內第一部關注校園性侵的電影，也許它還未能像《熔爐》一樣改變韓國的歷史，但真實本身自有萬鈞之力，它至少讓我們不會因為不知道就認為不存在，讓我們將目光投向校園，關注作為教育聖地的高校中潛藏的危險，關注那些像白白一樣的受害者所面臨的困境。

二 你為什麼沉默？

儘管在觀影中一直持著嘗試理解和包容的態度，我還是不禁向影片中的白白髮問：你為什麼選擇沉默？所有人都在問這個問題，觀眾不理解白白為什麼在長達三個月的時間裡一直保持沉默，李教授的妻子林律師在法庭上質問白白為何受到侵害卻什麼也不說，這個問題的答案白白不知道，因為她直到最後一次庭審前還在一遍遍問方律師：我們為什麼要告教授啊？她甚至不確定自己是不是愛上了教授。白白這種聽起來有些荒謬的心理困境並不是個例，它在心理學上被稱作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是指被害者對加害者產生好感和依賴心。在這裡我嘗試對影片中白白產生斯德哥爾摩效應的原因進行分析，並從中管窺校園性騷擾和性侵害中受害者的心理困境。

在影片中，白白和其他受到李教授侵害的女學生們沉默的最主要原因，在於她們與教授之間不對等的權力關係所造成的壓力。作為指導老師，李教授能夠決定學生們的畢業論文是否過關、分數高低；作為樂團的指揮，李教授能夠決定學生們能否繼續留團，決定是否幫他們寫推薦信。正如影片中方律師所說，李教授掌握了每個學生的學業事業的生殺大權，在這樣的權力關係和利益結構中，我們如何能夠期待那些被害的學生主動吐露心聲呢？李教授利用自己的職務便利，營造了這種封閉的共生關係，在第一次對白白實行侵害時他不止一次的直言白白獨奏吹得不好、樂團不缺她這麼一個人，這樣的壓力使得本來就涉世未深的白白心生恐懼，掉入了他的陷阱，認為自己無力反抗，因而喪失了向外求助的能力，這種無力感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產生的首要原因。

白白在與教授的關係中越陷越深，甚至認為自己愛上了教授，這種斯德哥爾摩癥狀的本質其實是一種認知失調，而她產生認知失調的原因是教授的誘姦帶來的恥感和罪感。當她被教授強行侵犯後，她衝出辦公室，在宿舍的浴室內一遍遍沖洗著滿是傷痕的身體，性侵帶給她性尊嚴的傷害使她難以承受，這種無能反抗的恥感使她產生了認知失調。相比於認為衣冠禽獸的教授侵害了自己，不如暗示自己是否內心裡愛慕著教授，只有愛才能解釋自己為什麼不反抗，只有訴諸愛才能使白白免於恥感的折磨。於是，當傷害過白白的教授在音樂教室里將她單獨留下來，彎下腰溫柔地說：「你不必害怕我。」白白逐漸把頭靠向他的懷中。

正如那位將自己的故事寫作《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但最終選擇自殺的台灣作家林奕含所說，「這是一個關於女孩子愛上了誘姦犯的故事。我要愛老師，否則我太痛苦了，因為你愛的人要對你做什麼都可以，不是么？」而與教授的這種關係，使得白白在面對教授的家庭和喜歡的男生時又充滿了罪感，這種害怕別人知曉的罪感將她更有力地推向了與教授的封閉關係里。方律師在最後一場庭審中說「當自訴人告訴我，她認為自己愛著被告的時候，我不能說什麼，不能阻止她在庭上說出實話，我也不能告訴她那是她的幻覺。白白說服自己，他們彼此愛著對方，因為那是她唯一賴以為生的念頭。」這就像一場不容辯解的密室謀殺，白白和那些女同學們就像寒蟬一般不敢出聲，困在李教授這樣的社會精英們設下的感情迷障中，明知牽著她們的是一雙污穢的手，卻沒有退路。

三 法律和倫理的雙重困境

在白白和李教授對質的那一場庭審中，面對林律師一遍又一遍地質問「你是否曾經自願與李教授發生性行為且不止一次」，白白的回答顯得無力「第一次不是」，這就是白白們在利用法律控告教授性侵時所不得不面對的困境。我們常說的誘姦不是一個法律辭彙，只是民間對欺騙婦女發生性關係的行為的俗稱，更不是一項罪名。在當事人為教授和已經成年的女大學生時這個問題就變得更加複雜了，雙方均有正常的判斷能力，且牽扯出許多的利益關係，脅迫性的暗示還是交換性的引誘，被迫還是自願，其間的界限已經十分模糊且難以被局外人確定。所以幫助白白的王老師只是求方律師證明第一次性侵事實的存在，但即使是這一次定罪也有待於證據的搜集能否達到犯罪事實清楚，取證的極大困難依然存在。

比起法律的困境，白白面對的倫理困境也許才是使她二度自殺的最後一根稻草。即使案件尚未判決，在眾人的眼中白白已經成為了與已婚男教授發生性關係的「污穢」的存在，這其中當然有一夫一妻制社會中道德的基本要求，但不可否認的是社會對性的禁忌也在其中推波助瀾，所以會有同學們異樣的眼光，會有「蒼蠅不叮無縫的蛋」類似的言論將二次傷害強加給白白這樣的受害者。即使維權成功，我們也可以想見，同學們看待白白的眼光依然是異樣的。受害者不僅要承受暴力的傷害，還要面對社會大眾的異樣注視和竊竊私語，更不用說網路世界鋪天蓋地的極端言論。電影《素媛》中小素媛問爸爸：「我是不是做錯了什麼？」《不能說的夏天》中白白也問：「我到底做錯了什麼？」

電影《不能說的夏天》延續了台灣電影一貫的小清新風格，鏡頭也非常克制，並沒有刻意放大性侵過程的痛苦，而是聚焦在白白的心理困境、維權的艱難和社會大眾的回應上，也因而較完整地向觀眾展現了在這類高校性侵事件中學生受害者所面臨的困境。討論至此，也許問題的改善需要訴諸學校規章的健全，國家法律制度的完善，乃至整個社會性觀念的進步，好像已非我們力所能及。方律師在最後一次庭審中有一段精彩的台詞：「但只要相信，我們就能做出改變，改變不會容易，真相讓人痛苦，但我們不能因此袖手旁觀，保持緘默。庭上，您的判決將喚醒那些裝睡的人。」

電影中剛到學校的白白抱怨台東的蟬聲太大，在進入秋天之後所有的人都噤若寒蟬，直到片尾聒噪的蟬聲才再度響起。借用林奕含在《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中所寫「當你在閱讀中遇到痛苦或不舒服，我希望你不要認為『幸好是一本小說』而放下它，我希望你能與思琪同情共感」，對《不能說的夏天》，我們也不要認為「幸好是一部電影」，不要無視白白、房思琪、林奕含們的存在，不要做裝睡的人。

文獻參考：

1. 宋偉峰.從廈大博導「誘姦門」談學生權益保護問題[J].江蘇警官學院學報.2014(6).

2. 黃河.社會性別視野下校園性騷擾的迷思與反思[J].中國青年研究.2010(10).

3. 噤若寒蟬的夏天——《不能說的夏天》精神分析初探[J].戲劇之家.20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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