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志 回歸常識
自晚清民國金石鑒賞家有了校碑筆記後，一百多年來此類著述及議論層出不窮，碑刻拓本的斷代逐漸形成了系統的考據點及其校勘路徑。如今，考據點不僅僅局限於碑刻的文字及其點畫，還有石花和裂痕，甚至原石天然的筋絡和紋理。然而，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畢竟這些考據點都是經驗主義的，都是物理學意義上的，都是可以直觀「檢驗的」。如果考據點作為一種技術手段可以「包治百病」並「一勞永逸」的話，手執方若、張彥生、王壯弘諸位先生的著作，儼然立馬成為「鑒定家」了。或者，隨便將兩本不同的拓本擱在一起比較，輕易就發現了新的考據點而「沾沾自喜」。相信還是有許多與此不同的東西存在，它們可能非物理學意義的，不是可以直觀「檢驗的」。積二十年之功，披閱了幾十萬件碑拓，友人仲威先生勤於筆耕，撰文盛篋，集六十篇為巨著《碑帖鑒定要解》（上海書畫出版社2015年，以下引文及來源只標註頁碼），承蒙惠贈一冊，兩年多來，本人研讀再三，發現最有意義的是那些超越傳統考據點的思路及亮點。非惟校勘，抑亦常識或情理也。方法論至關緊要，碑帖鑒定最終要回歸常識。
常識，《現代漢語詞典》將其解釋為「普通知識」。既然稱之為「普通」，必定不同於「特殊」，不同於「深奧」，而是人盡皆知的，不證自明的。如，2010年冬和2012年春，仲威先生在上海圖書館新發現了兩件翁方綱題《琅琊台刻石》，名為宋拓，實為清初，且翁氏題跋露出破綻，進而與民國秦氏藝苑真賞社影印本比照，立辨真偽（第10-18頁）。這就不屬於常識範疇，因為它需要檢點、查核。常識是不需要的，它在碑帖鑒定過程中可以視為公理。如，我們時常掛在嘴邊的：生意人趨利避害。這種感受來源於生活，最最樸素，最最真實。
碑賈，完完全全的生意人，均趨利避害，不擇手段。先說趨利。傳世《石門頌》拓本分兩類，一類第二十一行「高」字下有「口」部，一類無「口」部。由於「清末碑帖鑒藏家大多已經知曉『高』字『口』部為後人剜出，故碑賈拓碑時往往在『高』字下填上苔土或嵌蠟，偽造出無『口』假象，或者在拓片『高』字下塗去『口』部後，再加蓋印章來掩蓋」（第50-51頁）。雖然，碑賈趨利之下偽造事實費盡心機，卻時常露出馬腳，「『高』字內部的『口』部雖遮掩，但『口』外部『高』字下半兩條豎筆仍依稀可見」（第51頁）。不要小看識破碑賈這點小伎倆，它對我們討論《石門頌》拓本的考據點還是有幫助的，因為學術上至今對「高」字下「口」部是否剜出，是否原刻，是否能作為摩崖研究和碑拓鑒定的考據點，或有異議，儘管市場人士均早已接受了這一點。而碑賈在市場上為了趨利而故作玄虛耍弄的這點小伎倆，恰恰反過來證明了「高」字曾被剜洗，可以作為拓本分期的考據點。
再說碑賈的避害。2011年5月，仲威先生在故紙堆里發現一件嚴可均、周慶雲遞藏本《高植墓誌》，左側「龍飛鳳舞」四字，「筆道粗壯，四字清晰，不同於以往所見『乾隆拓本』中僅存一個細瘦的『舞』字，從常理推斷此本應該遠早於『乾隆拓本』，因為歷代碑刻隨著歲月的推移，風化使得文字字口會越來越細瘦」（第220頁）。乾隆拓本的代表作是聞名天下的劉喜海嘉蔭簃舊藏本，而「龍飛鳳舞」四字為後人妄刻世人無所不曉。可是，「但從考據點切入，此本卻似乎要晚於『乾隆拓本』，為什麼會出現此類情況呢？筆者陷入沉思，抑或乾隆年後『龍飛鳳舞』又重新剜出而變得剜粗，這樣雖能對版本差異做出合理化推斷，但卻不符合客觀情理，『龍飛鳳舞』四字為後人妄刻，碑賈傳拓避之不及，應該塗描或嵌蠟才是人之常情，剜出剜粗『龍飛鳳舞』四字絕非碑賈所為」（同前）。基於與常理的相背，進而推論以劉喜海舊藏本為代表的所謂「乾隆拓本」可能翻刻，接著通過碑刻上石花及其分布充分證明了這一點，為此墓誌的鑒定豎立了新的標杆。
有時，那些最普通的生活常識，一經歸納總結，並上升到理論的高度，會變得貌似「高深」。如，現藏於上海圖書公司的《太室西闕銘》沈樹鏞藏本，相當長時期以來，被認為是最舊拓本，是存世屈指可數的漢代碑刻的宋拓本。仲威先生數年前發現一王懿榮藏本，將其與之校勘後，發現王本要早於沈本。他還發現，「王懿榮藏本不但碑文清晰，字口肥厚深沉，同時亦未見剜洗痕迹，從紙墨推斷亦為明拓無疑。基於此可知，沈樹鏞藏本宋拓可能性不大，應當歸入明拓更為穩妥，其拓制時間亦稍晚於王懿榮藏本」（第35頁）。這樣就根據王本，推翻了沈本為宋拓。這就是科學中的所謂「傳遞性」，在邏輯學中表示為：若a，b，c屬於某個集合， 若a關係到b，且b關係到c，則a關係到c；在數學中表示為： 若a大於b，且b大於c，則a大於c，反之亦然 ，即c小於b，且b小於a，則c小於a。在這裡，a是那個不存在的宋拓本，b是王本，c是沈本。相信這樣的校碑事例有許多，只不過大家均是在默默地實踐著而已。順便說一句，本人以為，王本可能明中後期，沈本可能明末清初，甚至清早期。兩者椎拓風格迥異，應屬不同時間段。至今未發現在這方面能與王本相類比的其他本子，而沈本則與一些乾嘉拓本一脈相承，只是墨色更老更舊而已。
傳統的校勘和考據既然是經驗主義的，故無法窮盡樣本，其結果具有兩重性：確定性與不確定性。水加熱到一百度就會沸騰，即確定性事件。《曹全碑》「因」字不損為最初拓本，因有明確的記載，有文獻支撐，有傳世可靠的拓本佐證，也可視為確定性事情。可以確信，大多出土以後在室內妥善保存的碑刻，如西安碑林的、曲阜孔廟的和濟寧縣學的，即使後來有所損泐，不僅有文獻記錄下來，還有傳世拓本可資校勘，組成一個較強的證據鏈，依然能拼出拓本的時代變化。然而，戶外的，如摩崖石刻，情況就要複雜得多，不確定性也較大，所以一百多年來校勘的考據點多有爭議。仲威先生寫到：「摩崖石刻還存在後人剜洗、剜刻現象。摩崖歷經風吹日晒，文字或為塵土所掩，或為苔蘚所蓋，洗碑精拓與隨意捶拓，文字點畫多寡就有天壤之別。若摩崖文字點畫真有損泐，好事者還會添補剜刻，因摩崖文字歷經千年，石面起伏不平和粗狂斑駁的風貌往往會掩蓋其剜刻的痕迹，這些也是造成文字點畫『起死回生』的一個原因，從而導致鑒定工作是非顛倒，前後錯亂」（第47頁）。
任何確定性事物都是要依賴於前提條件的，如水加熱到一百度會沸騰是在標準大氣壓下。只不過這些前提條件是暗含著的，沒有明說而已。在此意義上，處於野外的摩崖，不像室內妥善保存的碑刻發現或出土及傳拓文獻相對完整，其甚至人為多次被剜洗，拓本斷代的不確定性大大增加。即使對摩崖剜洗情況了如指掌，依然存在不確定性的情況，導致結果的不確定性。如，不同的拓工，不同的拓法；如，摩崖的自然狀況，包括植被和泥土等，尤其早期椎拓次數不多，每次椎拓都要清理一遍，更會造成拓片的多種多樣；如，天氣狀況，溫度高低，是否颳風是否下雨，即使在晚期幾乎天天有人在椎拓，摩崖的自然狀況可以視作不變，即植被和泥土等都被清理得乾乾淨淨，但天氣狀況會影響到摩崖，進而影響到拓片。
還是以《石門頌》為例，「舊時拓工捶拓《石門頌》一般較為隨意，低洼處文字點畫就有『被拓出』或『被隱去』的可能，此類拓片不遠千里流入文化都市，碑帖鑒定家就以傳統校碑眼光來評判，將此本定為『明拓』，那本定為『清拓』，其實都是同時所拓」（同前）。這說的就是摩崖凹凸不平狀況下，不同拓工或不同拓法，會造成不同的結果。本人以為，《石門頌》首行首「惟」字「隹」部第二橫挑筆末端是否與石花泐連，即可作如是觀。將未連者定為明拓，很是牽強，小題大做，不足為憑。至於仲威先生髮現《石門頌》首行「通余谷之川其」以下「澤南隆八方所逹益」八字及第三行末「詆焉後」三字往往失拓，或只見刷擦痕迹未見墨色，模糊不清，是因為此處碑石正當風口，紙張會被吹起所造成（第49-50頁）。本人以為，該「風口」問題，既是自然地理問題，也是天氣狀況問題，那天風大風小都會對拓片產生影響。總之，實踐中有一些其他具體的因素會增加不確定性，它們往往可能被忽略。
曾幾何時，《石門頌》「春秋記」三字是重要的考據點：「此刻明拓本，第十七行『春秋記異』，『春』字右捺，『秋』字『火』部左撇，『記』字末捺皆未損」（王壯弘《增補校碑隨筆》，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年，第39頁）。實際情況是，2009年仲威先生「親赴陝西漢中觀看此碑原石時，竟然發現第十七行『春秋記異』之『春』字右捺仍完好，『秋』字『火』部左撇以及『記』字末捺亦完好，拓工若用小撲勾拓必能達到完滿效果，這樣『今拓本』豈不變成『明拓本』（第46頁）。滬上另一位金石友人李志賢先生之前也發現了此情況：「前輩著錄，第十七行，『春秋記異』之『春秋記』三字右邊長筆末是否泐損是校碑考據。據我親訪原石，此處是長年下水之深溝，筆畫至今仍在，三字末筆均深陷溝底，致使舊時多數拓片無法拓到，故此三字不足以為考據」（李志賢《秦漢碑刻校勘圖鑑》，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75頁）。問題再次提醒人們，不同的拓工、不同的拓法及與自然地理氣候諸因素的疊加，會使事物複雜化，稍不注意，會導致誤區。本人以為，《西狹頌》的傳統考據點「是」「創」「因」三字，多年來校勘家一直未達成一致意見，或許也是一些次要因素和偶然因素使其然，故校碑時「不得要領」，似是而非，或可暫棄。
雖然對於不確定性事物，要還原其歷史真相有非常大的難度，大部分不能通過披閱爬梳文獻資料而解決。然而，一個簡便的路徑就是觀察事物的概率，大概率事件在此意義上可暫視為「確定性事件」。方法論大師曾經說過：「經驗科學的特徵是它們運用所謂『歸納方法』」（卡爾·波普爾《科學發現的邏輯》，科學出版社1986年，第1頁），就是這個意思。始於晚清迄至今日的校碑活動所賴於生存的環境空間，是累積了海量的不同時期的拓本，可以「抽樣」，可以「歸納」。而在此之前，很少見清代金石家校勘拓本，尤其是清代的拓本，或是缺乏不同年代的拓本可資比較，是因為許多碑刻是清代才出土，才被發現，才被重視，才得以通過拓片傳播開來，到了晚清才有了累積，不單單是數量的累積，而是「年代」的累積，最終才有了校勘的意義與價值。《石門頌》自乾隆年間開始彰顯於世後，如日中天，但直到晚清民國才有校勘家開始研究版本。可有關摩崖的考據點，意見實難統一。不過，人們漸漸發現，第二十一行「高」字下「口」部未剜出者，幾乎均是早本，至少同光前拓本，而晚期拓本「高」字下「口」部均已剜出。儘管「上帝在擲骰子」，但如果一枚硬幣投擲次數足夠地多，正反面出現的次數總體相當，即偶然性中有必然性。所以，「高」字下「口」部是否剜出，可以作為考據之首選。當然，上面提到碑賈為了趨利而偽造「高」字下「口」部未剜出，與此結論是一致的。
從大概率事件可以得出一般結論，那麼，遇到小概率事件呢？眾所周知，《乙瑛碑》三行「辭對故事辟雍禮未行」之「辟」字右「辛」下部「三橫本」，極其稀有，是為明拓本，多見「二橫本」，前輩鑒定家多以「二橫可見」來作為明末清初版本標準。2010年初，仲威先生髮現一周大烈夕虹樓舊藏「二橫完好本」，才注意到「二橫可見」與「二橫完好」的區別，並推測：「前輩碑帖鑒定專家多未見過真正的『二橫完好本』，所見多為『二橫有損本』，故以『二橫可見』作為鑒定依據，不然的話，必以『二橫完好』作為標準」（第67頁）。因為，「二橫完好本」與「三橫本」一樣少見。相反，「二橫可見本」或「二橫有損本」存世稍多，不難覯見。這麼做，「不是鑒定執行的評判尺度的『寬』與『嚴』的問題，其實是一個新版本的出現」（同前）。之前，有關明末清初「二橫本」的鑒定多見分歧，根源於「二橫本」或「二橫可見本」的說法稍顯籠統。如今細分後，「二橫完好本」定為明末，「二橫可見本」或「二橫有損本」定為清初，或晚至乾隆之前。
遇到小概率事件，就需要推理，就需要發揮想像力，當然不能違背常識。常識及其推理，不妨簡稱為「常理」，其外延也可稱之為推論、推定、推測。最難解釋的，最複雜的，可能是小概率事件的極端形式：「特例」。如《封龍山頌》，究竟是「不缺角本」為先，還是「缺大角本」，或「缺小角本」為先？仲威先生寫到：「筆者過目《封龍山頌》之『不缺角本』、『缺大角本』、『缺小角本』數量基本相當，不能分出多寡，所以也就無法從存量上去推測孰先孰後。筆者只能從人情常理上去作推斷，漢碑在道光年間出土，當時金石學興盛，碑帖生意繁榮，漢碑魏刻隻字難求，碑石出土時，必定不會遺漏『章』『物』字小石，尤其是『物』左上角微小的石塊最後還能被重新找回，其可信度更小。所以筆者最初推定『不缺角本』當為初拓無疑，其後缺『物』字小小石，拓本變為『缺小角本』，最後才是缺『章』字，拓本呈現為『缺大角本』，這種看法持續了好多年」（第88頁）。雖然早在1998年，仲威先生已見劉喜海舊藏「缺大角本」，並見其上劉氏題跋：「此角初出土時所損，後復覓得補完之也」（第86頁）。
直到2003年，仲威先生見到故宮博物院藏張穆跋劉寶楠拓本，為「缺大角本」，又於2008年見同年顧沅跋「缺小角本」，基於「常理」的看法才被放棄。前者「缺大角本」反而是出土最初拓本，後者「缺小角本」因十五行「韓林」之「林」字已全損，稍晚。此為罕見的「特例」。有紀年題跋拓本的出現，成為解釋「特例」的一把鑰匙。當然，如果沒有這樣罕見的微觀文獻，使「特例」成立，本人以為，還是要服從常理，這可能才是一種客觀科學的態度。意味深長的是，有了罕見的微觀文獻之後，恰是通過「推測」，使違背「常理」的「特例」可以「自圓其說」了：「筆者大膽推測，劉寶楠發現《封龍山頌》時碑石完好並未缺角，因為碑石太重無法搬運入城，只能分段鑿開以便運輸，現從整幅拓本中可見裂紋四條，左上角『章』字、『物』字殘石可能就是彼時鑿斷時裂碎掉落者，移至薛文清公祠後，雖然得以重新嵌合，但左上角『章』字、『物』字殘石的底邊呈四十五度斜線，當然碑身缺口亦呈四十五度斜線，殘石十分容易下滑，又因當時沒有水泥等黏合材料，可能難以將殘石固定回原位缺口中，故最初拓本呈現為『缺大角本』。但碎石當時並未遭遺棄，其後一二年間的拓本，或有將『章』字殘石插回原處，靠人力固定以防下滑後，再捶拓者，呈『缺小角本』，或有將『章』字和『物』字全部插回原處捶拓者，呈『不缺角本』」（第90頁）。
《黃初碑四殘石》是想像力、推理能力的又一例。經過前人總結，此碑四殘石其一「休」字存在與否為考據點。故宮博物院藏張廷濟舊藏本，上海圖書館藏周大烈舊藏本，此「休」字均在，如何區分兩者之早晚。這時，「休」字考據點已解決不了問題了。仲威先生通過兩者捶拓的墨色有別，分出甲乙，即前者「四石三種拓法本」早於後者「四石二種拓法本」（第161頁）。結合點滴文獻信息，具體的推理過程是：四石分藏於兩家，一家一石，一家三石，因兩家分而拓之，存世四石拓片至少兩種墨色。三石一家，其中一石字很少，僅存三字加一殘字，早先不拓，後始拓之，故此家所拓三石早本可能就呈兩種墨色，加上另一家一石一拓，故四石拓片早本呈三種墨色。相信正是有了這樣的校碑體驗，仲威先生才會有如下的感嘆：「正因為前人總結的考據點是有限的，才使得今天乃至今後的碑帖鑒定魅力無窮和引人入勝，避免了碑帖鑒定從『學術』淪為『技術』。碑帖鑒定絕不應是『機械化』地依據『考據點』來對號入座，更需要後來的鑒定者運用自身的想像、推理和判斷。它是客觀、科學和主觀、藝術的糅合。鑒定者的想像和推理恰恰能彌補『考據點』不足留下的空缺」（第156頁）。難怪在分析敘述《黃初碑四殘石》前，仲威先生鄭重其事地寫上這段話。
本人的理解是：平日里，碑帖鑒定談論到的最多的是考據點和紙墨。考據點也好，紙墨也好，均不是全能的。有時，一把鑰匙可以開一把鎖，但沒有萬能鑰匙。有時，尤其是一把鑰匙打不開一把鎖時，需要全面綜合地考察，或許才能「芝麻開門」，當然可能會很複雜，但最終脫離不了常識與推理。或者說，換位思考一下，你生活在那樣的場景中，是不是也那樣行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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