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教授張軍談中美貿易摩擦:特朗普落後觀念得出錯誤結論
當地時間4月7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再度在推特上就中美貿易問題發帖稱,美國近40年來從未對中國有過貿易順差,每年都損失5000億美元,這樣的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此前,特朗普於5日發表聲明說,他已指示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依據「301調查」,考慮對從中國進口的額外的1000億美元商品加征關稅是否合適。
對此,中國商務部6日回應稱:中方已做好大力度反擊準備,擬定了十分具體反制措施,如果有人挑事,中方將堅決應戰。
特朗普的強硬表態也沒有贏得美國國內普遍支持。農業、科技業等可能受「貿易戰」直接影響的產業首先發聲反對,不少保守派人士也擔憂,貿易摩擦可能會消耗特朗普此前因稅改得到的支持,在11月中期選舉中傷害共和黨。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教授6日在無錫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專訪時,從經濟學家的角度對當前中美的貿易爭端進行了解析。他表示,目前中美不過是口水仗,尚未升級到「貿易戰」。中美貿易結構高度互補互利,很難想像兩國貿易歸零的後果。實際上,特朗普個人及其團隊對貿易不平衡的看法早已過時,大大落後於全球生產鏈和貿易投資模式轉變的現實。貿易不平衡是一個落後的概念和核算方法產生的一個誤導性數值,卻被特朗普當成了武器。
張軍還表示,特朗普及其團隊全然忽略了諸如基礎教育、培訓等長期投入不足對美國收入分配造成的深刻影響,一味將中產階級和產業工人生活水準下降歸咎於外部因素,顯然「打錯了板子」。
以下為澎湃新聞對張軍的專訪:
很難想像中美貿易歸零
澎湃新聞:目前中美雙方的行動是否可算是「貿易戰」?
張軍:我傾向於說貿易摩擦的升級。大家現在都比較克制,使用的手段也還比較傳統,雙方可能還會考慮向世界貿易組織(WTO)起訴。從中美目前開出的清單里,很難想像真的能夠升級到什麼程度。中美兩國的貿易高度互補,絕對不可能歸零。
其實,無論是貿易戰還是貿易摩擦的升級,我們必須看到中美之間在貿易問題上過去40年就沒有太平過。過去10年,美國在貿易不平衡問題上針對的是中國的匯率。10多年前美國還施壓中國,敦促我們要儘快實現經濟的再平衡,也就是減少對出口的依賴,更多靠我們國內消費支撐經濟增長。那時美國政府還比較理性,儘管面臨國會壓力,美國財政部每年在報告中還是均未承認中國操縱了匯率。
自那以後,中國也確實積極推動了經濟再平衡,現在我們的貿易盈餘占國民生產總值(GDP)的比重已經從最高點的10%下降到了小於2%,擴大經濟增長中的國內需求也成為共識。這麼多年過去了,但中美貿易不平衡的現狀並沒有得到改變。這說明中美貿易不平衡主要不是因為操縱匯率或者所謂的不公平貿易,而是因為兩國在可貿易部門的生產率上具有各自顯著的比較優勢,高度互補。
比如說,美國的農產品比中國更有競爭力,而中國的製造品比美國更有競爭力,這種相對的競爭力優勢是由生產率的差別造成的,這樣雙方貿易當然最為互惠。很多年前,我曾經在一個國際會議上說,儘管中美缺乏政治互信,但貿易依然持續發生和擴大,正是因為這種互補性太強。
澎湃新聞:如何看待美國方面最近不斷加碼,在貿易問題上對中國施壓?
張軍:作為經濟學家,我不覺得有什麼意外或者大不了的事情。自從有貿易以來,摩擦就沒有中斷過,有時候摩擦也會升級。
過去我們講到自由貿易,常說不要過於保護國內市場、降低關稅,但現在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又有了更高級別的貿易壁壘,例如知識產權保護、環保、人權等問題,不只考慮到關稅,而是可能涉及國內事務。各國發展程度、文化價值觀不同,例如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知識產權的保護上有程度差別,這是事實,也因為這樣,知識產權保護就成了發達國家隨時可以行使的一個「大棒」。所以,摩擦是肯定的,也是持久的。
中國對此的確是要有長期的思想準備。不過我覺得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是想明白的,我們能看到中國在保護知識產權上的進步。這對於我們自己是有利的,因為將來有一天我們也會變成發達國家,也會跟不發達國家做貿易,角色就會發生轉換。保護知識產權符合中國的長遠利益。
特朗普團隊落後觀念得出「錯誤結論」
澎湃新聞:貿易順差的說法是否還符合經濟全球化的現實?
張軍:貿易順差是傳統貿易模式下的概念,統計原則是所謂的來源地。但過去20年,經濟學家發現,由於全球化使資本可以跨國流動,分工和貿易模式已經發生根本改變,它需要用全球生產鏈(global production chain)的概念來描述這種變化。
一個企業要生產產品,不是把整個產品的各部分都生產出來,而是在全球進行生產布局。中國最經典的例子是富士康在中國組裝蘋果手機,出口到美國,最終產品賣到美國去後,美國海關就把它統計為中國出口了,但它的零部件是由包括美國等很多個國家的企業生產的。
WTO前總幹事拉米(Pascal Lamy)此前一直在世界各地演講呼籲,在全球化時代,由於全球生產鏈和縱向分工的產生,傳統意義上的貿易不平衡其實已經不能反映貿易參與國的實際的利益分配,所以呼籲創造一種新的基於全球生產鏈和附加值的核算方法。按這種方法測算,中國對美國的貿易不平衡就大大改善了。所以美國現在說中國對美國有3700多億美元順差,這是按傳統方法核算的。事實上,這些順差中的大部分是中國以外的國家,包括美國獲得的利益。
特朗普和他的團隊在這個問題上的觀念已經遠遠落後於全球生產鏈的發展。其實貿易不平衡是一個落後的概念和核算方法產生的一個很有誤導性的數值。
澎湃新聞:目前兩國提出的加征關稅,如果全部實行的話,對兩國整體的貿易會有什麼影響?
張軍:從賬面看,2017年中國對美國的出口佔中國對全球出口比重約為19%,美國對中國的出口佔美國對全球出口比重約為8%,似乎對美出口對中國而言比對華出口對美國而言更重要。但是影響不只是賬面的,還需考慮更複雜的因素。
比如,中國對美出口的製造品和高科技產品中,相當部分是美國在華投資企業的出口。所以,加征關稅也必然影響了美國企業的利益。同時,中國主要從美國進口農產品,儘管農產品對美國國民生產總值(GDP)的貢獻份額不大,但它在美國政治中卻是非常重要的,美國政府歷來重視農民的呼聲和選票。
而且中國向美國出口的製造品相對而言有許多潛在的替代市場。過去幾年,中國由於再平衡的原因,其實已經開始朝亞洲、歐洲市場分散出口目的地,加上如今的「一帶一路」倡議,中國在替代市場上的選擇比美國更大。過去這些年,中國跟亞洲地區的貿易增長速度要比中美貿易增速高得多,從這個趨勢上看,中國可能會策略性地把製造品出口市場不斷分散,以對沖被對美貿易「綁架」的風險。
找中國做替罪羊卻迴避自身問題
澎湃新聞:特朗普以中美貿易不平衡來解釋美國的經濟問題,是否有失公允?
張軍:特朗普團隊用了非常簡單的邏輯,他們說今天美國人實際收入水平下降或者就業結構的變化,是因為很多國家對美國的貿易不公平。之前的政府不敢輕易拋出這個邏輯,因為他們自己都不相信。美國的經濟學家早就告訴了美國公眾,在全球化時代,美國收入分配的惡化、中產階級生活水準下降,很大程度上是美國基礎教育出了問題。
在全球化時代,改進收入最重要的因素是教育和培訓。你受的教育越好,在全球化過程中就越有機會來改善你的收入和財富。美國在過去20多年中,恰好在這個問題上基本無所作為,甚至是在惡化。美國花更多的錢去發動戰爭,但國內基礎教育沒有做好,對研究的支持力度也遠遠不夠,研發投入佔GDP比重也沒有明顯的上升。美國收入狀況在惡化的群體,實際上都是在教育上沒有更多機會的人。普及教育和提升教育水準是美國面臨的非常重大的結構性挑戰。
此外,美國硬體基礎設施長期老化,也得不到改善,機場、公路、通訊、電網等方面也有許多問題,只有到特朗普上台後,才提出要斥巨資投入更新維護基礎設施。在這種情況下,在經濟全球化和全球產業鏈的新生產方式崛起後,美國可能在某些領域中就抓不住機會,特朗普團隊卻沒有反觀自身國內的種種問題,而是歸咎於中國對美的貿易順差。
澎湃新聞:中美貿易不平衡有這麼多深入、結構性的原因,無法用關稅來解決。如果特朗普發現關稅無法達成目的,是否會進一步做出措施?
張軍:我覺得特朗普政府不會走得太遠,不然就有點像伊拉克戰爭,事先設定了一個目標,但最後卻發現根本達不到那個目標,最後既消耗了國力,又沒有贏得同情。
現在包括經濟學家在內的美國精英知識分子非常清楚,這是一場「不可能贏的戰爭」,而且如果走得太遠,那隻會進一步損害美國的利益。坦率來講,儘管美國現在怪罪與中國的貿易不平衡,但實際上美國顯然得益於這種不平衡。假設中國沒有向美國大量出口製造品,也沒有大量進口美國農產品,我相信美國人的福利狀況會比今天還要糟糕。所以在全球生產鏈已經主導了全球貿易的這樣一個時代,中國和美國能做到經濟上的相互依賴,對美國其實是慶幸的一件事。美國的精英知識分子很明白,公眾抱怨的那些問題,比如教育、醫療、基礎設施和收入分配不公等等,是美國自己多年積累下來的問題,美國政府需要認真檢討,而不是歸咎於外部所謂的貿易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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