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管制」才是美國貿易逆差真正「病灶」

宏觀大勢

大量進口中國製造業產品，而極少出口擁有比較優勢甚至壟斷優勢的高新技術產品的情況下，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對第二大經濟體的巨額貿易逆差實在是出之必然。

4月4日，財政部網站發布公告，經國務院批准，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決定對原產於美國的大豆、汽車、化工品等14類106項商品加征25%的關稅。

3月22日以來的中美貿易戰在中美兩國乃至整個國際社會引起了極高的關注和討論。於中國而言，當務之急乃是透徹分析特朗普總統這一「任性」舉措背後真正的動機和用意。

貿易逆差根本原因：美國自身出口限制

從1976年起直至2017年，美國的貿易收支一直處於不斷上升的逆差狀態。儘管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美國貿易赤字稍有回落，但始終保持在5000億美元以上。根據美國商務部的數據，2017年美國商品與服務貿易逆差約5684億美元，其中，對中國的貿易逆差約3372億美元，佔全部逆差的59.32%。這些看似的「天文數字」在美國國內造成了極大不安，不少人懷疑這是美國「衰落」的標誌，對中國出口行業產生不滿，特朗普也稱5684億與3372億為「失控的」貿易逆差。

然而，從更深的視角來看，這些數字真的是美國危機的預兆嗎？其實並不是。

美國產生巨額貿易逆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種觀點認為，美元估值過高是美國商品出口的一大阻礙。但是，在一個開放的國際貨幣體系中，美元作為核心的「可自由兌換」貨幣，長期估值過高顯然很難實現。美元估價過高可能一定程度上解釋短期內的貿易逆差波動，但對於長期存在的巨額逆差則幾乎沒有解釋力。

還有觀點認為，美中貿易逆差的核心原因在於雙方產業結構的互補性。美國通過對外投資與外包業務，將低端製造業大量轉移給中國，中國通過發揮勞動力價格的比較優勢而獲得巨大的貿易順差。但是，同樣擁有高產業結構的日本和德國，卻極少出現如此巨額的貿易逆差，甚至經常實現貿易順差。所以，產業結構差距並不是主要原因。

事實上，美國長期貿易逆差的根本原因，應是美國自身嚴格的出口管制。

相較中國，美國的比較優勢在於高新技術產品和科技研發。但是，美國政府從其國際霸權戰略出發,嚴格限制高新技術行業的出口。2007年以來，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出台了一系列出口管制政策，形成了嚴苛的ECCN制度，甚至出現了專門針對中國的「中國規則」，禁止一定頻段的示波器、脈衝功率系統零件、超級計算機系統、常溫外的電信設備和零件、使用正交幅度調製系統無線電設備、空間通訊和組合導航技術、航空生產和測試設備、水下設施和零件等高新技術出口中國或者進入中國軍用領域。

所以，在大量進口中國製造業產品，而極少出口擁有比較優勢甚至壟斷優勢的高新技術產品的情況下，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對第二大經濟體的巨額貿易逆差實在是出之必然。

美國經濟的發展賴於美元的「迴流」

與逆差成因同時出現的，還有另一個問題——在長期的貿易逆差下，美國市場的美元為何依然充沛，美國經濟為何依然穩步發展？

當然不是因為美聯儲違反漢密爾頓原則，隨意增發了美元貨幣，而是這些「流出」的美元，因為美國國內良好的制度環境、低廉的制度成本、健全的法制規範、自由的投資環境，包括令人嚮往的高等教育、回報較高而穩定的美國國債等因素，或是因美國政策改革、美聯儲加息等短期外因，又以政府及私人購買美國國債、企業設立境外公司、私人赴海外求學工作等各種形式「流回」美國。

美聯儲數據顯示，從2017年2月到2018年2月，美國流通中貨幣量從15084.3億美元，每月均勻增加至16163.1億美元，美國市場上流通的美元數量基本與其經濟發展相適應。上述過程無法體現在貿易逆差的計算當中，但美國2010年以來穩定的GDP與人均GDP增長率，已是其經濟發展與活力的最好證明。

通過改革應對外部衝擊

如果貿易戰勢在必行，則中國政府在設置美國進口商品關稅時要格外謹慎，周全考慮國內相關產業。在對美國進口的原材料與中間商品徵收關稅前，需要做出科學謹慎的評估。

我們應當注意到，美國對中國的反傾銷戰略之所以能夠進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國國內高昂的制度成本使得產品的國內價格高於國外價格。

此次挑戰也可以通過推動國內改革，改善中國的制度與法律環境，降低制度成本，為我國未來的經濟發展減小阻力。而我國政府已經開始努力做出相關改善，3月28日，國務院宣布將製造業等行業增值稅稅率從17%降至16%，將交通運輸、建築、基礎電信服務等行業增值稅稅率從11%降至10%。我們已經看到了中國制度環境可喜的進步。

當然，我們最需明確的是，貿易戰中沒有贏家，正如世界貿易組織前總幹事帕斯卡爾·拉米所言：「在21世紀，國際貿易需要基於規則，而非實力和強權」。或如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所言：「在當今世界，需要有一個全球性的世界秩序。一批歷史上素不相干、沒有共同的價值觀（只是彼此保持距離而已）、只認自己實力的實體更有可能帶來衝突，而不是秩序。」

何永江、仲凌葦（南開大學國際經濟貿易系副教授、國際商務系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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