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納河上，是否風光依舊——傅雷的留法生涯

今年是著名的翻譯家、作家、教育家傅雷（1908年4月7日—1966年9月13日）誕辰110周年。傅雷學貫中西、通今博古，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搭建了一座貫通文學、音樂、繪畫的橋樑。19歲時赴法國留學三年多的經歷，對於傅雷的生命是一次重要的轉折，他在探索西方藝術寶庫的同時，也發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未來恢宏的事業由此開端。

一

一提起傅雷，人們首先想到的，是傑出的翻譯家——巴爾扎克的《高老頭》《歐也妮·葛朗台》《舅舅邦斯》，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都是通過他的生花妙筆走進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人們還會想到鋼琴大師傅聰——傅聰是傅雷的另一件傑作，其培育的過程，在《傅雷家書》里有精彩的呈示。在許多人心目中，這本書是一部藝術教育的「聖經」。

1930年，傅雷在法國。資料圖片

然而，傅雷的價值不止於這些。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傅雷雖未能為新文化篳路藍縷，但卻承前啟後，將前賢的事業發揚光大。蔡元培當年倡導的「美育」理念，到了傅雷這兒得到了充分的實現。傅雷不是畫家，一生沒有畫過一幅畫，但在中國現代美術史上，卻有著無法替代的重要性。傅雷不是音樂家，卻培養了鋼琴奇才傅聰，他對西方古典音樂的理解並不亞於專業音樂工作者，對中國音樂也很有研究。

傅雷的人生經歷過三次重大轉折：4歲時從閉塞的家鄉漁潭鄉遷到十里外有「小上海」之稱的周浦鎮，開蒙讀書；12歲時從「小上海」遷到「大上海」，考入上海市南洋中學附屬小學；19歲時自費赴法國留學。這三次轉折對傅雷都是舉足輕重的。尤其是第三次，經受了歐風美雨的洗禮，傅雷的知識結構和思維方式得以重構，文化人格得以提升，未來恢宏的事業由此開端。

二

1927年最後一天，法國郵船「昂達雷·力逢」號由上海黃浦江碼頭緩緩馳向吳淞口。隨著故鄉親人的遠去，傅雷不禁百感交集。他出國留學並不像富家子弟那樣為了佔據生存競爭的先機，而是為一種精神苦悶所驅使。血氣方剛、桀驁不馴的傅雷，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多次違反校規而被學校開除，北伐時期又因參加驅逐學閥運動而遭追捕，不得不躲到鄉下。客觀地看，當時的中國容不得傅雷，而傅雷豐沛的求知慾也難以在這樣的中國得到滿足，出路只有一條——出洋留學去。望子成龍的母親也贊成獨子去留學，還賣掉田地來幫助兒子籌款赴法。

經過33天的航行，「昂達雷·力逢」號於1928年2月3日到達馬賽。傅雷於次日一早抵達巴黎，辦完各項手續的一周後，就到法國西部維埃納省的普瓦捷補習法語，開始了3年7個月的留學生活。

《傅雷自述》里曾這樣記述他留法的情形：

在法四年，一方面在巴黎大學文科聽課，一方面在巴黎盧佛美術史學校聽課。但讀書並不用功。一九二九年夏去瑞士留三月，一九三O年春去比利時作短期旅行，一九三一年去義大利二月，在羅馬應「義大利皇家地理學會」之約，演講國民軍北伐與北洋軍閥鬥爭的意義。留法期間與外人來往較多，其中有大學教授，有批評家，有漢學家，有音樂家，有巴黎美專的校長及其他老年畫家；與本國留學生接觸較少。一九二八年（應為1929年——筆者注）在巴黎認識劉海粟及其他美術學生，常為劉海粟任口譯，為其向法國教育部美術司活動，由法政府購劉之作品一件。

讀後，不禁讓人感嘆傅雷不拘一格的留學方式與通才的胸懷和氣度。所謂「讀書並不用功」，就是說他沒有像平常學子那樣按部就班，而是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來自主學習，最大限度地利用異域文化資源和學習時間。遊歷採風也是學習方式之一，而1931年5月在羅馬作關於國民軍北伐的演講，似乎已超出普通留學生的待遇。20年後傅雷在致兒媳彌拉的家書中曾說，自己當年是得到當地貴族巴索里尼伯爵夫人和她兒媳婦的引薦，才有了在羅馬演講的機會。至於為畫壇風雲人物劉海粟當口譯，並成功說服法國教育部美術司收購他的畫作《盧森堡之雪》，則顯示了傅雷出色的公關能力和美術史家的修養。

與一般中國留學生相比，傅雷有著更強烈的融入異域生活的意願和實際能力。他與歐洲文化似有一種天生的親和力，一種夙緣。那麼，具體的留學生活又是怎樣的呢？

三

在1954年4月7日致傅聰的家書中，傅雷曾這樣介紹自己當年學法語的經驗：初到法國半年，請私人教師與房東太太雙管齊下補習法文，教師管讀本與文法，房東太太管會話與發音，不停地改正，不是用上課的方式，而是隨時在談話中糾正。半年之後，他在法國的知識分子家庭中生活，已經一切不成問題。十個月之後，就能在大學裡聽幾門不太難的功課。這封家書透露了兩個信息：一是傅雷學習法語刻苦認真；二是他與房東關係親密。據洪永川回憶：傅雷那段時間因學習過於用功，導致身體虛弱，房東十分擔心，寫信給他，讓他勸傅雷注意健康，後來還陪傅雷到瑞士小住。

1928年7月，傅雷攜帶西洋文學史書籍與厚厚的外語辭典，隻身一人來到距普瓦捷兩個半小時車程的維埃納河畔一個小鎮消夏。這裡民風淳樸，風景優美，堪稱世外桃源。傅雷的房間面臨維埃納河，「隔岸教堂巍然高聳，把傍晚的陽光，反射到河面上，一泓綠水中，映著金黃色的鐘樓的倒影。河中長長的一帶小洲，獨立著像是河居時代的樂園，洲上林木蔭翳，極饒幽趣」，「清早醒來，環境都異了。四個月來震耳欲聾的摩托聲沒有了，笨重的木輪，滯緩地碾過去的格格聲，也離我遠去了。這裡，是這般的靜寂：只有檐前呢喃的燕語與河濱清脆的搗衣聲幽幽地傳到枕邊。牆下幾聲高亢的雞啼，報告我是起來的時候了……」

傅雷是這裡唯一的外國人，卻悠然自得，沒有絲毫的陌生感。他與店主夫婦從容地交談，傾聽他們對生活的看法，話題涉及廣泛：歐戰時華工的狀況，戰前的生活與戰後的生活，物價、稅收、政客的虛偽無恥……誰能想得到，這位談吐流暢，舉止得體的中國留學生，來到法國只有短短半年。傅雷白天用功，傍晚外出採風，徜徉於湖光山色，沉醉在天人合一、物我兩忘的狀態中。夜幕已降，一輪明月，在群星的簇擁之中升上太空，河面蒙上一層銀灰的薄霧。這時，法國著名浪漫主義詩人拉馬丁的法文名篇《湖上》湧上腦際。這說明，經過半年的苦學，傅雷已能理解並且背誦法文詩歌。傅雷的中文翻譯是——

那晚，還記得嗎？我們蕩舟在無邊的靜寂中，

遠遠地，在水波上，在碧空下，只聞得

舟子的打槳之聲，在協和的漣波上

有節奏地彈奏，

突然間，不相識的音調，從岸上，

從幽美的湖畔傳出這回聲；

引入的聲浪，悅耳的口音，

吐出這歌詞：

「啊，時間，斂了你的翅翼吧！你，慈惠的光陰

休了你的行程吧！

任我們，享受這迅暫的快樂，一生中

唯一的美好時光！」

這肯定是傅雷最早的文學翻譯作品，雖然顯得稚嫩，或許還有不夠準確的地方，但人們一定要記住：這是一代外國文學翻譯大師的起步之地。此情此景，令人想起中國古代詩人畫家特有的生活方式：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外師造化，中得心源。不經意間，傅雷將這個悠久的文化傳統帶到了異國他鄉，使他的留學生涯大放異彩。

四

傅雷留法，原本是準備攻讀文學的，然而，到了法國後，面對星羅棋布的美術館、博物館、畫廊，他受到極大誘惑。說來奇怪，出國之前並沒有接觸過西洋美術的傅雷，對西洋的造型藝術，繪畫的色彩、線條頗有領悟力。於是在巴黎大學文科學習的同時，又到盧佛美術史學校聽課。後來，傅雷結識了來自上海私立美專的畫家劉抗，兩人成了好友，一起住進巴黎郊外的一個家庭式公寓，經常結伴參觀巴黎的博物館、畫廊，觀摩古代大師的名作。

傅雷後來與美術結下深緣，除了自身的藝術慧根，與另一個人的影響有很大關係，他就是上海私立美專校長，大名鼎鼎的「藝術叛徒」劉海粟。

1929年春，劉海粟以教育部「特派駐歐洲研究員」身份來到法國，其時傅雷就在巴黎大學文科聽課。經友人介紹，傅雷成了劉海粟的法文老師、翻譯。據劉海粟晚年回憶：傅雷教他法語認真而執著，當他準備付報酬時，傅雷當場翻了臉，說他這樣做不是為了錢，而是為了中國的美術事業。劉海粟比傅雷大十多歲，見多識廣，對傅雷的學識和才華十分欣賞，於是他們結成了忘年交。

在劉海粟《歐遊隨筆》的系列文章中，傅雷的身影頻頻出現：1929年夏劉海粟率家人前往瑞士，先期到達的傅雷親自趕到火車站接應，下榻友人白格郎的山間別墅。此後一個多月，他們置身湖光山色，寫生採風，談藝論道，其樂融融，傅雷還拍下劉海粟摘蘋果的照片，稱「這是阿爾卑斯山劉海粟偷蘋果的紀念」（《瑞士紀行》）。1929年9月28日晚上，劉海粟、傅雷、張弦等人聚集一堂，熱議法國秋季沙龍的盛況。就是這時，傅雷替劉海粟填寫了該年度法國秋季沙龍的出品志願書；第二天早上，陪同劉海粟冒雨送畫到熙熙攘攘的秋季沙龍辦公室，申請者編號為7611；一個月後，劉海粟意外地接到了秋季沙龍入選通知書（《1929年的秋季沙龍》）。1929年10月2日，劉海粟、傅雷、張弦三人在觀摩「現代巴黎畫派展覽會」時，獲悉藝術大師布爾德爾逝世的消息，先是震驚，繼而惆悵。傅雷說：「法蘭西藝術界蒙喪。」劉海粟補充說：「那是，不但是法蘭西藝壇的損失，也是全世界藝苑失了曙光。」兩天後他們一起去布爾德爾在巴黎的工作室出席喪儀，瞻仰大師的遺容，傅雷走在前頭，負責交涉，禮儀從容。另據劉海粟晚年回憶：在盧浮宮臨摹德拉克洛瓦的代表作《但丁的小舟》時，傅雷為他做了大量案頭工作，將此畫的創作背景調查得一清二楚，使臨摹工作順利進行；1931年春，他應德國法蘭克福大學邀請辦畫展，作中國畫學的演講，傅雷根據他幾句簡單的「思想」，寫出洋洋洒洒的《六法論》，使講演圓滿成功。

在《瑞士紀行》中，劉海粟這樣寫道：「我們要了解藝術家的口味與天才，他的所以愛好某種對象，某種色彩，表現某種感情的原因，一定要在他所處的時代、環境，以及當時一般思想中去找。為了解一件藝術品，必須要把當時藝術家的概況，周環和生活的情形極詳密地考察出來，只要翻開藝術史的各重要時代，便可發現藝術之誕生與絕滅的原因。」這些論述與法國美學家丹納的《藝術哲學》中的「種族、時代、環境」理論非常接近。當時傅雷隨身攜帶法文版的《藝術哲學》，天天研讀，做翻譯的準備。他們的交談中肯定少不了這個話題，劉海粟急用先學，將丹納的理論吸收到自己的文章中。

據劉海粟晚年自述，傅雷當時也嘗試過繪畫、作曲、彈琴，但沒有取得預期的成績，為此十分苦惱。劉海粟看出傅雷的才具所在，勸他不要再把時間花在創作上，集中精力研究美術理論、美術史，這樣同樣可以大有作為，傅雷聽從了這個勸告。

當時的劉海粟，是傅雷心中的藝術偶像，傅雷視他為「現代中國文藝復興的大師」，是「遠征絕域，以藝者的匠心為我們整個民族爭得一線榮光的藝人」。傅雷懷著虔敬之心，這樣描寫劉海粟在巴黎的樸素生活：「我有時在午後一兩點鐘到他寓所去，海粟剛剛從盧佛宮臨畫回來，一進門就我和談他當日的工作，談Rembrandt（倫勃朗——編者注）的用色的複雜，人體的堅實……以及一切畫面上的新發現。半小時後劉夫人從內面盥洗室中端出一鍋開水，幾片麵包，一碟冷盤，我才知道他還沒有吃過飯，而是為了『物質的壓迫』連『東方飯票』的中國館子也吃不起了。」（傅雷：《劉海粟》）

然而，傅雷興趣不限於繪畫文學，對音樂同樣如此。據劉抗回憶：在巴黎郊外與傅雷朝夕相處的日子，受傅雷的影響，他在音樂和文學方面獲益不淺，他們經常一起上歌劇院、音樂廳欣賞音樂和歌劇，精神上得到很大享受。而據傅雷自己的自述，他是讀了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之後，如受神光燭照，音樂慧根隨之覺醒。在1934年3月3日給羅曼·羅蘭的信中，傅雷這樣寫道：「曩者，年方弱冠，極感苦悶，賈舟赴法，迅即篤夏朵勃里昂，盧梭與拉馬丁輩之作品。其時頗受浪漫派文學感染，神經亦復衰弱，不知如何遣此人生。無論漫遊瑞士，抑小住比國修院，均未能平復狂躁之情緒。偶讀尊作《貝多芬傳》，讀罷不禁號啕大哭，如受神光燭照，頓獲新生之力，自此奇蹟般突然振起。此實余性靈生活中之大事。」可見，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對於青春苦悶期中的傅雷有著重要的拯救意義，正如傅雷日後告白的那樣：「療治我青年時世紀病的是貝多芬，扶植我在人生中的戰鬥意志的是貝多芬，在我靈智的成長中給我大影響的是貝多芬，多少次的顛撲曾由他攙扶，多少的創傷曾由他撫慰——且不說引我進音樂王國的這件次要的恩澤。」至此，橫隔在各門藝術之間的壁壘對於傅雷已經不復存在，一個四面通透、氣象萬千的藝術空間在他眼前敞開。

五

1931年8月中旬，傅雷與劉海粟結伴，乘坐「楠沙號」輪迴國，抵上海時適逢「九一八」事變。算下來，在法國生活三年又七個月，對於傅雷來說，這是彌足珍貴的濃縮的黃金歲月，收穫有——

第一，精通法語，熟悉法國社會，沉浸到法蘭西文化風土的深處，為日後的翻譯事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傅雷後來能夠成為譯介法國文學特別是巴爾扎克小說的首席巨匠，與此是分不開的。

劉海粟一行拜訪巴黎美術學院院長貝納爾。照片人物從左至右：張弦、張韻士、劉海粟、貝納爾、傅雷。資料圖片

第二，飽覽西洋美術名作，探求西方美術的源流，奠定了美術批評事業的根基。從這個時期他發表的文章來看，年輕的傅雷已初步顯示出藝術批評的天分。他的《〈藝術論〉譯者弁言》分析丹納的實證主義美學的得失，切中要害。他的《塞尚》對西方「現代繪畫之父」塞尚的藝術作了高屋建瓴的透視，讓人感受到一個東方學子與西方藝術大師的心靈共鳴。他1931年7月應法國美術雜誌L Art Vivant「中國美術專號」之約撰寫的《現代中國藝術之恐慌》，從東西方美學的衝突與歷史悖論的角度，對中國現代藝術的危機作了理性剖析。其中在文化哲學的層面上對東西方美術差異性的闡述，以及對中國繪畫美學特性的闡述，可謂獨具慧眼。他的打通中西畫學、構建中國畫學體系的學術研究，也由此起步。

第三，通過研究西方美術，認識了中國繪畫的美學特性與價值，正如他在家書中對傅聰寫下的那樣：「越研究西方文化，越感到中國文化之美，而且更適合我的個性。我最早愛上中國畫，也是在二十一二歲在巴黎盧佛宮鑽研西洋畫龍的時候開始的。」日軍統治上海時期，傅雷閉門不出，潛心學問，在老畫家黃賓虹的作品中，找到了精神寄託。黃賓虹是中國現代美術史上承前啟後的藝術大師，此時正以渾厚華滋、靈光四射的筆墨抒發胸臆，激勵國魂，傅雷深為之折服，於是不遺餘力地向世人推介。黃賓虹生平獨一無二的個展——八秩紀念展，就是由傅雷一手操辦的。為了這個展覽，傅雷鞍前馬後，事無巨細，鞠躬盡瘁，寫下了膾炙人口的、解釋黃賓虹藝術的《觀畫答客問》。傅雷對中國畫的真知灼見，散見於寫給賓翁的一百多通書信中，其對中國繪畫的熱愛和拳拳之心，感人至深。傅雷當時曾預言：黃賓虹的價值，半個世紀後定為社會承認，這個預言如今已經變成現實。

第四，由羅曼·羅蘭筆下的貝多芬的啟示，進入音樂的堂奧，以此為契機，日後成為中國傑出的音樂批評家、教育家，在一個特殊年代培育出鋼琴大師傅聰，為中國爭光。一部極富藝術慧思與人文情懷的《傅雷家書》，更是為後人留下一筆珍貴的精神遺產，實踐了貝多芬的那句名言「音樂應當使人類精神爆出火花」。

第五，古典精神和現代理性的確立。傅雷屬於衝動善感氣質的人，假如不是到法國留學，飽受西方古代藝術經典和現代理性的熏陶，精神結構將缺乏制衡並容易走偏，從這個角度講，留法對於傅雷意義非同小可。傅雷衡文論藝，從此獲得堅實的基礎，感性與理性獲得高度平衡，思想鋒芒潛藏於深厚的學養而歷久彌新。這一切，在他編譯的《世界美術名著二十講》中有充分體現。此書超越時流，探本尋源，對文藝復興初期至19世紀的十幾位歐洲藝術大師作了深入淺出的解釋。正如作者在《序》里自白的那樣，他編譯這部書稿，是有感於國人對西洋美術本質上的無知，好騖新奇者盲目追隨西方現代諸流派，膚淺庸俗者一味模仿西方學院派，而對西洋美術的理論及其歷史一無所知；他清醒地意識到：東西方藝術，技術形式不同，精神境界大異，制約這一切的是民族性的差異，在對西方美術理解未臻透闢之時，奢談創造，是一句空話，唯有學殖湛深之士，惴惴默默之輩，方能孜孜矻矻，樹百年之基。這是極中肯的金玉良言。

第六，中西合璧文化人格的形成。傅雷成長於西化氛圍最濃的十里洋場上海，出國前已初步接受現代文化科學知識，有了這些基礎，留法後能迅速融入當地生活。經過四年的浸泡，他的生活習慣、思維方式不可避免地法國化、西方化了，而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與精髓又不斷地被激活，兩者經過博弈對話融合，形成了他中西合璧的文化人格。這種文化人格，用傅雷自己的話概括，就是「東方的智慧、明哲、超脫」與「西方的活力、熱情、大無畏精神」的融合，只有這種人才能充當中西文化的橋樑，為人類與世界文化的溝通作出貢獻。《傅雷家書》中有一句寫給傅聰的話：「你能用東方人的思想感情去表達西方音樂，而仍舊能為西方嚴格的衛道者所接受，就表示你的確對西方音樂有了一些新的貢獻。」

傅雷一輩子都懷念法國，懷念歐洲，希望有朝一日還有機會重遊故地，這一念想通過旅居英國的傅聰，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彌補。1963年9月傅聰偕妻暢遊瑞士、義大利、法國，傅雷亦隨著他們而神遊，重溫往昔的美好時光。1963年10月14日在給兒媳彌拉的信中傅雷這樣寫道：「看到你描繪參觀盧佛宮的片段，我為之激動不已，我曾經在這座偉大的博物館中，為學習與欣賞而消磨過無數時光。得知往日薰日蒙塵的蒙娜麗莎像，如今經過科學的清理，已經煥然一新，真是一大喜訊。我多麼喜愛從香榭麗舍大道一端的協和廣場直達凱旋門的這段全景！我也永遠不能忘記橋上的夜色，尤其是電燈與煤氣燈光相互交織，在塞納河上形成瑰麗的倒影，水中波光粼粼，白色與瑰色相間，我每次坐公共汽車經過橋上，絕不會不盡情瀏覽。告訴我，孩子，當地是否風光依舊？」

（作者：李兆忠，系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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