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步旅行，吃皮鞋，拍火山，催眠所有演員，陸上行舟，現在他說要去太空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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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12歲才知道香蕉是什麼，14歲開始徒步旅行，小時候差點誤殺了自己的弟弟，也曾經見到「上帝本人」，曾經把一雙皮鞋伴著啤酒吃下。在電影拍攝中，他曾經偷過攝影機，催眠過所有演員，曾經從亞馬遜叢林中拖著一艘船翻過了一座山，在火山爆發前衝到山腳拍攝。他偽造文件的能力很強，曾經用偽造的文件自由進出秘魯。

在外人看來，他是一個極度瘋狂的人物。他的名字「赫爾佐格」也時常帶有某種寓言性質：瘋狂的人，永遠在衝撞常規的人，在「文明」中掙扎的人。

赫爾佐格說，太空旅行是他未竟的事業。

赫爾佐格：我就是我的電影

陳星

孤獨的徒步

赫爾佐格在長達五十多年的電影生涯中拍攝了70多部影片，至今仍在探索。

前段時間，他來到中國。在採訪中，赫爾佐格端著一杯白開水，黑框老花鏡掛在衣領，沒有一點駝背的跡象。談吐之間並不像一個接近八旬的人，還是能捕捉到他身上生猛的生命感，還是一如既往的踔厲風發。

「赫爾佐格（Herzog）」，是他的自取名。在德語中的意思是「公爵」，充滿著權力和支配的寓意，他說「這個姓保護我戰勝了世上的邪惡。」

赫爾佐格沒有父親，或者說，父親的角色一直都他的童年裡缺位。「我過去大多數時間都是孤獨的」。赫爾佐格在談起他的童年時，最常提及到的詞語，便是孤獨。

大學時期的赫爾佐格

1942年出生於德國慕尼黑（巴伐利亞北部），由於二戰，家被摧毀，只能被流散德國與奧地利邊境的小村莊扎赫蘭。

二戰的原因，小赫爾佐格經常接觸德軍丟棄的武器，丟擲從池塘里撿來的手榴彈，母親還教他學會了用槍支。那是的情形，他還記得「當時完全被槍的暴力震懾住了，就此失去了對此類事物的好奇和關注。」

每天與扎赫蘭的自然親密接觸，偶爾接觸的「暴力」事件，貫穿了他的童年。他聞名於世的，不得不提及年少時期的徒步旅行，便是他14歲（1956年）開始的。

第一次徒步走到阿爾巴利亞的邊境（但沒敢跨進國界），「是我第一次真正逃離家庭生活。」希臘雅典—克里特島—埃及亞歷山大—蘇丹—埃及阿斯旺—剛果西部，是他的首次旅行的足跡。

「世界之大，它的深度和強度，只能用腳走路才能體會得到。我從來沒有當過觀光客，因為觀光客破壞文明。」徒步旅行的執念在之後他發出的《明尼蘇達宣言》中也有所體現，「旅遊是罪孽，徒步行走是美德。」

青年時期的赫爾佐格

赫爾佐格在徒步中並不順利，「去埃及的時候在倉庫躺了5天，身無分文，老鼠啃噬我的手臂，發高燒產生幻覺，看到自己被大白鯊撕咬。」這種幻想和迷離的狀態，一直伴隨著他的獨行中。

但是反倒因禍得福，看到了不少奇觀。1961年前往希臘，到了克里特島的一片平原上，有10000個風車。這個記憶的畫面，到之後成為了他《生命的訊息》中重要的畫面。

他腦海中的克里特島的一片平原上有10000個風車

徒步中一天天長大，一天天思考，後來他發現了，徒步中見到的或幻想的人和自然場景是在自己的文化構成里非常重要的部分，他後來拍攝的一系列電影，都與場景，以及人的生存狀態有關。

他後來的足跡甚至到達了南極。

《世界盡頭的奇遇》劇照，2007年赫爾佐格足跡到達南極

發癲的計劃

幾乎他的每部電影都自帶傳奇。

拍《玻璃精靈》時自己催眠了所有的演員；

拍攝《生命的訊息》時，希臘爆發軍事政變，當局禁止拍攝，他則威脅要槍殺逮捕他的人；

在《侏儒流氓》中，為了表示與侏儒演員平等，跳進兩米高的仙人掌叢里；

拍攝《卡斯帕·豪澤之謎》，提前六個月在花園裡種下了草莓、豆子和花卉，還在開拍前明確每一顆植物和蔬菜的精確位置；

《阿基爾，上帝的憤怒》的攝影機是從慕尼黑電影學院偷來；

在拍攝《陸上行舟》時親手在秘魯偽造的一份四頁文件，（上面還有共和國總統兼軍隊最高司令貝拉文德的假冒簽名），靠著它，赫爾佐格自由進出秘魯全國各地。談到偽造文件的故事時，赫爾佐格笑言，「官僚主義最愛的就是文件」；

在非洲拍攝《新創世紀》時，喀麥隆爆發政變，他被捕入獄，並染上了寄生蟲病。

《玻璃精靈》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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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精靈》中被催眠的演員，其中赫爾佐格還臨時客串

面前的這位以瘋狂著稱的導演，這個年老但仍強壯的巴伐利亞身軀正在冷靜地講述著以前的回憶。

他在很多次介紹自己作品時都提到了以想像力、生機、創造力為特徵的「巴伐利亞文化」。

他最為人所知地電影《陸上行舟》，別名就是《叢林中的巴伐利亞》。

回憶起《陸上行舟》，赫爾佐格苦笑道，「幾乎沒有一天不是災難。」

赫爾佐格說，動物也是他的角色之一（《陸上行舟》劇照）

《陸上行舟》劇照

一條340噸重的汽船，將它拉動1600多米距離翻過一座陡峭的山，「原先最初的設計山的坡度是60度，後來改成了40度。」拋開電影來說，這個行為本身就帶有一種偉大。「保證電影能拍完畢的東西是工作規則和獻身精神。靠的不是錢，是信念。」

《陸上行舟》的核心團隊成員，當時用可口可樂蓋子做快門拍攝此照

這部電影的拍攝過程本身，無疑就是一次「費茲卡拉多」式的行為。我們甚至可以說，這種行為本身，就是赫爾佐格這個人。

「金斯基是個難搞的人，說要退出拍攝地時候，我很平靜地告訴他我會向他開槍。

之後在拍攝快結束地時候，印第安人主動請纓，願意為我殺了金斯基。我拒絕了他們的好意。」

他對此是這樣解釋自己從巴伐利亞文化中得到的精神：「一種對理想國的絕望追求，幾乎是以追求烏托邦的精神，來追尋合乎人類尊嚴的生存環境」。

談到「最荒謬」的一次拍攝，赫爾佐格說是《蘇弗里耶爾火山：等待一場無法避免的災難》。

「科學家說那次火山噴發的能量將會相當於幾枚廣島原子彈的威力。」

那時候「就是讀了關於蘇弗雷火山的新聞，科學家們關於火山噴發的預言，當地大規模撤離，但只有一個農夫拒絕了撤離。有人面對死亡給出了另一種態度，這讓我覺得特別，我覺得我們可以在那裡拍一部電影。」

《蘇弗里耶爾火山》中拒絕撤離的農夫

《蘇弗里耶爾火山：等待一場無法避免的災難》片中有自我嘲弄的元素，原本看起來那麼危險和註定是場災難的事情最終卻在極度的平庸中結束了。對此，赫爾佐格也不否認。

「其實這也是件好事情，如果我和另外的同時在拍電影時被一座火山炸得粉身碎骨，那才是天大的荒謬呢。」

「最後決定我們是否留下的一顆，我們盲目地玩了個賭（硬幣）正反的遊戲。」

這樣隨機的賭注，還引發了另外一件很「荒唐但浪漫」的事情。

他和好友艾羅爾·莫里斯打賭，「看到你齣電影成果的那一天，我就把自己的鞋吃了。」之後莫里斯確實拍出了一部紀錄片《天堂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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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世界上應該再多些吃鞋這樣的舉動。」

之後赫爾佐格就在一家餐館裡面，將莫里斯的皮鞋用一鍋鴨油煮，然後用剪雞鴨肉禽的大剪刀，把鞋子剪開，伴著啤酒將它們咽下去。赫爾佐格笑了，「不用擔心，皮革消化起來很容易」。

這樣「荒唐」的事情背後隱含了赫爾佐格性格的另一面，他臉上也瞬間閃現了一絲堅定，這是「對所有想要拍電影卻不敢上手的人的鼓勵」——「無論如何，世界上應該再多些吃鞋這樣的舉動。」

諸如此類瘋狂的計劃，讓赫爾佐格獲得了「狂熱的浪漫主義者」的標籤，也為赫爾佐格「贏得了頭腦發熱、遊戲人生的美譽」。但是他仍然堅持否認，「但其實我不是這樣的，我是個很有條不紊很有規劃的人。」

人是什麼？

任何一篇文章、一本專著大概都不可能對赫爾佐格的體系進行完全清晰的梳理。

11歲的赫爾佐格第一次看到鄉村放映員帶來的電影。他說「（之前）我不僅是沒看過電影，甚至不知道電影的存在，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說我總是認為是我發明了電影。」

近年的赫爾佐格

12歲才知道香蕉是什麼，14歲時，赫爾佐格皈依天主教，並受到徒步旅行的精神洗禮。15歲開始嘗試寫劇本。17歲才第一次打電話。

一系列地成長過程，在戰亂中出生，在戰後成長，大自然生命力的奇觀，與人的關係的體察，這類母題可能從童年就在他的心中駐足。

除了宏觀的巴伐利亞文化根基，赫爾佐格還直述自己「個性安靜又極度暴躁易怒，動怒的對象並不缺乏，」曾拿起廚房的刀子，差點誤殺弟弟，當時整個家庭幾乎瓦解。

對暴力高度的不信任感（不僅是物理的暴力，還有自然對人類的暴力，人類文明社會對個體的暴力）也擎始於此。

從童年的對待人類文明（至少是本民族文化）有著十分強烈的懷疑和不安，戰爭和顯性暴力在他早期的作品當中頻繁出現。他在以前的訪談里曾經直言，「十分痛恨學校教育，反對心理學。」

他的第一部作品《大力士》，赫爾佐格笑稱是「爛片」。但這是他去定義「強者」的開端。

《大力士》劇照

「強者」不只是身體強悍，有智慧、自信、獨立的思想，自力更生的含義，還有點天真無邪的意味。這樣的角色在他的一系列電影中一直都有出現：是狂熱的西班牙征服者、在叢林里建歌劇院的狂想家、缺失所有感官的聾盲女子、與世隔絕在地窖中長大的卡斯帕·豪澤。

包括《雕塑家斯泰納的狂喜》中的沃爾特·斯泰，《阿基爾，上帝的憤怒》的阿基爾、《沉默與黑暗的世界》里的芬妮·斯陶賓格、《史楚錫流浪記》的史楚錫和《卡斯帕·豪澤之謎》的卡斯帕·豪澤，都屬於這種類型的人，還包括，《玻璃精靈》里的希亞斯、沃切克，《陸上行舟》的費茨卡拉多，《綠螞蟻做夢的地方》中的土著，還有《新創世紀》中的人們，還有《生命的訊息》中經典的赫爾佐格式反英雄人物。

《阿基爾，上帝的憤怒》中阿基爾絕對的狂妄，以及反抗自然的瘋狂狀態

《沉默與黑暗的世界》里的芬妮·斯陶賓格，她是一個又聾又瞎的人

「我影片中的角色都來自一個家族，他們沒有憂愁、沒有過去，他們都從黑暗中浮現。我一直把我所有的電影看作是一部我已專註40年的大作。」

這宏觀故事中的主角都是絕望而孤獨的叛逆者。他們知道自己的反叛註定失敗，但卻毫不遲疑，再無人幫助的情況下帶著創傷獨自掙扎。

《雕塑家斯泰納的狂喜》中，沃爾特·斯泰跳台滑雪不僅是運動的追求，也絕對是種精神所求，是個追問著如何征服死亡和孤立恐懼的問題。至少從某種程度來說，這是種自殺性行為，而且全然孤獨。斯泰納就像是《陸上行舟》中費茨卡拉多的親兄弟，費茨卡拉多同樣通過拉一艘船翻過一座山否定了地心引力法則。

《雕塑家斯泰納的狂喜》中沃爾特·斯泰的跳台滑雪

同樣的，赫爾佐格拍攝《陸上行舟》本身，實際上也是這樣的行為。赫爾佐格是另一個費茨卡拉多。

正如他系列影片中的場景、生存狀態和任務，都反映出極大的反抗，即便失敗可能是不可避免的結局。這也呼應了他從巴伐利亞文化中得到的精神。

「當周圍的每個人都令人厭惡地隨波逐流時，他卻成功保持了自己無暇地人格尊嚴。」這是強者，或者說，這才是人。

「我所有的影片都有著相似的對生活的感覺，因此我用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形成了一個單獨的個體，他們之間如此親密，彷彿一個巨大軀體的不同部分。整體來看，說它們是一系列電影，不如說它們是有著不同方面的一部電影。」

《史楚錫流浪記》劇照：三個人被生活所迫選擇一個地方逃離

這樣的思考不僅僅是個體，它的本質，是「關於我們日常生活要面對的所有問題，在這裡能找到最基本最實在的人性尊嚴，和人最赤裸裸的痛楚。」

但在《沉默與黑暗的世界》中，我們看到了一種「赫爾佐格式的溫柔」。拍攝期間，芬妮生日後，赫爾佐格安排了一次飛行作為生日禮物，還騎摩托車帶她去鄉下偷獵野雞。

《沉默與黑暗的世界》劇照，聾盲人之間依靠手的接觸來交流

赫爾佐格回憶起拍攝的初衷，「這個56歲的又聾又盲女人讓我開始思考以前從未想到過的一種孤獨程度。如果有一天我自己又聾又瞎，我存在的本質是什麼？我如何生存？如何和寂寞相處？如何讓別人了解我？如何學習、溝通？」——「也許只有在極限的時候，人才會更了解自己，或者了解人類」。

「人是什麼？人的處境是什麼？」這樣的母題，在赫爾佐格的電影中時常討論，一種赫爾佐格式的鮮明風格也隱約可以被洞悉。

「一個人必須像考古學家那樣，挖掘探索我們那已經被侵犯的風景，去發現新東西。有時候，發掘未開發的、新鮮的圖像也是一場鬥爭。」赫爾佐格也正用他的電影來訴說著這一切。

「我就是我的電影」

一位德國記者採訪赫爾佐格的時候，這樣說，「我發現赫爾佐格充滿矛盾，極端頑強又脆弱，深情且鄙視，頭腦清晰卻感性，沒有準備好日常的壓力卻完全能接受極端的環境。」

赫爾佐格並不喜歡別人關注自己。

《我就是我的電影》劇照，當時赫爾佐格37歲

1979年，一部以他為主人公的紀錄片《我就是我的電影》誕生。片中談起赫爾佐格的秘密時，他說，「我的一切就躺在電影作品當中，我就是我的電影。」

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眼睛的顏色，直到它被寫在護照上；他照鏡子，但只是技術性的，他不喜歡直視自己的眼睛然後思考自己。

「我對人、人的處境更有興趣，對自己的狀況毫無興趣。」

但是要體察他的私人生活，還是能找到蛛絲馬跡的。「通過我的電影所展現的風景，你可以看到人的靈魂。真正的風景並非只是一片沙漠或是一片森林，它應該是表現出人的內在心境的風景，或者說內在的風景。」

無論是《阿基爾，上帝的憤怒》中的叢林，還是《新創世紀》中的沙漠，或者是《黑暗的教訓》中燃燒的科威特油田。熱夢和超現實特質，深邃的生命力，狂熱，生機勃勃。它們不只是一個地點，還是赫爾佐格的心態。

《阿基爾，上帝的憤怒》中的叢林

這樣子形容很抽象，因為赫爾佐格的影片總是能披上一層神秘的面紗，而在經歷了無數手大眾傳播之後，各種神秘很大程度上又化為了他個人神秘的一部分。

他對童年時期印象最深刻的兩個記憶中就有一個是關於宗教的——他曾經見過「上帝本人」。那時候，他看到了一個男人「一身褐色衣服，沒穿襪子，雙手還油油的。他看著我，神情溫和而慈祥，我馬上明白了，這就是上帝本人！」雖然他後來意識到此人只是一個電力公司的工人，但這一經歷無疑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神秘的宗教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