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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瓘是北宋士大夫精神的典型代表

陳瓘是北宋士大夫精神的典型代表

陳瓘是北宋士大夫精神的典型代表

什麼是士大夫精神?簡而言之,士大夫精神就是:不為五斗米折腰,《論語·衛靈公》:「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君子:有教養、有德行的人;固窮:安守貧窮。指君子能夠安貧樂道,不失節操。北宋陳瓘就是這樣的人。

陳瓘,字瑩中,號了翁。北宋南劍州沙縣(今屬福建省)人,宋神宗元豐年間進士。史書說他:「性閑雅,與物無競。見人之短,未嘗面訐,但微示意,儆之而已。」陳瓘秉性淡定,不喜與人爭名奪利,見到別人有缺點,從不當面直斥,讓人難堪,而是巧妙婉轉地點示,讓人家自己覺悟而暗中改正,力圖保全別人的臉面。但在朝廷上,陳瓘則是秉公直言,不畏權勢,不顧私情友誼,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是位響噹噹的直諫之臣。

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陳瓘出任越州通判。當時,大奸相蔡京的胞弟蔡卞為越州太守。蔡卞聽說陳瓘很有才華,想收為已用,便多方加以籠絡。陳瓘知道蔡卞心術不正,不與同流合污,多次以病為借口,要求辭官歸隱。後來,陳瓘改任溫州通判。北宋時期,朝廷沿襲唐代的職分田制,按內、外官和服務性質的不同,授予職官員八十畝到十二頃的職分田,以其租充作俸祿的一部分。陳瓘認為自己的職分田收入頗豐,只取其中一部分作為生活費用,其餘充公。

宋哲宗親政後,起用章惇為相,在其進京路上,當時任通判的陳瓘同眾多官員一起夾道歡迎。章惇早就聽說陳瓘的人品才幹,便熱情邀請他坐上自己的專車,虛心徵詢當前要務。陳瓘問:「天子待公為政,敢問何先?」章惇表示必欲除去司馬光的黨羽及其行政措施。陳瓘毫不客氣地說:「公誤矣。果爾,將失天下望。」章惇說,司馬光毀棄王安石新法,另搞一套,亂政誤國,是大奸臣。陳瓘毫無懼色,據理力爭說:「不了解人的心跡,就懷疑人家的行為,是不可為的;沒有罪證,就指責他人姦邪,盲目處治才是最大的誤國。當今之急是消除朋黨,公平持正,才可以救弊治國。」章惇雖然十分氣憤,但也不得不佩服陳瓘的膽識和學識。陳瓘被任命為太學博士。

章惇初任宰相,夫人張氏病危,臨終前再三囑咐:「相公為相執政,千萬不要恃權報怨。」(即「君作相,幸無抱怨。」)辦完喪事,章惇仍悲悼不已,向陳瓘述說悼亡之痛,整日以淚洗面,未能忘情。陳瓘勸他說,與其徒勞悲傷,何如記取夫人最後話別之語?可惜章惇被黨爭對峙迷住了心竅,聽不進亡妻和陳瓘的勸解,當政時一味把政敵往死里整,下手毫不留情,最終把自已整到了奸臣榜。

章惇、蔡卞當政,將司馬光等人列為奸黨,並欲將司馬光著作《資治通鑒》毀版,抹去他的一切痕迹。時任太學博士的陳瓘,問主張毀書者,《資治通鑒》的序文難道不是宋神宗御筆親制嗎?神宗褒獎的大作,你們卻要毀棄,這是繼承先帝的遺志嗎?由於他的巧妙問難,毀版計劃被迫中途綴止。

建中靖國元年(公元1101年)宋徽宗即位後,陳瓘被任命為右正言,後又升為左司諫。陳瓘身為諫官,認為職責所在,不能不對朝政秉公進言。他對朋黨之爭深為痛絕。他在回答微宗詢問時說:「做事應該持公正態度,顧及大體,不要抓住人家枝節小事不放,以其一點,攻擊其餘。尤其是作為諫官的更應該尊重事實,不要以自己的孤見寡聞來妖言惑眾。」御史龔尖因彈劾蔡京誤國,被蔡京一黨驅逐出京。陳瓘不畏強權,挺身而出,嚴正陳詞說:「紹聖以來七年間就有五次驅逐朝廷大臣的事件。被罷免放逐的都是蔡京不同政見的官員。今天又要驅逐龔尖,公理何在?」他公然上書奏請治蔡京等人結黨營私,誤國誤民之罪。

他相繼彈劾安惇、蔡卞、邢恕、章惇、蔡京、蹇序辰等,使這些人一度丟官外放。後來的歷史證明,陳瓘糾彈的這幾個人,個人品質都有問題,按照儒家倫理劃分,均屬「小人」得志範疇。

這年十月,陳瓘在朝廷擔任權給事中。職務前加上權字,相當於現在的「代理」。當時的宰相曾布很想拉攏陳瓘,派人傳語說,準備去掉「權」字,把他扶正。陳瓘對兒子陳正匯說:「我與宰相議事多有不合,現在他們以官爵為餌來籠絡我,如果我接受他們的推薦,那麼與他們所為有什麼區別呢?這樣做於公於私都有愧。我這裡有一道奏章,論及他們的錯處,準備呈上去。與丞相開誠布公地討論,合則留,不合則去。」第二天,曾布數次派人前來陳府,邀請晤面,表明器重之意。陳瓘到曾宅後,拿出意見書,二人立刻爭辯起來。曾布生氣了,出語越來越嚴厲,甚至髒話也冒了出來。陳瓘則不卑不亢,和顏悅色,據理力爭。見曾布失態,他慢吞吞地說,剛才我們討論的是國事,是非終有公論,最後將由歷史來證明。相公何必因此發怒,有失宰相禮賢下士之禮呢?弄得曾布十分尷尬,連聲道歉。幾天後,陳瓘出任台州知州,離開朝廷。

不久,蔡京兄弟上台,記恨過去陳瓘彈劾他們,趁機報復,把陳瓘等人貶謫到荒遠地區。

宋徽宗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陳瓘貶在湖南郴州,其子陳正匯在杭州舉報蔡京一黨有動搖東宮的企圖。蔡京一黨大驚,以同謀罪逮捕陳瓘,逼陳瓘承認父子倆無中生有,造謠誣陷宰相。在公堂上,陳瓘侃侃而談:「正匯舉告蔡京將不利社稷的文書還在路上,我怎麼有可能預先得知呢?既然我不知道,而要我違心地去指證他們犯罪,是情義所不容的;挾私憤,作偽證來迎合你們,是道義所不為的。蔡京姦邪,必定為害國家,這是我多次奏明的,用不著今天才說。」陳瓘大義凜然。字字擲地有聲,連內侍黃經臣聞之都為之感動。他說:「皇上正要知道事情真相,就據陳瓘所言上奏吧。」結果,陳正匯因誣告罪而流放海島,陳瓘被貶置通州。

陳瓘與蔡京,可謂正邪不兩立,因而招致蔡黨的打擊最為嚴酷。他接連被貶遠方,在台州時,蔡黨抓住他寫《尊堯集》一事,欲起文字獄,陷之死地。蔡黨知州把他押來,欲動大刑,陳瓘昂然啟問:這是皇上的意思么?《尊堯集》豈是誹謗朝廷?我把神宗皇帝尊為堯,當今皇上自然為舜,你們難道敢反對?為虎作倀,所得幾何?今後如何面對天地良心和世間公議?知州面露慚色,只得作罷。

此後,朝政越來越糟,蔡京一黨變本加厲地迫害陳瓘,陳瓘又遷移了幾處貶所,他知道國事已不可為,索性棄筆捐書,不再寫文章。在北宋滅亡前三年,他對家人說:我這些年為國為民,披肝瀝膽,唇敝舌焦,歷經各種苦難,唯一懼怕的只有一個「死」字。現在,死對我也無所謂了。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陳瓘憂心,病逝於楚州,終年六十五歲。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宋欽宗即位,蔡京一黨受到了清算。蔡京被貶嶺南,途中死於潭州(今湖南長沙)。同年,朝廷追封陳瓘為諫議大夫,並在縣學中建齋祠奉祭。

紹興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宋高宗對輔臣們說:「陳瓘當初為諫官,正直的議論,對國家大事多次陳言,現在看來都是對的。」因此,特謚陳瓘為「忠肅」,賜葬揚州禪智寺。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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