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師培曾寫信舉報章太炎，原因是後者想去印度做和尚？

本文作者楊天石，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研究生院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研究生院教授博導，南京大學民國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季我努學社顧問，季我努沙龍演講嘉賓。

1908 年冬，黃興接到了劉師培的一封舉報信，揭發鼎鼎大名的革命家章太炎「背叛本黨」，其主要內容是：章太炎「無心革命」，想到印度去做和尚，缺少路費，便致函張之洞，請求資助。信稿夾在書里，為劉師培所見，章太炎便不再隱瞞，對劉說：「士各有志，同盟會不足與有為，而研習佛教，亦當今急務。」當時，清政府駐長崎領事卞綍昌是張之洞的女婿，與劉師培的妻子何震有親戚關係。章太炎要求何震通過卞綍昌將函件轉交張之洞，索款三萬元，二萬作為自己赴印的旅費，一萬作為劉師培印書的費用，但何震赴長崎時，卞綍昌已經離任返國。

章太炎

其後，何震回到上海，章太炎又致函何震，要她與卞綍昌及著名居士楊仁山商量，向兩江總督端方謀款。章太炎怕何震一人辦事不牢靠，又令劉師培回國辦理。劉、何二人認為此事不易成功，寫信告訴章太炎說：「三萬元之款，必不可得，即成亦不過按月支款。」章太炎不死心，一再作函催促，同時在《民報》上刊登告白，宣稱「腦病忽作，不能用心」，辭去《民報》總編輯人職務，並將該報寄給劉師培，要求經由卞、楊轉示官場。信中，劉師培並附寄章太炎寫給他們夫婦的六封信的照片，聲言「觀此數函，則太炎背叛本黨之跡，顯然可睹矣」。

根據有關史料和筆者近年來的研究，劉師培的這封舉報信大體屬實。1907年，同盟會東京總部發生嚴重分裂之後，章太炎確曾一度想去印度做和尚；為此，他也確曾企圖通過劉、何向張之洞和端方謀款。只是，劉師培沒有將這一事件的全部真相和盤托出，而且隱瞞了他寫這封信時的真實身份和目的而已。

劉師培

大凡激烈得出奇的人墮落起來也常常出奇。劉師培、何震都曾是東京中國革命黨人中風頭十足的人物。1907 年春夏，他們忽而宣傳孫中山接受日本政府「賄賂」，要求打倒孫中山，改選同盟會總理，忽而覺得孫中山號召的民主革命不夠徹底，提倡「無政府革命」。但是，也就是在這年冬天，何震回國和端方拉上了關係；緊接著劉師培也跟著回國，向端方自首。他們給端方的見面禮之一，就是提供了章太炎與孫中山不和、想去印度做和尚的情報。在《上端方書》中，劉師培說：「以彼苦身勵行，重於言諾，往印之後，決不至於有負明公。」

端方見到此信後，當然很高興。能夠將章太炎從革命隊伍中拉出來，豈不是為清王朝立了一大功！不過，此事終於沒有辦成。其一是章太炎不同意由領事「按月支給」的辦法，要求先付全部費用的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他在復劉師培信中說：「領事按月支款之說，萬難允從。一、若按年分攤，則一歲不過千餘元，或僅數百，必不敷用；二、若攤年過久，章甫（指端方——筆者）去江寧後，事即中寢。三、領事為政府所派，非兩江私派，若果遷延抵賴，亦無如何。」其二是端方不願意放章太炎到印度去，而要求他在福建鼓山或浙江普陀出家，以便控制。這一點當然不能為章太炎所接受。交易沒有成功，劉師培夫歸於 1908 年春又回到東京。章太炎不了解他們向端方自首的秘密，仍然友好相處，三人同住在一起，親密得像一家人。

同盟會成員

但是，不過兩個月，就吵得不可開交，章太炎不得不搬到《民報》社居住。這場爭吵的原因和經過目前還不能很瞭然。只知道章太炎在《日華新報》上撰文揭露了劉氏夫婦，劉氏夫婦則將章太炎的「劣跡及往來書信」彙編成冊，準備公布。其後，劉師培夫婦曾聘請日人漆田增男為律師，準備和章太炎打官司，為人勸阻後便跑到章太炎寓所，將章痛打了一頓。

1908 年 11 月，劉、何二人再次回到上海，旋即出賣了同盟會員張恭。其間，章太炎曾致書同盟會總部，揭露劉已墮落為「偵探」，而劉師培則反唇相譏，寫信大罵章太炎。為了在革命黨中製造猜疑和糾紛，並向當時主持同盟會東京總部的黃興等人寫了上述舉報信。黃興接信後，與湯增璧、林文等人開會研究，認為章太炎「心神狂亂，宗旨不定」，決議以後秘密事情「不與商榷」，但同時認為章太炎向端方謀款，屬於「私德」，其性質為「誤入歧途」，決定嚴守秘密，不予宣布，希望章太炎能有「反省」回頭的一日。平心而論，當時中國革命黨人和清政府之間屬於對抗性矛盾，章太炎因同盟會內部矛盾而向清政府的封疆大吏謀款，想去印度做和尚，此舉當然是錯誤的，但是也還不能視為「叛黨」，黃興的判斷和處理大體上是正確的，有水平的。由於他的理智和冷靜，這件事被壓下來了。

楊天石：《橫生斜長集》，百花文藝出版社1998年。

編輯：林小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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