鵝湖之會：兩派文化鴻儒的經典論壇

原標題：鵝湖之會：兩派文化鴻儒的經典論壇

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江西信州鵝湖寺。一場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哲學辯論會展開了。這場辯論會由當世大儒呂祖謙邀集，意圖調和朱熹和陸九淵兩派爭執。其實質上是朱的客觀唯心主義和陸的主觀唯心主義的一場爭論。它是中國哲學史上一次堪稱典範的學術討論會，首開書院會講之先河。

鵝湖之會的中心議題是「教人之法」。關於這一點，陸九淵門人朱亨道有一段較為詳細的記載：「鵝湖講道，誠當今盛事。伯恭蓋慮朱、陸議論猶有異同，欲會歸於一，而定所適從。……論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所謂「教人」之法，實際上也就是今天所謂的「認識論」。

在這個問題上，朱熹強調「格物致知」，認為格物就是窮盡事物之理，致知就是推致其知以至其極。並認為，「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是認識的兩個方面。主張多讀書，多觀察事物，根據經驗，加以分析、綜合與歸納，然後得出結論。

陸氏兄弟則從「心即理」出發，認為格物就是體認本心。主張「發明本心」，心明則萬事萬物的道理自然貫通，不必多讀書，也不必忙於考察外界事物，去此心之蔽，就可以通曉事理，所以尊德性，養心神是最重要的，反對多做讀書窮理之工夫，以為讀書不是成為至賢的必由之路。會上，雙方各執己見，互不相讓，不歡而散——此次「鵝湖之會」，雙方爭議了三天，陸氏兄弟略佔上風，但最終結果還是不歡而散。

在這場鵝湖之會上，曾經兩次「入仕」為官的朱熹，雖然其官位最高做到寧宗皇帝的老師，但其始終未忘自己學者身份，他除了在「鵝湖書院」講學辯論之外，還在廬山唐代李渤隱居舊址建立「白鹿洞書院」進行講學，並制定一整套至今仍被諸多名校使用的四大「學規」：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的「為學之序」；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的「修身之要」；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處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的「接物之要」。

1181年朱熹解職回鄉，在武夷山再修建「武夷精舍」，廣召門徒，傳播理學。為了幫助人們學習儒家經典，他又於儒家經典精選「四書」，並刻印發行。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書」影響深遠，成為中國此後文化教育的主流思想。

1193年朱熹任職於湖南，不顧政務纏身，又主持修復了四大書院之一的另一著名書院──嶽麓書院。使之與白鹿洞書院一樣，成為朱熹講學授徒、傳播理學的場所。書院在南宋盛行，幾乎取代官學，這種盛況與朱熹的提倡有甚大關係。

鵝湖之會是中國古代思想史上的第一次著名的哲學辯論會，其思想基礎是理學在南宋的繁盛和發展。正應了中國一句俗語：「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兩宋歷代諸君，因為採取「重文抑武」政策，在其軍事上極端孱弱的同時，卻實實在在地收穫了文化的大繁榮、大發展。其中，除了唐宋「八大家」中的「六大家」之外，兩宋文化思想的天空，也出現了幾位可以燦爛萬世的「巨星」，比如北宋的程灝程頤兄弟和南宋的朱熹以及陸象山等人，他們在繼承和發展儒、道、釋學的同時，開創了「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這一主導了此後千餘年民族文化心理走向的文化學派。尤其是朱熹本人，可謂繼孔孟之後又一偉大傳承者和開拓者。當今一些學者，既不深研於古人，亦不反思於當前，唯將民族劣根性里「卑躬屈膝、逆來順受、苟延殘喘、任人宰割的『綿羊性格』」強加於孔孟、朱熹等古代先賢頭上，其實反落入歷史虛無主義的窠臼。我們今日深入研討其所提出的愛國愛民、教化世人、傳承文化的深邃思想和政治理想，試想，若是兩宋以後歷代君王、臣子、士人們都能按照朱熹「校長」所要求那樣，於家國天下之事能夠「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則中華將是一個什麼樣的今天？儒家主體思想於後世之不斷「沉淪」，實其本身的某些時代局限性為歷代中央皇權體制所利用而已，而其中真正有利於民族精神健康發展的優秀文化和思想精髓反而被統治集團有意忽略或篡改醜化，這也許正是今天中國思想文化上存在許多亂象的根源所在。而在當今的時代背景和政治生態下，我們唯有站在民族民眾的立場，以發展的眼光和科學的精神，客觀甄別和重新取捨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的積極因素和優秀成分，使其真正成為有利於中華民族健康發展的文化滋養，使其真正成為有利於民眾向善、向正、向上的無窮原力，使其真正成為中華民族不斷創新、走向新生的內在驅動——而斯時斯地，其道至大，其行至難，——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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