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東京審判中唯一的中國大法官，將東條英機送上絞刑架，卻差點連法袍都沒保住

歷史上的今天：1946年4月10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始在東京審判日本戰犯。

電影《東京審判》劇照

「

我不是復仇主義者，我無意把日本軍國主義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的賬上。但是，我相信，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

——梅汝璈

01.

1973年，一位老人在北京病逝。

他的晚年是凄涼而孤寂的，「造反派」的抄家、羞辱，法學理想的破滅，甚至連他最為珍愛的法袍也險遭燒毀。

他是梅汝璈，東京審判中唯一的中國大法官。

《人民日報》1973年4月28日第四版梅汝璈訃告

在1946年的春天，他曾穿著那件法袍昂然進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慷慨陳詞，把罪行累累的日本戰犯送上絞刑架，告慰「二戰」中慘死在日軍手中的同胞。

可是，就是這樣一個國之英傑，在人生最後的歲月里，卻自稱是「一本破爛過時的小字典」。

他的兒子曾經回憶過這樣一件事，在一個停電的夜晚，梅汝璈枯坐在椅子上，輕聲哼唱清華的校歌：「西山蒼蒼，東海茫茫，吾校莊嚴，巋立中央。東西文化，薈萃一堂……」

在寂靜的暗夜裡，他低沉的歌聲似乎透過了時光，回到了那個「東西文化 ，薈萃一堂」的時代，回到了1946年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

東京審判庭法官席現場圖

02.

1946年，為了清算日本法西斯的罪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日本東京成立，對戰犯進行審判。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東京審判」。

中國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獲得了一個法官名額 ，國民政府選中了梅汝璈。

梅汝璈是當時中國最出色的法學家之一。

1904年，他出生於江西南昌。

幼年時的梅汝璈在嚴父的督促下，勤勉自律。然而卻也不失天真。

讀小學的時候，梅汝璈讀劍俠小說讀得入迷，竟留信出走，聲稱要到峨眉山拜峨眉老道為師，結果在路上錢都被小偷偷走了，只好回來，一時間被引為笑談。

在父親的嚴厲要求下，梅汝璈12歲進入清華學校，20歲那年以優異的成績從清華學校畢業，遠赴美國，先後在斯坦福大學和芝加哥大學學習，24歲就取得了法學博士的學位。

畢業之後，他遊歷歐洲各國，於1929年的春天回到中國，任教於山西大學法學院。

梅汝璈接受的是西方正統的法學教育，對歐美各國的文化也熟諳於心，然而他卻沒有像有些學者那樣一味鼓吹歐美。

他曾嚴肅地告誡自己的學生：「清華大學和山西大學的建立都與外國人利用中國的『庚子賠款』有關係，其用意是培養崇外的人，因此我們必須『明恥』，恥我們的大學現在還不如西方的大學，我們要奮發圖強以雪恥。」

所以，國民政府決定選派梅汝璈代表中國參加東京審判，不僅是因為他對英美法系的精通，更是因為他深厚的家國情懷。

梅汝璈在東京審判期間的工作照

03.

1946年3月，梅汝璈抵達日本東京，準備作為戰勝國的法官之一參與東京審判。

3月29日，在東京的街頭，他偶遇了顧毓琇。

顧毓琇是是後來共和國總書記江`澤`民的恩師，學貫中西。他贈予了梅汝璈一柄寶劍，嘉許他為「壯士」，祈盼他能為中國人爭回公道和尊嚴。

作為「二戰」中飽受日軍侵害的中國國民，走在東京的街頭，梅汝璈的心情是複雜的。他發現日本人大多面色紅潤，無論是生活水平還是精神面貌都不像報紙宣傳得那樣差，他們的體格遠比上海、北平的中國平民要壯健得多。

回想起中國在抗日戰爭中的慘烈犧牲，梅汝璈不禁悲從中來，在日記中記下了彼時的心情。他決意要用法律為自己的國家取得遲到的正義。

按理說，日本法西斯的獸行令人髮指，給那些日本戰犯應有的懲罰應該是很順利的。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梅汝璈（右）在東京審判中發言

04.

在列席審判的11個戰勝國中，一些國家的本土並沒有遭受日軍的侵略和屠殺，因此對日本戰犯並沒有刻骨的仇恨，態度也顯得曖昧不清。美軍的統帥麥克阿瑟，對日本更是有偏袒之意。

刀不砍在自己身上，是永遠不知道疼的。國家之間，亦是如此。對一些置身事外的外國法官而言，中國人的命，似乎沒有那麼重要。印度法官巴爾甚至要求寬恕所有戰犯，全部無罪釋放。

開庭之前的座次問題同樣令人憤怒。1946年5月初，各國法官召開預備會議，對法官的座次問題進行討論。

擔任審判長的是澳大利亞法官韋伯，他想讓與自己關係好的英美兩國法官坐在身邊，於是將中國的座次排在英國之後。

梅汝璈當即提出抗議：「我拒絕接受這種不合理的安排。在日本的侵略戰爭中，中國受侵略最深，抗戰最久，犧牲最大，而英國卻只是一味地忍受和投降，中國絕不能接受排在英國之後，我認為中國政府也不會同意被安排在英國之後！」

梅汝璈寸步不讓，不惜脫下了法袍，以退出談判表示決心。在經過各國法官的表決之後，法官座次按各受降國簽字順序安排。

在審判中，梅汝璈強烈要求對日本天皇裕仁進行審判，卻被麥克阿瑟將軍以《波茨坦公告》為借口而拒絕了。

其他國家的法官對戰犯的死刑問題也多有爭議，前文提到的印度法官巴爾就是個典型的例子。

梅汝璈明白，只有鐵證如山才能說服這些法官。

東京審判的法庭，坐在法庭最高處的是11位法官，右四是梅汝璈

05.

他和助手幾乎是不眠不休，夜以繼日地整理日軍殘害中國人的證據。

他告訴自己的助手：「土肥原賢二和松井石根兩戰犯，雙手沾滿中國人民的鮮血，若不能嚴懲，決無顏再見江東父老，惟蹈海而死，以謝國人。」

在梅汝璈和其助手的努力下，最後的法官投票，以6：5的微弱優勢將松井石根、東條英機等7名日本戰犯送上了絞刑架。

梅汝璈說：「我不是復仇主義者，我無意把日本軍國主義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的賬上。但是，我相信，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

《新約?提摩太後書》第四章有這樣一段話：「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完了，應行的路我已行盡了，當守的道我守住了。從此以後自有公義的冠冕為我留存。」

此時的梅汝璈，為國家和民族爭得了公義，是當之無愧的英雄，本應回國接受嘉獎，可他卻借故滯留在日本，遲遲不願歸國。

梅汝璈對時局有著獨到的見解，他對國民政府的獨`裁腐敗十分失望，對於國共內戰更是痛心無比。外敵剛剛敗退，手足卻又相殘，這是何等悲哀。

1949年6月，梅汝璈與自己的清華校友喬冠華取得了聯繫，不久之後由港赴京，棄暗投明，開始為新生的紅色中國服務。

本是大展身手之時，卻不料風向突變。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中國法官梅汝璈先生

06.

新中國與蘇聯關係密切，在法學體系上幾乎照搬蘇聯，而梅汝璈畢生所鍾愛的英美法系則不被容納。

對於梅汝璈這樣一流的英美法學專家而言，這無疑是個沉重的打擊。

作為老派知識分子，他對學術獨立思想自由的堅守，也給他惹了不少麻煩。

當時的外交部，沒有人敢說蘇聯的壞話，因為彼時的蘇聯是「老大哥」。梅汝璈偏偏「不識時務」，經常直言不諱，坦言蘇聯所存在的缺陷與不足。

當浪潮襲來的時候，梅汝璈首當其衝，被劃為「右派」，經常被要求交代自己的「歷史問題」，甚至連他在東京審判中的表現，也被污衊。

梅汝璈的理想徹底破滅了。

他的兒子梅小璈出生於1952年，很少聽父親提起過去。梅汝璈的沉默，或許是因為孤獨，那件曾經引以為傲的法袍，都成了「反革命罪證」，他還有什麼好說的呢？

梅汝璈故居，位於南昌市青雲譜區朱姑橋梅村內

武俠小說大師金庸，曾經和梅汝璈有過不解之緣。

新中國成立初期，年輕的金庸深得梅汝璈的賞識，梅汝璈想邀請他擔任自己的助手，金庸欣然接受。但是喬冠華拒絕金庸進入外交部，因為他不是共`產`黨員。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金庸只好返回香港。

回港之後的金庸筆耕不綴，最後成為武俠小說的大師。而留在大陸的梅汝璈，卻在政治浪潮中茫然失措，成為了「破爛過時的小字典」。

不知晚年的梅汝璈，若是得知金庸後來的成就，是否會想起自己少年時代的劍俠之夢。

如果再讓他選擇一次，廟堂社稷和野鶴閑雲，他會選擇哪一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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