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曾問：為什麼好像只有他能搞好經濟？
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一直認為陳雲是鄧小平時代的關鍵人物，他在《陳云：從商務印書館學徒到「計劃經濟之父」》一文中梳理了陳雲的經歷，陳雲在1950年代初中國的經濟計劃中發揮了領導作用，他與蘇聯顧問有著良好的關係，在他們的幫助下制定了中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與1960年代初領導過中蘇論戰的鄧小平不同，陳雲一直與蘇聯領導人關係良好。
鄧小平和陳雲自1930年代起就結下了不解之緣。當時，他們都在上海，都參加了周恩來領導下的中共地下黨。從那時起直到1980年代，他們在黨內鬥爭中大都站在一起。兩人在1953年主動向毛澤東揭發高崗，從而阻止了中共在1950年代可能發生的最嚴重的一次分裂。在1960年代中期，兩人都受到排擠，但也都免於滅頂之災。
陳雲在黨內享有崇高的威望，這不僅因為他在經濟上的非凡成就，還因為他在高層長期任職的經歷，1930年代他在使蘇聯接受毛澤東的過程中的貢獻，他在延安建立中共組織系統的工作，他在中共佔領全國的過程中建立起城市管理體制時發揮的作用，以及他為了防止毛澤東在大躍進中走極端所做的努力。
陳雲出身寒門，這與地主出身的鄧小平形成鮮明對比。他2歲喪父，4歲喪母，後由外祖母養育。7歲那年外祖母也去世了，此後他與舅舅一起生活到14歲。他的老師在這一年安排他去上海商務印書館當了學徒，陳雲先是在印刷廠幹活，後來成為店員。
商務印書館作為中國最大的學術出版商，是中國學術生活的一個中心，陳雲利用這個機會進行了自學。他讀書聽課，參加有關外部世界的辯論。他對商務印書館最高層的資本家掙多少錢算過一筆賬，由此推算出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程度。他的計算與共產黨對帝國主義的解釋一致。他在世界觀形成時期是上海的一名店員，他從未失去反帝熱情，總擔心他在上海看到的罪惡資本主義有一天會捲土重來。
1925年5月30日，英租界警察向上海的人群開槍射殺了幾名中國人後，陳雲參加了示威活動，同年年底他加入中國共產黨，時年20歲。他發表演說，寫文章，講述帝國主義如何欺壓中國和資本家如何讓工人遭受苦難。
1927年國共決裂後，陳雲被迫轉入地下工作，經常變換姓名和住址。他還在周恩來的領導下，負責暗殺可能殺害過中共黨員的國民黨官員。與在資本主義國家生活過五年的鄧小平不同，陳雲憎惡他在1920年代的上海看到的資本主義，所以他從未去過資本主義國家，後來也不參與和西方領導人的會談。
國共決裂後的1928年，來自蘇聯的共產國際代表指示中共要依靠工人，因為知識分子多數出身於地主和資產階級家庭，不是革命運動的可靠基礎。當時的中國工廠數量極少，也幾乎沒有受過足夠教育、能夠擔起領導責任的工人，中共迫切需要聰明的「工人」進入領導層。陳雲在商務印書館時就是勞工領袖，又在那裡的環境中受過良好教育，因此迅速得到提拔。
1933年在江西，陳雲作為唯一具有「工人背景」的高層幹部，很快就被提拔為政治局常委，從而成了中共的七名最高領導人之一。在1935年長征途中著名的遵義會議前夕，陳雲參加了黎平會議，會議決定擴大參加遵義會議的人數，其中包括更多擁護毛澤東的人，這為毛澤東在遵義取得優勢鋪平了道路。遵義會議之後，勢孤力單的中共為了維持共產國際的支持，需要有人與上海的共產國際重新建立聯繫，向它彙報中共領導層的變動；而陳雲可以裝扮成會講上海話的當地商人，因此被黨的領導選定前往上海向共產國際彙報工作。可是他到了上海後處境險惡，很多投靠國民黨的前中共黨員很容易把他認出來。於是他按照別人的建議乘貨輪去了海參崴，又從那兒轉赴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向蘇聯領導人彙報了遵義會議的情況——尤其是毛澤東的崛起。之後，他在莫斯科駐留了兩年。
鄧小平在莫斯科時，那裡正在實行「新經濟政策」；而陳雲在莫斯科時，斯大林已經建成社會主義體制，並制定了蘇聯的五年計劃。鄧小平去蘇聯時是學生，陳雲去蘇聯時則是中共高層幹部，可以跟蘇聯領導人交往，甚至見過斯大林。離開莫斯科後他在新疆住了半年，試圖在那裡建一條中蘇之間的固定運輸通道，但這項工作因為地方軍閥馬步芳及其騎兵隊的阻擾而失敗。後來，陳雲在1950年代初中國的經濟計劃中發揮了領導作用，他與蘇聯顧問有著良好的關係，在他們的幫助下制定了中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與1960年代初領導過中蘇論戰的鄧小平不同，陳雲一直與蘇聯領導人關係良好。1937年底，他回延安成為毛澤東隊伍中的一員後，負責組織部的工作。延安的局勢要比江西蘇區更穩定，這使他得以建立起黨員的人事檔案，由於當時的組織部也管著黨員的個人生活，包括他們的家庭關係和婚姻，所以，陳雲十分了解所有中共的重要領導人。
抗戰之後，毛澤東派陳雲等中共高幹去了東北。他們利用這個地區毗鄰蘇聯的優勢和日本人留下的工業設備，為國內戰爭奠定了基礎。隨著東北根據地的擴大，陳雲領導了這個地區的經濟發展。中共在東北取得軍事勝利後，陳雲建立起了糧食和其他物資的供應網路，為中共軍隊南下提供支持。
當新中國建都北京時，陳雲已經建立了東北的經濟秩序，此後，他開始主管全國的經濟工作。他所面對的最迫切問題，是如同脫韁野馬一樣的通貨膨脹——軍閥混戰時它從未被馴服，抗戰後則完全失控。陳雲採用嚴厲的行政處罰手段強迫商人停止漲價，但他們拒不服從，於是他轉而利用市場，他把庫存貨物大量投放市場，使價格直線下降，從而粉碎了商人的抵抗。通過行政管制和市場手段雙管齊下，中共在陳雲的領導下於1952年完成了國民黨和軍閥多年無法辦到的事情，控制住了通貨膨脹。
陳雲接下來的工作是建立社會主義經濟計劃體制——這必然要對重要物資供應進行控制——以及1955年至1956年，對大型企業的國有化和小企業與農村的集體化。他的努力使整個經濟都被納入社會主義計劃之中。從1950年代初開始到大躍進以前，陳雲統一了全國的糧食收購體系，確保了從農村徵購足夠的糧食以供應城市。這種進步，再加上從蘇聯引進的工業項目，使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直到1958年大躍進時毛澤東把謹慎的陳雲推到一邊，讓計劃部門失效，重創了經濟。就在災難延續之際，毛澤東又把陳雲叫回來領導恢復經濟。陳雲在1960年代初再次恢復了經濟秩序。毛澤東曾問：為什麼好像只有陳雲能搞好經濟？
鄧小平每天要看15種報紙和很多報告，而陳雲只反覆閱讀《人民日報》。他的秘書每天只給他5份最重要的報告，他讀得十分仔細。他當過管賬的店員，當過把一切事情納入正軌並監督這個體制正常運行的計劃官員，這些經歷都加強了他天生細心的特點。鄧小平認為，軍隊如果等到把事情搞得一清二楚、搜集到全部必要的情報之後再行動，就有可能貽誤戰機。陳雲則喜歡說「交換，比較，反覆」。作為中國的計劃經濟之父，陳雲多年致力於把一切搞得井然有序，所以他對這種曾經行之有效的體制懷有可以理解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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