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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鰲論壇政商大佬談中美貿易摩擦:我們要找到創新的方式來解決明天的問題

2018年以來,中美在貿易問題上已經較量了好幾個來回,雙方劍拔弩張但也保持了談判與溝通。這項牽動全球投資者的大事件無疑成為博鰲亞洲論壇討論的熱點,貿易戰將如何影響全球經濟走向?

(資料圖)

《財經》記者 劉一鳴/文 宋瑋/編輯

2018年4月9日晚間,在博鰲論壇的主題晚餐會上,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馬雲對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中美貿易戰」無疑成為議題之一。

「如果貿易停止了,那這個世界就會停止」,馬雲在對話中表示,「沒有人可以停止全球化的進展。如果規則不好的話需要去改善,但不能夠亂來。貿易是磋商,並不是討價還價。」

馬雲指出,在中美雙方的貿易往來中,中國獲取了收入,美國獲取了利潤。不可否認的是,世界上最大的兩個國家之間會遇到問題和分歧,但貿易戰爭絕不是解決辦法。「我們不能夠用贏得貿易戰爭的方式去解決昨天的問題,我們要找到創新的方式來解決明天的問題。」

拉加德則認為,貿易應該遵循玩家們自己制訂的規則,比如WTO這樣的多邊貿易機構。有任何問題,違反了相應的規則,都有相應的爭端解決機制來解決。

在她看來,要理解目前的貿易爭端,需要向歷史學習。在一戰之前,閉關鎖國帶來了很多問題,隨後出現的全球化貿易,則為世界帶來了利好。比如在19世紀中期,世界極端貧窮的人口佔90%,今天的數據,是10%左右。貿易是主要的改善因素之一,讓人們從貧窮中解決出來。

在9日上午的博鰲亞洲論壇上,中美貿易戰無疑是熱門話題。在分論壇《亞洲經濟預測》上,中國人民銀行前行長戴相龍、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宇燕、日本銀行前行長白川方明展開熱議。

戴相龍表示,「貿易戰」說起來非常複雜,但也可以很簡單。本質而言就是一買一賣,美國發美元,買了中國實用的商品,本來是好事,但現在卻變成不好的事情,所以不是經濟問題而是政治問題。

樊綱則認為,中美一開始是貿易摩擦,後來上升到貿易戰爭,這裡面存在很多不確定性。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風險點是,中美貿易的緊張關係可能引起亞洲經濟波動,因為如今亞洲是一個已形成上下游的產業鏈,中國出口給美國那麼多東西,其中包含了大量從亞洲各個國家進口的產品,例如韓國的顯象面板,日本、台灣各種各樣的零部件,還有東南亞各國的資源性產品,這些都在中國組裝之後,再出口到美國,例如一台iPhone一千美元,中國只加了一點點價格。所以這會影響到整個亞洲的貿易鏈,成為風險的源頭。

根據世界銀行數據,全球商品貿易佔GDP比重高達42%,2016-2017年全球貿易增速復甦,成為全球經濟復甦最為主要的引擎。中國出口佔全球出口比重13.12%,美國進口佔全球進口比重13.87%,如果中美兩個貿易大國貿易摩擦出現長期化和常態化,全球貿易可能會受到波及,從而對包括中美在內的全球經濟復甦帶來負面影響。

戴相龍還表示,所謂的「貿易戰」是支流。他認為至少20年,甚至到本世紀中葉,亞洲還是世界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過去20年年均增長6.8%,今後20年還是全球最快的地區。對於中國經濟而言,中國並不需要那麼大的貿易順差,因為中國靠進出口拉動的經濟增長是9%,而消費和投資的拉動率是59%和32%,貿易順差減少一點不一定對中國經濟造成很大影響。並且即便不從美國進口,還可以從其他國家進口。把這種問題看成政治問題是關鍵的,也可能通過談判達到協調共同發展。

據東方證券分析,根據中方海關總署數據,美方對中方貿易逆差2017年金額為2758億美元;根據美方商務部數據,這一金額為3752億美元。中國對美國相當一部分貨物貿易的順差是由中國對韓國、日本、德國等產業鏈高端經濟體的逆差轉化的,本質上是美國對這些國家的逆差,只是統計在中國的名義下。根據中國商務部發布的《關於中美經貿關係的研究報告》,2017年,中國貨物貿易順差的59%來自加工貿易。另根據中國和美國統計工作組多次就中美貿易統計差異進行比較研究的結果,美國官方統計的貿易逆差被高估了20%左右。

由於中美互相具有依賴性,比如中國持有1.4萬億美元左右的美國國債,市場人士擔心中國可能會採取一些措施,比如人民幣貶值或拋售美元債券。對於這種擔憂,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宇燕表示,外匯減持是金融問題,它涉及到的是資本項目,應該與貿易問題切割來看。如果中國大量減持,可能會使美國的利率上升,全世界都會受影響,這種方案的可能性相對較小。而對於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問題,貿易順差和人民幣的匯率有關,至於會不會變,一方面看市場預期,但目前的情況離最終方案的實施還有兩個月時間,雙方還會有談判和溝通,兩個國家無論是決策層,還是政府官員和整個學術界,都清楚的知道中美兩國如果打貿易戰沒有勝利者,一定會兩敗俱傷,應該會回到理性的立場上來討論這個問題。

作為美國的盟友,日本在向美國出口鋁製品和鋼製品時,依然被收很多關稅,並沒有被豁免。對於中美貿易戰,日本銀行前行長白川方明認為,現在面臨的問題的確非常複雜,而且它是一個政治問題。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末時,日美兩國有一些矛盾,有人說是《廣場協議》導致90年代初期日本經濟泡沫,當時美國確實給日本很大壓力。當時美方抱怨,說日本的貿易順差太高了,於是他們就逼迫日本,調整匯率進行日元貶值,從而導致貨幣寬鬆,然後就導致了日本美元的泡沫。其實貨幣寬鬆是其中一個因素,但這只是一個層面,當時日本沒有意識到,日本的增長速度在不斷下降,於是日本開始加槓桿。

之前日本經濟增長還有一個原因是人口結構的變化,所謂的人口紅利恰恰與日本的泡沫相重合,這是有原因的,畢竟那些工作的人會買房,尤其40到50歲的日本人決定買房,從而導致房價上漲。但現在回想,當時恰恰是日本紅利最高的時候,所以之後日本的泡沫就破滅了。

白川方明認為,當經濟體的潛在經濟增長率下降,就要立即應對這個問題,否則槓桿率就會上升,從而導致經濟泡沫出現。所以按日本經驗來看,不能太過關注政治問題,相反應該關注基本面。

印度工商聯合會秘書長Sanjaya Baru也同意地緣政治風險佔比更大,而不是簡單的經濟問題。現在呈現出的大部分問題,其實是源於美國的一些國內政策影響,以及中美之間地緣政治的問題,這種國內的矛盾傳染到了國際貿易上。

戴相龍在會議上表示,中國的發展是全球化的,貿易是全面的,是一個共同體,應該對雙方都有利。至少20年甚至到本世紀中葉,亞洲仍會是世界上增長最快的地區,「中國發展強勁,印度經濟增速會更快,中日韓與東盟合作會加強,所以貿易戰是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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