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政治學的高峰：讀亞里士多德《政治學》

古典政治學的高峰

——讀亞里士多德《政治學》

有時候，當你計划去閱讀一位名家的作品，首先要面對的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是他？

這個問題，在亞里士多德這裡，可能爭議算是最小的幾個人之一。好像每個人給出書單的時候，裡頭要是沒有一兩部亞里士多德的著作，這個人的書單就是個沒有什麼品質的書單。亞里士多德和他的老師柏拉圖，還有他老師的老師蘇格拉底，撐起了整個西方思想的規模和氣象。

人是一種敘事性的存在，人並不單純的是一個沒有前因後果的原子化抽象個體，而是承載著一種敘事結構的，想要從規模，格局，氣象上去撐起整個人性，那，亞里士多德，就是這奔騰的大江大河源頭處的雪山之巔。所以，毫無疑問，我們今天，依然需要他。

亞里士多德，生在馬其頓，出身顯赫，父親做過皇帝的御醫，而他更是做了西方歷史上最偉大的君主之一的亞歷山大大帝的老師，並且這位武功赫赫的君王對他的老師很尊敬，給予了亞里士多德學術研究很多的支持。亞里士多德自己，也有一位聲名卓著的老師——柏拉圖。

亞里士多德在柏拉圖開設的學園裡，一學就是二十幾年。但亞里士多德與他的老師柏拉圖有太多的不同，還留下了那句耳熟能詳的「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據說從原文直譯是「我愛柏拉圖，我更愛真理」。跟柏拉圖相比，亞里士多德因為不是雅典人，這反倒給了他更多的「國際眼光」，視野更開闊看問題也很更客觀。更重要的是，亞歷山大征服過程中給他帶回來的世界各地的文獻和物品，讓他擁有了對世界更為直觀的領會。這些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他與他的老師柏拉圖完全不同的思想風格，比他的老師，更重視實踐，更重視現象。

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思路與柏拉圖有很大差異，最大的差異就在於亞里士多德是政治學是自下而上的，是通過研究一百多個城邦的狀況的分析和抽象，而柏拉圖的政治學是自上而下的，是從理念世界到現實世界的光照。

但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又與柏拉圖的政治學有一致的地方，他們都是要建立一種「應該」如何的理想型。只不過，在操作層面上兩個人有所差異。在亞里士多德這裡，這種應該是與自然聯繫在一起的，自然有著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特點，西方的自然法高於人定法的理由也在於此。亞里士多德說的人自然是城邦的產物，更多的是將人的性質錨定在一個確切不移的基礎之上。從這樣一個確定的位置出發，得到的那個應該，才是生長出來的，符合自然的，也因此必然穩固的政治模式。

亞里士多德從個體組成城邦的角度來進入他的理想城邦「應該」的思想操作。他拈出的兩個觀念非常重要，其一是實踐智慧，也就是能夠把事情做好的意願背後的那個能夠真的把事情做好的能力。好心辦壞事的那些壞事，可能被壞心辦壞事，更壞，古今同一。這一點跟儒家的想法有些類似，儒家認為智仁勇只有三者合一，才是真的能成事的。否則很有可能是魯莽的，愚蠢的，相當有害的。從這個選擇出發，就不會有一刀切適合所有人所有地方的標準化制度模式，各個地方都需要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來尋找適合自己的模式。其二是理解性的服從，這有點類似於換位思考，也有點類似於梁漱溟先生提到的「互相以對方為重」的思路，能夠從對方的角度來重新審視自己的行為，這是社會能夠協調的根本前提。

一個好的整體如何建立又如何維持，這是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的重心。亞里士多德根據統治者人數的多少將整體分成三類，一個人統治的，少數人統治的和多數人統治的。三種又根據好壞的不同均分為二，這就是三對六種整體。亞里士多德看到了表面上人數的多寡只是現象，背後實際上是階級的不同。一個城邦最重要選擇什麼樣的政體，要通過實踐智慧去衡量，但無論選擇了哪種政體，都有可能從好的一端滑倒壞的一端，這就需要不但有一個能夠協調各方，最大限度的發揮理解性的服從作用的階層。亞里士多德認為是平民階層與貴族階層之間的中產階層。

亞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論在那個城邦走下坡路的時代，很難說發揮了多大的作用，其作用的發揮更多是後世的事兒了。古羅馬的政體建立無論是否有意，確實印證了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的實踐智慧。混合整體，進而共和整體，直到今天，都依然是個首選模式。而亞里士多德的階級理論，時至今日，都是最犀利的分析模式之一。亞里士多德賴以思想的基礎——城邦，已經不復存在，但亞里士多德的思想操作方式和對善治的追求，卻延綿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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