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己還是玩物？建安七子與曹氏父子的同床異夢

文/謝玩玩

這次三國徵文活動絕大部分文章都是軍政史，本文是少有的探討文化史的文章。要完好的把握歷史，認知圖景就不能缺塊，本文以建安七子中的徐幹為切入點，探索建安七子與曹氏父子的關係，發現其親密背後的疏離，從而揭示文化人與政治生物的根本差異。

慣常人說曹魏，都是從曹操開始，但其實曹魏建國，乃是漢獻帝延康元年（公元220年）曹操的次子曹丕代漢，定都洛陽，才算正式開始。

所謂魏晉，主要是曹魏到兩晉這段時間，我要談的建安七子，孔融、陳琳、王粲、阮瑀、劉禎、徐幹、應瑒，因孔融與陳琳同曹丕關係不算很大，便從王粲開始；而徐幹與應瑒又因為粗看過去，史料太少，本打算歸在一處，哪知讀了專家學者們關於徐幹的一些考究，我心裡突然對他生了些興緻，因此就有了單獨這一篇。

建安七子

曹操的文化人知己

1

徐幹，字偉長，北海郡劇縣（今山東省壽光市）人。史書上關於他的記載並不多，《三國志》中不到百字記錄，只說他曾做過軍事祭酒與五官將文學，又「輕官忽祿，不耽世榮」，志不在仕途，後在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的那場瘟疫中去世，年四十七。

因曹丕在《與朝哥令吳質書》中評他是「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慾，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

箕山即是上古時堯訪賢人許由的地方。帝堯覺得許由才堪為君，就想讓他治理天下，許由卻覺得這是種侮辱，不但不接受，還跑到河邊去洗耳朵。

曹丕這樣評價徐幹，是認為他有隱逸之志，再與《三國志》中所載結合，後世難免覺得徐幹心思不在仕途，出來為官，大抵又是曹操所迫，因此屢次以疾辭事，委婉地表示不合作。

我當初也這樣認為，但細讀徐幹寫的《中論》，卻發現事實恐怕並非如此。

《中論》是徐幹寫的一部政論性著作，後世散逸很多，但從留存的篇幅來看，主要是對徐幹心中的「聖賢之道」做了比較詳細的闡述。

序中，徐幹對自己的身世作了一些簡單的介紹，說先祖「以清亮臧否為家，世濟其美，不隕其德」，做事公允持正，褒貶有當，進退有度，頗具儒風，因此得到了世人的稱讚。

家風如此，徐幹不能不深受影響。他從小就很喜歡讀書，「未志乎學，蓋已誦文數十萬言矣。年十四，始讀五經，發憤忘食，下帷專思，以夜繼日。父恐其得疾，常禁止之。故能未至弱冠，學五經悉載於口，博覽傳記，言則成章，操翰成文矣」。

他讀書非常努力，廢寢忘食到父親都很擔憂，恐怕他累出病來，時常制止他；但也正是因為這樣的努力，徐幹還不到二十歲的時候，就能出口成章，下筆立成了。

喜好讀書的人，或多或少性格會有些內傾，這樣的內傾並非說個性不活潑不外向，而是其精神寄託很容易往心內走，不容易為外界局勢所動，徐幹就是這樣的人。

東漢末年政治十分黑暗，不但皇權肆虐，宦官貪暴，文人名士也紛紛結黨，或逐利，或求名，但徐幹反其道而行之，他閉門謝客，專心讀書，「以六籍娛心」。

所謂六籍，即《詩》《書》《禮》《易》《樂》《春秋》，又稱六經，是孔子晚年整理的六部書，分別是《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樂經》《春秋》，歷來被奉為儒家經典。

冷眼觀世，且常年深究儒門經典，徐幹慢慢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經世治國理論。

初平三年（公元192年），董卓之亂被平定，州郡牧守聽聞徐幹的名聲，前來拜訪他，希望他出仕為官。

徐幹推辭不就，理由是「縱橫之世，乃先聖之所厄困也，豈況吾徒哉？有譏孟軻不度其量，擬聖行道，傳食諸侯；深美顏淵荀卿之行，故絕跡山谷，幽居研幾」，認為亂世之中，連孔子這樣的先賢也無法施展自己的才華，更何況自己這樣的人呢？因此不如避居山林，專心讀書，更加合適。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遷都許昌，後拜司空，獨攬大權。在此期間，曹操曾兩次徵辟徐幹，也都被他推辭了——這也是後世認為徐幹有隱逸之志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然而建安十年（公元205年），再度被徵辟的徐幹，卻動身歸曹了。

如果徐幹真如曹丕或後世所說，心存隱逸之志，怎麼會再度接受曹操的徵辟呢？誠然，從曹操一貫的做法來看，或許有所逼迫，但細究起來，於徐幹而言，此時未必沒有自願的意思了。

徐幹看似是曹操的知己

徐幹曾在《中論》中闡述了他對明君的行為規範、人臣的選擇，乃至整個政治機構的構想：

「人君之大患也，莫大於詳小於小事，而略於大道，察其近物，而暗於遠圖」，是說君主大多短視逐利，沒有從長遠的角度為整個國家考慮。

「道有本末，事有輕重，聖人之異乎人者無他焉，蓋如此而已矣」，聖人與其他人其實沒有區別，只是懂得區分輕重緩急，因而能成就一番事業罷了。

而選舉大臣，則「凡明君之用人也，未有不悟乎己心，而徒因眾譽也。用人而因眾譽焉，斯不欲為治也，將一位名也。然則見之不自知，而以眾譽為驗也，此所謂效眾譽也，非所謂效得賢能也。苟以眾譽為賢能，則伯鯀無羽山之難，而唐虞無九載之費矣。聖人知眾譽之或是或非，故其用人也，則亦或因或獨，不以一驗為也，況乎舉非四岳也」。

聽到大家對這個人的稱讚，就認為這個人很賢能，無疑會讓人好名求名而罔顧實際才幹。實際上，名聲響亮的未必有真才實學，默默無聞的，有時反而是飽學之士。

如果求賢那麼容易，上古時期的君主就不會費那麼多的時間和功夫了。而真正的賢能，也絕非尋常人能比，如果由他們治理國家，那麼就會社稷安寧，民生受惠。

徐幹對於擇選賢臣的這條見解，無疑是對東漢末年士人交遊，求名好名現象的一種駁斥。

針對東漢末年，皇帝昏庸、外戚宦官專政、州牧軍權在握等時弊，徐幹也提了許多切實的建議，例如貴重爵祿，賞罰分明、清查戶口，各安其所、限養奴婢等等。

說切實，是因為徐幹並不像許多儒生那樣，只以孔孟之道構想出一個完美得根本無法實現的烏托邦，而是注重提出有針對性、能夠被實踐的建議措施。

但凡理想主義者，在現實面前往往磕碰不已，亂世尤甚。徐幹雖然崇尚儒學，但卻不是迂腐之人，反而十分崇尚驗證變通，以為「事莫貴乎有驗，言莫棄乎無證」，凡事都要從多方面驗證，再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調整，沒有一成不變的人事；而君主對臣子的考量，也需要這樣驗證，方能找到真正的賢能之士，讓國家安穩。

而對於賢能之士的定義，徐幹也與尋常儒生不同。他認為「盛才所以服人也」，對才幹的考量應該大於道德。有德無才之人，可能會導致社稷顛覆。譬如周朝成王，「非不仁厚於骨肉也，徒以不聰睿之故，助叛亂之人，幾喪周公之功，而墜文武之業」。

周成王是周武王姬發的兒子，姬發滅商後，將商紂王的兒子武庚分封在殷商故地，讓自己的三個弟弟，管叔、蔡叔、霍叔監管，史稱「三監」。

然而姬發早逝，因成王年幼，周公便暫行攝政之事，引起了管叔的不滿，便聯合武庚及武王其他弟弟叛變作亂。

周朝初定，民心未穩，變亂很快就波及到了徐、奄、薄姑等方國，周公率軍討伐，用了整整三年才平定叛亂。因此徐幹有「幾喪周公之功，而墜文武之業」的評說，認為成王有德無才，險些斷送江山社稷。

反觀那些看似道德有虧的人，譬如管仲，他早年生活困苦，與鮑叔牙一起做生意，兩人分錢的時候總是拿多的一份；上戰場也曾多次逃跑，後來跟隨公子糾，與公子小白，也就是後來的齊桓公相爭落敗，他也並沒有自殺殉主，反而投靠了齊桓公，這樣的人，難道不算沒有道德嗎？然而如果沒有這樣的人，齊國的霸業也終究難成啊！

就連孔子也稱讚管仲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與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髡左衽矣」！管仲輔佐齊桓公一定天下，到現在百姓們都還受到他的恩惠，如果沒有他，我恐怕就要做亡國打扮了！

這種提倡唯才是舉，不拘一格的理念，與曹操非常相似。

曹操曾在建安年間頒布過三次求賢令，無論是《求賢令》，還是《取士無廢短令》《舉賢勿拘品行令》 ，都表達了一個觀點——有才即可，道德不拘。

曹操雖有文化造詣，卻非文化人

對此後世褒貶不一，有人覺得曹操這樣罔顧道德而開取士先河，是造成後來魏晉南北朝四百年動亂的禍源；然而就我個人而言，卻認為這是亂世可行的取士之道。

東漢末年，察舉制相當腐敗，有一首著名的童謠諷刺說，「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明明被推薦為秀才，卻不認識字；因為有孝行而被舉為孝廉，實際上卻根本不贍養雙親；所謂的寒門，所謂的清白，其實如泥一樣污濁；而所謂的良將，上了戰場卻被嚇得發抖。

士人比這些人要強不少，道德操守出眾者很多，但因道德入選的名士，也不一定就具有治政之能。

面對這樣的情況，如徐幹這樣有真才實學的人，必然不願意出來為官。同流合污還是另說，關鍵是為官以後，不但無法施展才華，反而日日周旋，囿於官場是非。

徐幹對此心知肚明，他在《中論》中提到，要避免與俗士交談，因為與這些人交談時，他們即便不肯接受意見，表面上也不會反對，反而不時稱讚附和，與他們交往，豈非浪費自己的時間？

這樣的徐幹，怎麼會輕易步入仕途？只是徐幹雖然閉門不出，專心著述，但他從來不是一心歸隱，不問政事蒼生的人。

一個人寫作，必然有其想表達的種種，無論是壯懷，還是情思，亦或其他。若是真的心存歸隱之志，那麼寫下的詩文，就該如陶淵明那樣清然，所謂「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然而徐幹的論述，與隱逸從來沒有半分關係。

他時刻關注政治動向，並靜心等待屬於他的明君。與當時許多才學之士不同，徐幹心中並不焦躁。他始終認為，若有此人，自當輔佐，若是不得，閉門讀書也不失為一種選擇——

儒家「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思想，徐幹貫徹始終。

他也很反對急功近利，以為「小人行一日之善而求終身之譽，譽不至，則曰善無益矣…是以身辱名賤，而不免為人役也」，盲目追求名利，最後反而會落得身敗名裂的下場。

因此在默默觀察了十年以後，徐幹終於覺得，曹操也許會是自己認定的明君，不僅僅是因為曹操用人的理念，與徐幹非常相似，更因為曹操其實是一個雄才大略，頗有智謀的梟雄

——儘管《三國演義》中將他寫成大奸臣，但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以漢獻帝的名義定都許昌，有很多俊傑都歸附於他。而他執政以來，「摧袁氏於官渡，驅孫權於江外，逐劉備於隴右，破烏丸於白登，其餘梟夷盪定者，往往如神，不可勝計」，漸成一統天下之勢。

這樣的人，給了徐幹天下可能安定的希望，也符合自己心中對「明君」的定義，因此再度被徵辟時，徐幹不顧身體多病，動身歸曹了。

文化人與奸雄終非一路

2

徐幹最初擔任的職位是軍師祭酒一職。

祭酒一職早在先秦兩漢時就已存在，最初是以尊號使用。根據學者考證，最早得到祭酒一職的，是荀子。西漢末年，王莽改制，設九「祭酒」，以至於祭酒成了東漢官爵中一個重要的部分，涉及軍政多個方面。

曹操沿襲東漢習俗，但又因身在亂世，根據實際情形，被其徵辟為「軍師祭酒」、「司空軍祭酒」、「丞相軍祭酒」等職的人不可勝數。建安七子歸附曹操，最初得到的職位幾乎都是軍師祭酒，曹操身邊大名鼎鼎的謀士郭嘉，也是被拜為軍師祭酒。

縱然後世因郭嘉的緣故，偏向認為軍事祭酒應是參謀長一樣的職務，但我個人以為，從擔任祭酒職務的人的數量來看，軍師祭酒可能是作為曹操求才的一塊敲門磚，是幕僚中不算太低，講出去比較有面子，但又不算特別重要的職務。

曹操會觀察徵辟之人的表現，驗證其是否真有才幹，且這樣的才幹是否是自己需要的，等等，之後才會給予不同的職務，或者提拔重用，或者就竟至無聞了。

無論曹操有何用意，徐幹在鄴下都曾度過了一段快樂的時光，並結識了一生的好友，劉禎。

他們的關係很好，劉禎當時因為平視甄氏，被曹操關在北寺獄的時候，曾寫詩給徐幹表達自己的苦悶。徐幹的贈答十分深情：

與子別無幾，所經未一旬。

我思一何篤，其愁如三春。

雖路在咫尺，難涉如九關。

陶陶朱夏德，草木昌且繁。

我和你分別還不到十天，可是已經感覺過了很多年了，用咫尺天涯來形容我們，恐怕不算過分吧！夏日草木繁盛，生氣勃勃，我的心中卻充滿了對你的思念，因此倍感憂愁。

朋友相交，在乎意氣；用現代的大白話來說，就是性情迥異不足為慮，要緊的是三觀一致。劉禎雖然性格亢直，看似與徐幹的沉靜退讓南轅北轍，但其實兩人的三觀非常相似。

劉禎曾在《處士國文甫碑》中盛讚國文甫「外清內白，如玉之素」，「潛身窮岩，游心載籍，薄世名也」，君子端方，自有堅持，又安於貧困，潛心讀書，不為世間名利所動——這一切，豈非正是徐幹的寫照？

徐幹的摯友劉禎

也難怪《晉書·閻纘傳》中寫到，「昔魏文帝之在東宮，徐幹、劉禎為友，文學相接之道並如氣類」，說他二人性情投契，是為至交。

除了結識了至交好友，徐幹的才學也很為曹丕推崇。作為建安七子之一，徐幹的文采自然毋庸置疑，曹丕認為他「時有齊氣」，劉勰則以為他「時逢壯采」，但因其詩文散逸太多，只有《齊都賦》中可以略窺一二。

齊國者，元龜之精，降為厥野，實坤德之膏腴，而神州之奧府。其川瀆則洪河洋

洋，發源崑崙，九流分逝，北朝滄淵，驚波沛厲，浮沫揚奔。南望無垠，北顧無鄂，蒹葭蒼蒼，莞菰沃若。鴐鵝鶬鴰，鴻雁鷺鴇，連軒翚霍，覆水掩渚。瑰禽異鳥，群萃乎其閑。戴華蹈縹，披紫垂丹，應節往來，翕習翩翻。靈芝生乎丹石，發翠華之煌煌。

其寶玩則玄蛤抱璣，駁蚌含璫。構夏殿以宏覆，起層榭以高驤。龍楹螭角，山岊雲牆。

其後宮內庭，嬪妾之館，眾偉所施，極巧窮變。然後修龍榜，游洪池，折珊瑚，破琉璃，日既仄而西舍，乃反宮而棲遲。歡幸在則，便嬖侍隅。含清歌以詠志，流玄眸而微眄。竦長袖以合節，紛翩翻其輕迅。往如飛鴻，來如降燕。王乃乘華玉之輅，駕玄駁之駿。翠幄浮游，金光皓旰。戎車雲布，武騎星散。鉦鼓雷動，旌旗虹亂。盈乎靈圃之中。於是羽族咸興，毛群盡起，上蔽穹庭，下被皋藪。

坦白說我並不喜歡漢魏大賦，或許是因為涉獵不夠的緣故，總覺得漢賦辭藻太過堆砌，引經據典雖然不錯，也可以看出一個人才學幾何，然而詞賦太多，卻也難讓人體會情之所在。

個人偏好，總以為大道至簡，最深情的東西，有時往往隻言片語，甚或沉默；厚重華麗，稀釋了原有的深情，反而顯得微不足道了。因此徐幹這一篇賦文，我並不算十分喜歡，但其中的確頗含壯采，宏大氣派映然眼前。

而徐幹難得的地方就在於，能在這樣宏大的氣派中，輕輕巧巧地掃出一片輕盈，五光十色的華麗，看多了難免覺得太過閃耀，但徐幹賦文，時不時就有一股清氣，雖有建安文風的影響，但也是文人本身的特質所決定的。

相較起來，徐幹寫過的一首《與妻別》，我就十分喜歡。

與君結新婚，宿昔當別離。

涼風動秋草，蟋蟀鳴相隨。

冽冽寒蟬吟，蟬吟抱枯枝。

枯枝時飛揚，身體忽遷移。

不悲身遷移，但惜歲月馳。

歲月無窮極，會合安可知。

願為雙黃鵠，比翼戲清池。

古時候交通不便，一次的生離，可能就是永遠的死別；與魏晉南北朝時更是如此，戰亂紛紛，或許下一刻，就已經陰陽兩隔；因此許多賦文中都帶了這樣對於死生的感慨，與時間流逝的悵然。

然而我喜歡徐幹這一首，乃是想像奇絕，「蟬吟抱枯枝，枯枝時飛揚」，即便枯枝，有時也會因為外在原因離開原處，何況人呢？不能不因為際遇種種而離開家鄉，離開親眷。不過，我傷心的並不是這樣的遷徙，而是時光流轉，會面難得，誰又知道下一次相見，會是什麼時候呢？讀來清婉動人，十分漂亮。

但文章漂亮，從現實的角度來看，實在沒有什麼用處——古往今來都是如此。慣常聽一些朋友講說，某人頗有才氣，然而...雖然後綴不同，但大抵是在現實中碰了壁，原因多歸結於現代社會的浮躁，或者不願靜下心來閱讀深刻文字。

我卻以為，這並非時代問題，而是人類有文化以來，普遍存在的問題。文學本不需要有用於現實，而政才卻可以在現實中大展拳腳，在亂世中尤甚。

因此徐幹歸曹，雖然文采頗受讚揚，譬如曹植次女去世，作《行女哀辭》，命徐幹、劉禎並作。徐幹所寫，劉勰在《文心雕龍》中稱讚說，「建安哀辭，惟偉長（徐幹）差善，《行女》一篇，時有惻怛」，以為他的賦文讀起來，倍覺哀戚；但他在政事上並沒有得到重用。

後來的徐幹，僅僅被提拔為五官將文學，入曹丕府。「文學」，類似後世教官一職。

建安八年（公元203年），曹操曾下修學令：「喪亂已來，十有五年，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傷之。其令郡國各修文學，縣滿五百戶置校官，選其鄉之俊造而教學之，庶幾先王之道不廢，而有以益於天下」，要求各郡國將普及文教提上日程。

而曹丕、曹植身邊，也雲集了當時天下聞名的文學之士（大司馬按：此時文學指儒家經學）。不光劉禎、徐幹等人，還有後來知名的曹魏名士，都曾擔任過文學或庶子（與後世含義不同，此庶子即與文學含義一樣）的職務。

可以相見，這樣的仕途發展，與徐幹當初歸曹時的設想，存在很大出入。他漸漸開始覺得，這個地方並非自己能夠久居之地，也慢慢有了一些牢騷。

譬如《西征賦》中，徐幹寫了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隨曹操西征馬超時的見聞，

奉明辟之渥德，與游軫而西伐。過京邑以釋駕,觀帝居之舊制。伊吾儕之挺劣，獲截筆而從師；無嘉謀以雲補，徙荷祿而蒙私。非小人之所幸，雖身安而心危。庶區宇而今定，入告成乎後皇。登明管而飲至，銘功烈乎帝裳。

賦文中提到，自己跟隨曹操征戰，雖然接受了俸祿，但並沒有什麼實際的作為，因此 「雖身安而心危」，心裡其實是很不快活的。

他的那一組《室思》，更是將這種苦悶表達得淋漓盡致。

（一）

沉陰結愁憂，愁憂為誰興。

念與君生別，各在天一方。

良會未有期，中心摧且傷。

不聊憂湌食，慊慊常飢空。

端坐而無為，髣髴君容光。

（二）

峩峩高山首，悠悠萬里道。

君去日已遠，鬱結令人老。

人生一世間，忽若暮春草。

時不可再得，何為自愁惱。

每誦昔鴻恩，賤軀焉足保。

（三）

浮云何洋洋，願因通我辭。

飄颻不可寄，徙倚徒相思。

人離皆復會，君獨無返期。

自君之出矣，明鏡暗不治。

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

（四）

慘慘時節盡，蘭葉凋復零。

喟然長嘆息，君期慰我情。

展轉不能寐，長夜何綿綿。

躡履起出戶，仰觀三星連。

自恨志不遂，泣涕如湧泉。

（五）

思君見巾櫛，以益我勞勤。

安得鴻鸞羽，覯此心中人。

誠心亮不遂，掻首立悁悁。

何言一不見，復會無因緣。

故如比目魚，今隔如參辰。

（六）

人靡不有初，想君能終之。

別來歷年歲，舊恩何可期。

重新而忘故，君子所尤譏。

寄身雖在遠，豈忘君須臾。

既厚不為薄，想君時見思。

尤其是第四首，「自恨志不遂，泣涕如湧泉」，因為壯志未酬，因此心中愀然，竟至流淚——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

關於建安七子為什麼少有人能得到重用，我曾想過原因。

孔融是因為公開的不合作，陳琳大約是因為前事袁紹，寫檄文時將曹操罵的狗血淋頭，曹操雖然表面不計較，不願以陳琳一人而讓天下士人失望，但要說重用，必然不可能了；阮瑀自己不大願意參預其中，本人不合作，曹操自然不會太過看重；劉禎性情亢直，不拘小節，雖然有才，但也不能算是大才，曹操府中人才濟濟，多他一人不多，少他一人不少。真正被曹操委以重任的，唯有王粲。

因此總結來看，才學是一方面——我相信他們都是才華出眾之人，且自古文政不分家，曹操在亂世求賢，求的自然不是文學之士，而是能經世治國的政治之才。

建安七子能被徵辟，必然不僅僅是因為他們頗有文名，而是於政道上也有一番見解；但態度與立場更加重要。

曹丕與七子雖是好友，卻非同道

徐幹與曹操的政見，往大處說的確一致，但於細節落實的地方，卻有很多不同。

譬如當時因為戰亂頻頻，曹操主張薄葬；徐幹卻極力要求恢復三年之喪，並將其作為典範傳誦。治國方面，徐幹提倡行仁政，而對於當時的曹操來說，暗黑的手段不可或缺，是不可能聽他的。

徐幹所推崇的儒家理論，在亂世中顯得太過理想化，「理想豐滿，現實骨感」，可操作性不大，所以不免也只能成為文學附庸。

但與阮瑀、劉禎不同的是，徐幹對此早有心理準備。他是徹底貫徹了儒家所謂，「偎傍，窮則獨善其身」的人，所以仕途順暢，他便作為；仕途不暢，那就退而求其次，著述而已。

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曹操稱魏王，而徐幹則以隨征五六年，身體不佳為由，再次歸隱。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春，洛中大疫，徐幹染病而亡。

元代郝經曾評價過徐幹的一生，「干乃傑然著論，推本堯舜之初，非有所得，能若是乎？觀其切於畏敬，篤於力行，其辭緩，其旨遠，無非誠信為己之學，進德修業之方，則真知夫中者也。不事操丕父子，不食篡朝之祿，與幼安比高，而儒雅過之。傳曰：至死不變，強哉矯！偉長有焉」，是說他堅持其志，不慕名利，身體力行地貫徹了自己的思想。

君子篤行於道，而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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