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教授||中國的史學研究，不是「碎片化」太多，而是遠遠不夠

原標題：王笛教授||中國的史學研究，不是「碎片化」太多，而是遠遠不夠

王笛，出生於四川省成都，歷史學者，現為澳門大學歷史系主任。

1978年，王笛進入四川大學歷史系，師從隗瀛濤先生。1985年，王笛碩士畢業後留四川大學歷史系任教，1989年，王笛完成了第一部專著《跨出封閉的世界——長江上游區域社會研究，1644—1911》。

王笛後於1991年赴美，師從羅威廉教授，1998年，王笛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獲博士學位，然後直接到得克薩斯A&M大學歷史系任教。2009年，王笛被華東師範大學聘為紫江講座教授。2015年，王笛擔任澳門大學歷史系主任。

最近一段時間，中國歷史學界關於「碎片化」的討論多了起來，不少學者開始擔心越來越多的研究集中在一些沒有「歷史意義」的小問題上，注重細節，忽視整體。其實，這種憂慮在西方歷史學界出現更早。在西方，過去史學家在德國史學大師利奧波德·馮·蘭克(Leopold Von Ranke)的影響下，主張歷史的客觀性，認為歷史學家的基本職責是探索歷史的真相，因此他們熱衷於大歷史的研究。

但西方歷史學界隨後出現了「語言學轉向」(Linguistic turn)和「敘述轉向」(Narrative turn)，特別是1970年代海登·懷特(Hayden White)等對整體史提出了挑戰，主張歷史和文學的結合，強調歷史寫作的敘事性和故事性，然後又是微觀史、新文化史的興起。①史學研究日益脫離社會科學方法的影響，特別是對物質文化的研究，題目越來越小，越來越具體，但這些研究最容易被詬病為「碎片化」。②

但在中國歷史學界，我懷疑碎片化是否真的成為了一個問題；即使有了問題的苗頭，但也不是現階段值得我們擔憂的問題。為什麼這樣說呢?整體化研究是近代中國史學的傳統，史家希望他們的研究能夠為執政者提供歷史借鑒，猶如司馬遷所說的，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1949年以後的中國歷史學界，更是把這種抱負發展到了極致，史家們或熱衷於發現歷史規律，或實現指點江山的抱負，結果複雜的、豐富多彩的歷史，被簡單地總結成為了幾朵金花、幾次戰爭、幾次革命高潮等等，眾多的學者擁擠在若干重大課題的狹窄道路上。

最近二十餘年來，由於社會史研究的發展，西方新文化史和微觀史研究的影響，宏觀視野的通史性題目大大減少，專題研究日漸盛行，具體的小題目越來越受到青睞。但這種傾向引起了一些學者的擔憂，他們開始對「碎片化」進行批評。這些批評主要是針對青年學者和研究生，因為老一輩歷史學家基本上是不研究「碎片」的。過去中國傳統的精英研究取向，造成學者只關心歷史重大事件、政治經濟、風雲人物等方面的研究，對芸芸眾生和日常生活缺乏興趣，或者認為沒有研究的價值。

其實，我認為，歷史研究的價值不是由研究課題本身的重要性來決定的，而在於研究的歷史眼光和歷史解釋，一些貌似平淡無奇的對象，史家卻能從中發現認識和理解歷史的深刻內涵。史家對什麼叫研究的價值的理解是很不相同的，這經常是由他們的歷史觀和方法論所決定的。例如，研究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吃喝拉撒有沒有價值?主張眼光向下、微觀歷史的研究者，當然會給一個肯定的回答。

現在我們討論「碎片化」，是因為我們已經覺得這在中國成為了一個問題，認為對歷史研究產生了消極的影響。不可否認，任何研究都具有一定的意義，但這個意義的理解卻是很不相同的。不少批評「碎片化」的學者，認為意義一定是能說明一個大問題，加深我們對中國歷史的宏觀理解。難道我們不認為如果一個研究，促進了我們對歷史任何一個微小方面的理解，不也是一種貢獻嗎?從中國歷史研究的傳統和弊病來看，我覺得應該容忍或者說寬容「碎片化」，因為「碎片化」的研究，畢竟解決了一個小問題。

其實，我們所說的「碎片化」，是針對整體化而言的，如果我們不使用「碎片化」這個詞，用「局部化」來代替，或許我們會覺得「碎片化」並非總是消極的了。任何一種「化」，都存在消極的因素，關鍵是消極到什麼程度。如果我們說「碎片化」不是我們所追求的結果，難道整體化就是我們要達到的目標嗎?難道我們可以認為整體化就是歷史研究中的值得提倡的積極傾向?如果我們仔細研究一下現存的中國史學研究的成果，我們會發現其實我們對歷史的「整體」了解得多，而「碎片」或細節了解得少。而缺乏細節或「碎片」的整體史，經常是一種有偏差甚至謬誤的整體史。因此，我更傾向於對整體研究持挑剔的眼光，因為我們可以發現更多的研究是整體旗幟下的空洞化、重複研究，人云亦云，了無新意。

學者認為史學「碎片化」的主要問題並不在於研究的問題小，而在於「以小見小」。③一些研究者不能把其課題放到更大的宏觀問題上去討論，並不能說就不具備研究的意義。我們喜歡用「開拓性」這個詞來說明研究價值，其實一般來講，研究「碎片」比研究整體更容易創新。所以，與其要求沒有多少經驗、沒有能力去把握整體、初出茅廬的年輕學者(甚至沒有出茅廬的研究生)去思考大問題，還不如鼓勵他們去研究「碎片」。

他們的論文哪怕有一丁點兒新意，有一丁點兒獨到的發現，也比那些大而不當、雄心勃勃、但沒有任何獨創的所謂研究更有意義。「以小見大」固然不錯，「以小見小」也並非不好，即有多少資料說多少話，而不是勉為其難地回答所謂歷史的重大問題，或說似是而非不著邊際的空話。也就是說，在任何研究中，我們所討論的問題和所下的結論，一定要在課題和所使用的資料所能支撐的範圍之內。

其實，根據我的觀察，大多數被歸入所謂「碎片化」的研究，也並非都是簡單的描述，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努力探索歷史的意義，雖然那些研究可能存在種種毛病，但主要的問題並不在於研究的「碎片化」，而是學術研究和寫作的能力的制約。我們應該理解，課題本身經常決定了研究者最後所能回答的問題，若一些史家致力於一些政治性課題(如戰爭、政府、政黨、思想等)的研究，我們當然期待他們的成果能夠為我們了解中國政治變遷等大問題作出回答。而另一些研究課題，如物質文化的研究，我們的讀者卻不必有這樣的期待。當然，如果有這類的小課題能幫助我們理解中國歷史或現實的重大問題，固然是非常理想的結果，但這不是我們總是應該期望的結果。

其實任何歷史研究，都必須有局部和整體，或者說碎片與整體，兩者甚至不存在孰輕孰重的問題。沒有局部，哪有整體?沒有零件，哪有機器?當然，我充分理解一些學者批評「碎片化」的初衷，他們擔心我們的碩士、博士研究生和青年學者迷失在細節之中，特別使他們詬病的是，這些年輕學者不能把小問題提高到解釋大問題或從更宏大的理論高度來進行分析。而我認為，批評「碎片化」的學者，對史學研究要求太高，雄心太大，不滿足對「碎片」(局部)的認識，似乎任何研究課題，都要提供對國計民生等大問題的深刻認識，才算具有了研究的意義。

所謂「碎片」和「整體」，就是零件與組裝的關係。整體是由碎片集成的，可以沒有整體，但卻不能沒有碎片。一個技術不怎麼好的技工，如果無法把零件組裝成機器，零件畢竟還在，以後還會有高手利用這些零件組裝機器。但如果沒有零件，就完全不可能有機器。同理，歷史研究沒有碎片是不行的，這猶如機器沒有零件。這些看起來各自分離的「碎片」組合起來，讓歷史研究逐步趨向整體認識。所以，任何提供這些歷史碎片的研究者，都在不同程度上為整體的歷史作出了貢獻。以考古學研究的碎片為例，如果在地下發現了一個古代瓷瓶的碎片，一個學者對這個碎片進行考察，這就是實實在在的碎片研究。如果我們研究歷史上存在的一件小事，一個微小的對象，不也是猶如考古學中對碎片的研究一樣嗎?

我認為，到目前為止，中國學者研究的「碎片」不是多了，而是還遠遠不夠。以城市史的研究為例，我們在日本的大學圖書館裡，可以看到一排排書架上，疊放著一層層關於東京城市史的作品，大到宏觀城市發展，小到社區街道、上水下水、吃喝拉撒等等，我們就會深切感觸到我們對歷史的研究不是細了，而是太粗獷了。正如研究整體史的法國年鑒學派代表人物布羅代爾所指出的：我們對宮廷和宮廷生活的了解是事無巨細，但卻不知道鮮魚怎樣裝在水箱里被運到市場，在那裡我們還可以看到各種野味的販賣，我們從中可以有許多新的發現。④這種對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已有知識的不平衡，不僅存在於布羅代爾所批評的對歐美歷史的研究，而且中國歷史研究所面臨的問題，甚至可以說是較之現有之歐美歷史，這方面的缺陷則更為明顯。因此，「碎片化」在目前中國歷史研究的語境中，我認為並不是一個明顯的問題，甚至本身可能就不是一個問題。因為中國研究小問題、研究「碎片」的歷史，不過僅僅才開始，等十幾二十年以後碎片的研究發展到相當高的程度了，再來糾正也不遲。

說到史學研究的「碎片化」，史景遷的研究就相當「碎片化」，如他的《王氏之死》、《胡若望的困惑》、《書的叛逆》等，把各種零散的資料、各種碎片組合在一起，沒有理論分析，沒有學術回顧，沒有主要論點，不過建構了一個歷史敘事。⑤另外，對許多歷史學家來說，人類學的研究就相當碎片化，他們研究人類社會行為的一切方面，非常繁瑣，但人類學並沒有碎片化的擔憂。人類學在中國是新學科，它沒有中國歷史學那種「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雄心壯志，他們熱衷於小問題，並不認為宏大問題就優於微觀研究。

碎片研究的重要性還在於，方法論、史學觀等的不同，我們的歷史認識和眼光都有相當的局限，在一定的歷史時期，我們還不能認識到這些碎片的意義，但是，當更多的碎片得到研究，隨著方法和史學觀點變化，我們可能發現過去看起來似乎沒有意義的碎片，其中卻蘊含非常有意義的玄機。猶如我們拼圖一樣，在碎片缺失時，不可能拼成完整的圖形，當我們把越來越多的碎片組合在一起，完整的圖形就逐漸展現出來。歷史的碎片也是如此，我們了解的碎片越多，便越接近對歷史的整體認識。

總而言之，在這篇筆談中，我想指出四點：一是「碎片化」並不是消極的；二是整體化和「碎片化」共存；三是碎片和整體的研究是同等重要的；四是如果一定要在兩者中間作出選擇的話，寧願選擇「碎片」。不過這裡我應該強調的是，我並不認為我們有理由忽視整體研究，而且對那些研究大問題、加深我們對中國和歷史重大問題認識的學者抱著極大的敬意。其實我理解，大多數擔心「碎片化」的學者，並非反對研究小問題，而是強調研究不能停留在小問題上，而應該把這些小問題同我們想探索的大問題聯繫起來，從而把小問題的研究升華到一定的高度。但是，我們也應該認識到，這種希望是一種理想狀態，如果我們對小問題或碎片的研究過於苛求，就會使研究者望而卻步，甚至造成過去那種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大家都擠在不多的重大題目的狹窄道路上。畢竟，研究「碎片」撞車的機會少。而且，對碎片的理解越豐富，對整體的研究就越有利。

最後，我想強調的是，建構完全客觀的整體歷史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這個探索是永無止境的，過去的歷史就永遠過去了，史家力圖利用各種途徑去重新建構逝去的歷史。但無論他多麼努力，多麼公正，方法多麼正確，資料多麼豐富，他建構的歷史，也是帶有主觀性的。蘭克所憧憬的所謂客觀的歷史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因為任何歷史寫作都不可能脫離主觀或自我意識，過去所發生的事件是不可能真實和完整再現的。根據歷史資料建構的歷史，都是主觀性的歷史，也即是說，我們所寫的歷史都是通過我們所理解的歷史，無非是我們眼中或頭腦中所反映的歷史，因為歷史觀、方法論、階級立場、政治觀點、個人背景、種族、文化、語言、思維習慣等等，無數的因素都制約了我們寫出完全客觀的歷史。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所寫的歷史，無論我們有多麼深邃的眼光，多麼遠大的抱負，多麼宏偉的敘事，也不過是提供了一個歷史的碎片，至多有的碎片要稍微大一些而已。

注釋：

①Hayden White，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Hayden White，The Fiction of Narrative：Essays on History，Literature，and Theory，1957—2007.Robert Doran(ed).(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10).關於新文化史與微觀史，參見王笛《新文化史、微觀史和大眾文化史：西方有關成果及其對中國史研究的影響》，《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1期，第126—140頁。

②例如關於廁所和大糞的專著就洋洋大觀，以下是若干例子：Julie L.Horan，The Porcelain God：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oilet(Carol Pub.Group，1996)；Wallace Reyburn，Flushed with Pride：The Story of Thomas Crapper(Fourth Estate，1998)；Penny Colman， Toilets，Bathtubs，Sinks，and Sewers：A History of the Bathroom(Atheneum Books for Young People，1994)；Nelson Yomtov and Barbara Penner，The Grimy，Gross Unusual History of the Toilet(Capstone Press，2011)；Dominique Laporte，History of Shit，trans.Rodolphe el-Khoury and Nadia Benabid(The MIT Press，2002)；Daye Praeger，Poop Culture：How America Is Shaped by Its Grossest National Product(Feral House，2007)。

③胡永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碎片化問題綜述》，未刊稿。

④Fernand Braudel，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1400—1800，Vol.I，trans. Miriam Kochan(New York：Harper & Row，Publishers，1975)，p.430.

⑤Jonathan Spence，Death of Woman Wang(New York：Viking Press，1978)；The Question of Hu(Vintage Books，1989)；Treason by the Book(New York：Viking Press，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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