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女人最高級的高貴

最新 04-11

全民熱議「紅藍之爭」的時候，

朋友問我的觀點，

我說「都不是什麼好鳥」。

朋友追問為什麼，

我說你看她們兩位滿是心機的眼神就知道了，

大家紛紛點頭。

一位朋友發了一張照片，說——

這才是我的女神

群里的朋友們幾乎是同時秒回：

「美」

「你看這眼神，真乾淨」

「這麼大年紀了，目光還這麼明亮」

「貴族氣質」……

都說眼睛是心靈的窗戶，

這是怎樣一位女子能有如此的眼神？

睿媽之前曾聽聞過她的傳奇人生故事，

直到最近讀了她的著作，

完全折服於她那一份知性優雅、從容淡定的尊貴，

這是一個女人最高級的高貴。

兩周前我出差香港趕早班機，順便去機場書店溜達。驚鴻一瞥，居然看到了那個深深難忘的目光。

買下這本書後兩天，我都沉浸在這本自傳中不能自撥。

這令人難忘的眼神屬於作者鄭念(1915.01.28 -2009.11.02)，她原名姚念媛，1915年生於北京，父親是日本留學生，曾任北洋政府高官。鄭念早年畢業於燕京大學，30年代留學英國並就讀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

她後來嫁給同在英國留學的中國學生鄭康琪。鄭念夫婦完成學業歸國時，抗日戰爭已經爆發，夫婦兩人投奔重慶，鄭康琪加入了外交部，駐澳長達7年。

1949年之後，兩人沒有入台，而是留在上海。

1957年，鄭念在丈夫去世之後繼其夫在上海任職殼牌石油公司，擔任英國總經理的助理，直到文*革爆發。「鄭念」這個筆名就是為紀念亡夫而起。

鄭念及家人合照

十年動蕩期間，由於鄭念是英國留學生，長期供職外商公司，被控為英國的間諜，被關在監獄7年。其間她在上海電影廠擔任演員的獨生女——梅平遭紅衛兵迫害致死。

1980年，鄭念離開上海前往香港，後定居美國。

《上海生與死》以鄭念個人經歷創作，這也是十年動蕩後第一本以英文創作的「文革」題材小說。

鄭念在記錄史實的時候，既詳細地記錄了這些政治事件，也仔細地記錄了這些事件怎樣影響到她個人，并力圖分析這種個人和政治事件之間的關係。這使這本書有種個人編年史的性質。

當年小說出版後後來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庫切都忍不住在《紐約時報》上寫書評評價說，「在人的水平上，她的回憶錄最偉大的可貴之處，在於她對自己抵抗心理和身體的壓力的記錄。」

好像是福樓拜說過：一位真正的貴族不在他生來就是個貴族，而在他直到去世仍保持著貴族的風采和尊嚴。

鄭念，就是這樣的一位名媛。

年輕時的鄭念

即使是在風雨欲來的一九六六年，鄭念依然努力追求生活的美好，她這樣描述自己的房子：

窗上有帆布篷遮，涼台上垂掛著綠色的竹簾。就是窗幔，也是重重疊疊，有條不紊地垂著。沿牆一排書架，滿是中外經典名著。幽暗的燈光，將大半間居室，都籠罩在一片陰影之下，但白沙發上一對緞面的大紅繡花靠墊，卻還是鮮亮奪目，扎眼得很。

有友人形容鄭念的房子是「這個色彩貧乏的城市中一方充滿幽雅高尚情趣的綠洲。」她愛看書喝茶，時常坐在柳條藤椅里，仰頭凝視著布滿星斗的蒼穹。而女兒鄭梅平則常會和朋友到家裡來聽唱片。

鄭念（右）和女兒鄭梅平（左）

她說：「我的居所，雖稱不上華廈美屋，但就以西方的標準來說也可屬於趣味高雅的了。哎，我為了這個家，我真是煞費心思了，我力求讓它成為我們母女倆一個溫馨舒適的安樂窩。」

然而轉瞬之間，她就被投入地牢，囚禁了六年半之久。

在這受盡折磨的牢獄之中，鄭念受到無數次審訊和拷打，逼迫她認罪——承認自己是「間諜」，然而鄭念卻始終不曾妥協，在那個混亂的年代，無數人被批承認「罪行」，被迫「揭發」身邊的人，她卻始終堅持著做自己。

監獄裡的環境是鄭念從未想像過的惡劣——天花板上爬滿了蜘蛛網，牆壁布滿黑色裂縫，滿目瘡痍的水泥板上到處是塵埃污垢，到處是嗆人的霉味......

然而惡劣的環境並沒有讓已經五十多歲的鄭念變得敷衍和隨便，她依然努力認真的生活：

她用「以講衛生為光榮，不講衛生為可恥」的語錄借來破舊掃走，拂掉蜘蛛網，將囚室打掃得乾乾淨淨；將布滿塵埃的窗玻璃仔細地擦了擦——這樣陽光就能透過玻璃照射入室了。

她用飯粒當漿糊，把手紙貼在沿床的牆面之上，使被褥不被牆上的塵土弄髒；還用借來針線將兩條毛巾縫成馬桶墊。

......

甚至在糟糕的處境里依然能夠發現那些細微的美好：

放風的時候，她為一朵野花而欣喜：這棵小草沐浴在明媚的陽光下，傲然佇立在污泥和沙礫之間，似乎要給這死氣沉沉的監獄，標上一個生命的象徵。

在監獄中，她被蜘蛛吐絲織網而震撼：這個小生物的工程，幾乎把我迷住了。那張網編結得非常美麗，真可謂美輪美奐。

她背誦唐詩，沉浸在古詩詞中暫時擺脫囚室的殘酷現實。

即使生活在獄室里，依然可以仰望星空。

全書將近七百頁的詳實記錄，我沉浸在鄭念的客觀、冷靜、積極向上的敘述中。

中國人已得到一個經驗，就是自己不假思索，僅照上級的指示辦事，那麼上級就會更相信他們、賞識他們。

「凡事總要往前看，不要往後看。財產並不重要。想想我那些古董，在屬於我以前，不知被多少人擁有過，經歷過多少戰爭和天災人禍。我之所以能得到它，是因為有人失卻了它。當它們為我所擁有時，我可以玩賞它們，現在，我失卻了它們，就讓別人去玩賞它們吧。人生本就是個過渡，財產並不是最重要的。」

這些紅衛兵造反派在我眼前晃動著的身影，比喪失財產更讓我難熬。他們好像是來自另一個世界的尚未開化的野蠻生物，我與他們沒有什麼可說的。

長久以來，中國人為了失卻民族自尊而痛苦。那些從沒有離開過故土、或與其他國家沒有任何關係的人，嘗嘗把其他地區國家的人成為「鬼子」，認為他們是不開化的，有著迥然不同生活習慣的一種動物，稱他們為「洋人」或「洋鬼子」。中國長期所形成的閉關自守，極大地加深了中國人夜郎自大之感。當鄧小平向世界各國實行開放政策之後，立即博得一片頌揚之聲。顯然，洋人帶來了大量資金到中國投資；還互相進行意識上的交流。中國人民在這種外來衝擊下蘇醒了。為此，他們覺得痛苦、羞愧、自責。他們為了爭取真正的「文明」，開始對西方文化採取一種比較開明的態度。

在那些沒有和極左分子較量過的人看來，我與他們這種持久不息的抗爭，或許會認為是無用又無謂的。但事實上這些人骨子裡都是欺軟怕硬的。假如我任他們隨心凌辱我，他們就會得寸進尺，我在看守所的度日，將會更不可設想。而且，我在審問室里所說的話，一字一語都錄了音。我永遠是個樂觀主義者。我盼著有一天，會有一個公正的人來調查我的問題。那所有我說過的，可能都會協助他給我作出一個正確的結論。

——以上摘自程乃珊譯本《上海生死劫》

「有人在高壓之下無法在忍受下去，就被引誘寫下了一些不真實的事情，喲過來滿足審問者、解脫自己。一旦你開始交代，他們就要你承認更多的罪行，不管是不是虛假的，通過行使壓力得到他們所有的。最後，這人就陷入了顛倒黑白的紛亂之中而不能自拔。我看到過這種情況。」

主管我居住地的警察，第一次不打招呼就闖進我的家門。警察在門前不理會老趙，就直接進入起居室，並在地毯上吐唾沫。我第一次看到了權勢造成的無禮態度，以後，我認識到，黨的下級官員往往用這種傲慢無禮的態度來掩飾自己的自卑感。

我想，憑藉野蠻行為達到目的的人必然相信野蠻的力量。

難道人的本性中確實具有破壞欲？文明的表層是非常淺薄的。在我們的人性下面潛伏著獸性。

「適應它，生活下去。只要你長壽，就能看到我們國家的變化。」

——以上摘自方耀光等譯本《生死在上海》

我看到她唯一軟弱和無力，甚至懊悔的，是對於女兒梅平的死。還有，對這個國家的深深的、絕望的愛。

文章的最後，她說：

1980年9月20日，我告別了上海……大雨迷茫中，隱隱望得見遠遠聳立的外灘1號亞細亞大樓乃至樓內我辦公室的窗口……在1949年4月我把梅平自香港帶回來......我對一個人活下來感到罪惡。我希望是梅平站在這艘船的甲板上，去開創自己的新生活。畢竟，自然的法則應是老的先死，年輕的留下來，而不是相反。同時我感到難過的是我要與生我育我的祖國永別了，這個最後終於破碎，而且是粉碎的地方。上帝知道，我是多麼愛我的祖國……

讀完最後一段，忍不住的淚水奔流而出。

幸運的是，經歷了如此多劫難的她六十五歲孤身一人在美國生活的依然精彩。著書、演講、設立獎學金，和朋友們在一起，於94歲高齡辭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