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十六個皇帝中 誰最應該對太監干政負責？

明朝的仁宗、宣宗兩位皇帝雖然在位時間不長，加起來一共也就十幾年，但對明朝的整個發展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

朱元璋、朱棣兩父子精明能幹，做事雷厲風行，但迫於他們所處時代乃是明朝草創之初，內有流寇作亂，外有北元虎視耽耽，他們將精力都放在安定朝局和建立制度方面。尤其是永樂時期，朱棣委派太監鄭和組織船隊下西洋開展朝貢貿易以及多次征伐北元，給明朝的百姓帶來了巨大的壓力，有窮兵黷武之嫌。

仁宗繼位以後，對永樂的政策進行了改變，開始放棄北征，採取與民休息的政策。仁宗繼位不到一年後駕崩，他的政策由宣宗繼承了下來，在內閣三楊的輔佐之下，明朝迎來了一個快速發展的時期，也被稱為仁宣之治。清朝史官們在修撰明史時，對仁宣之治高度評價，認為是可以和歷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相提並論。

仁宣之治的功勞通常被安在了當時內閣三位輔臣楊士奇、楊榮、楊溥身上，認為是他們三人的智慧造就了盛世，但同時不可忽略的是仁宗、宣宗兩位皇帝的功勞。明仁宗雖然在位不到一年，但事實上他在當太子後就與朱棣形成了一個默契，那就是太子監國處理內政，朱棣則在外征戰。而明宣宗更是在位十幾年，雖然比不上朱元璋勤政，但也是明朝少有的虛心納諫、知人善用的英明之君。

人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在仁宣之治的盛世中，明宣宗不知道自己的一個行為為明朝後來的衰落以及滅亡埋下了伏筆，那就是讓太監擁有了批紅之權。

都說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這句話對於太監也是適用的。明朝創立之初，朱元璋在總結前朝興亡經驗時就曾意識到太監干政的危害，於是在宮門口樹上一塊鐵塊：內侍預政治者斬。到了永樂期，朱棣由於得位不正，對身邊的大臣都不放心，於是開始重用宦官，如派太監掌管東廠，派內官到各地監軍等等。此時太監們起到的更多是皇帝特使作用，任事而已，對整個朝局起不了決定性作用。

到宣宗時期，宦官對整個朝政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各省與鎮設立鎮守，即由太監出鎮，擔任監軍臨察的責任。《明通鑒》寫宣宗駕崩，英宗新立時，「罷十三布政使鎮守中宮，唯南京守備、諸邊鎮守，及徐州、臨清收糧，淮、浙巡鹽者如故」，也就是說基本明朝所有地區、無論軍民在宣朝朝都在內官的監視之下，只是當時那些太監並沒有作大惡，史書相關記載不多。

另一個則是更深遠的影響，那就是上面所說的給太監批紅的權力。人都是有惰性的，皇帝也不例如。朱元璋廢宰相，將所有權力收歸皇帝一人所有，到晚年時由於力有不逮，於是設殿閣大學士來分攤。

明成祖朱棣當皇帝後，正式建立內閣制度，選拔內閣大學士以供諮詢，參預政務。內閣大學士閱讀奏章，將處理意見寫在條子上，給皇帝參考，這叫票擬。但最後的決策權還是掌握在皇帝手裡，需要皇帝親自用硃筆批示。

到了明宣宗時，皇帝的惰性又進一步發作了，連硃批也不想親自寫了，就找了身邊的太監來幫忙批紅。「教太監得為秉筆，事在宣德元年七月。每日奏御文書，自御筆親批數本外，皆秉筆內官遵照閣中票擬字樣用硃筆批行，遂與外庭交結往來矣」。

明宣宗還算是個勤奮的皇帝，每天還會親自批閱一些奏摺。但到了那些怠政的皇帝，例如武宗、熹宗時，則是完全由太監放開手腳干，宦官為禍便不遠矣。

例如在英宗時，「王振竊柄時，票擬尚在內閣。然塗疏言，英宗時，批答多參以中官，內閣或不與，則已有不盡出內閣者」，王振由於深受英宗的寵愛，又兼有批紅之權，完全把擁有票擬權的內閣邊緣化了。當內閣票擬的建議不符合王振的心意，他完全可以用英宗的名義批駁，責令重新票擬，直到符合他的心意，成了事實上的皇帝。

到劉瑾為禍時，更是變本加厲，直接把奏章帶回家由自己的親信批閱，而不經由內閣，「其後凡有章奏，瑾皆持歸私第，與妹婿孫聰、華亭大猾張文冕相參決，詞率鄙冗，焦芳為潤色之，李東陽俯首而已」，內閣首輔李東陽也無可奈何，其囂張可見一斑。

為了內官能夠承擔起秉筆批紅的責任，明宣宗還在宮內設立內書堂，選取十歲左右的小內侍進入內書堂讀書。一般小內侍需要在內書堂學習三年方能畢業。內書堂教習由翰林詞臣擔任，這些翰林們都是一甲進士或庶吉士，堪稱一代宗師，諸如陸深、錢溥、倪謙等名士也都擔任過內書堂教習一職，這些內官們因此都有機會受到良好的教育，寫《酌中志》的劉若愚就是從內書堂畢業的優等生。

內書堂的設立也讓內官更有機會接觸到外官，擔任過教習的翰林和他的弟子們（小宦官）往往交誼深厚，相互勾結，讓宦官對朝局的影響力進一步加深。

因此明朝內官干政真正對朝廷產生巨大的破壞力，其根源在於明宣宗讓太監掌握了批紅之權，加上內書堂的設立，培養了更多「知識化」宦官，為他們參政提供了文化基礎。明宣宗自己可能也沒意識到，自己當時的一時偷懶會造成如此嚴重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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