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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印尼華人家庭移民澳洲的故事—「你要走出舒適圈」

想像一下,從一個你所熟知的國家來到一個截然不同的地方重新開始你的人生,同時還帶著一個7歲的女兒和一個11歲的兒子。

卡蘇馬一家就經歷了這一切。

1998年印尼雅加達發生了五月暴亂,譚迪恩·卡蘇馬(Tendean Kesuma)做出決定,把一家人從印尼帶到澳大利亞,重新開始。那是2005年,他們邁出第一步,短暫移居新加坡。2007年,他們來到墨爾本。

那是艱難的一步。他們從富足的中產階級生活變成需要在墨爾本郊區租房子,孩子們在澳大利亞上學學費負擔沉重,因為他們需要等待四年才能拿到永久居民身份。

十年過去了,卡蘇馬的兩個孩子都上了大學,卡蘇馬一家也希望今年能在墨爾本購買一套房子。


房地產報告分析師譚迪恩曾在墨爾本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RMIT)就讀,畢業後回到印尼並在跨國公司工作。他希望移居澳大利亞能使孩子們獲得更好的教育。

實話說,在所有這些地獄般的經歷之後,我不認為我是印尼人了。當我們搬到新加坡時,我們認為我們是新加坡人,因為我們被很好地接納。現在我很自豪我是澳大利亞人。

在印度尼西亞經歷這一切之後,我決定搬到這裡讓家人過上更美好的生活。

1998年,印尼發生了一場大暴動。我需要做出離開的決定,很幸運,我做了這個決定。如果沒有做出這個決定,我可能已經被殺死了。

當時我在雅加達的辦公室里,發生了暴亂。我的弟弟打電話給我妻子說:「讓他別離開家」,但是已經太遲了,我已經置身其中。到了10點,他們把我們辦公室對面的購物中心炸毀了。

我的老闆說:「你別回家,如果你回家,我敢肯定你會死在附近,因為那些人正在封堵這條路。」他說最好的辦法是離開這裡去酒店呆著。

第二天凌晨三點,我接到了在軍隊里的一位朋友的電話,他說現在安全了,可以回家了。

「我看到到處都是屍體、正在燃燒的汽車、正在燃燒的公共汽車。」

人們十分憎恨,十分憎恨華人,十分憎恨非穆斯林、天主教徒,燒掉了所有的教堂和一切。

移居澳大利亞對我的妻子來說尤其困難,因為她從未去過任何一個別的國家。新加坡對她來說沒什麼問題,因為她會說普通話,文化也差不多是一樣的。

卡蘇馬一家在2014年成為澳大利亞公民 (Supplies)

我們剛到這裡來的時候真是手忙腳亂,我們找不到住的地方。我在我兄弟那裡住了一個月。真的很艱難,但是我們最終在霍桑區(Hawthorn,墨爾本內城區)找到了住處。

經濟上也很艱難。我要給孩子們上學繳納全費,因為他們是全自費學生。我們(每年)要給公立學校交納約一萬澳元。

我為了到這裡而攢下來的絕大部分積蓄--我曾經想著有一天我會買一個房子—全都用來交學費了。基本上我為了支付他們的教育損失了一個房子。

「是的,有種族主義者,即使在新加坡也有種族主義者。」

但是澳大利亞好的是這裡有法律,這條法律能保護你。但是在印度尼西亞,有法律,但是它卻不能保護你。

如果你要考慮移居別處,我的建議是如果你的孩子還小,趕緊搬,這樣孩子們更容易適應。

其次,你要走出你的舒適圈,你要了解這裡的生活方式,不要只想著抱團。那是最好的建議。

女兒薩比娜·德尼塔·卡蘇馬(Sabina Deanita Kesuma),18歲

女兒薩比娜·卡蘇馬認為如果沒有移民澳大利亞她也許沒有機會學習神經科學 (ABC News: S

卡蘇馬一家移居澳大利亞時,薩比娜7歲。現在她在墨爾本斯威本大學(Swinburne University)攻讀神經科學和心理學,並在一家快餐店做兼職。她以全維州10%最高分的成績完成高中學業。

年幼時的薩比娜在新加坡慶祝國慶日 (Supplied)

我來之前從來不知道寒冷天氣是怎麼樣的。在印度尼西亞和新加坡,氣候都很類似,潮濕、炎熱和溫暖。

當年我們剛到墨爾本機場的時候,我穿上我的大衣,等不及走到外面,感受寒冷的空氣。

在這裡長大最大的挑戰之一是不斷地要認識陌生人,因為你總會碰到不同的人,而他們已經擁有從小就在一起的最好的朋友。

我在上中學之前從沒有在同一所學校從一開始一直讀到畢業。我對擁有這些朋友感到超級感激,因為這些是我所有擁有的最長久的關係。

我被嘲笑和欺凌過,但是並不多,有的時候是因為我的身高,我個子比較矮。

「人們會問我有沒有練空手道,因為我顯然看起來是亞洲人。我不練[空手道],但是我確實喜歡看成龍的電影。」

離開自己的文化會有代價。我的表親們相互之間的關係就更緊密,我在我自己家裡感覺像是外國人,雖然我也講印尼語,但是卻帶有口音,也說不太流利。

儘管我能講英語,有的時候我跟這裡的朋友也不太能溝通,有點孤立的感覺。他們不了解在印尼有家人是什麼樣的。

我自認是印尼、新加坡、澳大利亞人,是印尼人、新加坡人和澳大利亞人的結合。

每次我返回印尼,我總是覺得我回到了我的過去。新加坡是我的童年,我在那裡上學,交朋友,我在那裡有很好的朋友。

澳大利亞是我的未來,因為來這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為了我的教育。如果我們繼續待在印尼和新加坡,我也許不能學習神經科學,我也許不能擁有現在這麼多的選擇。


母親瑪格麗塔·卡蘇馬剛開始覺得在墨爾本很難交到朋友 (ABC News: Sue Lannin)

瑪格麗塔是墨爾本一家養老院的廚師,她熱愛她的工作。在印尼的時候,她是一名會計和鋼琴老師。帶著兩名年幼的孩子來到澳大利亞對她來說很不容易。

來澳大利亞的艱難之處在於我要重新適應一切事情。我要重新適應這裡的食物、天氣、朋友、環境,尤其是語言。

在印尼,我們有一大家子人。我們有保姆包攬所有的家務。我當時感到很孤單因為我的家人都在印尼,我則是「我的天啊」,我在這裡,要照看孩子們,特別是孩子們還很小。

但是過了之後我很感恩,因為現在我能做家務了,我知道怎麼安排所有的事情,因為現在我什麼都做。

剛開始我感到有點孤獨。我結交了一些來自印尼的新朋友,但是我需要更多朋友。

我儘力結交朋友,現在我到處都有很多朋友,工作的地方,鄰居,哪裡都有。

「我現在覺得開心一些了,但是有的時候我真的很想念家裡的家人,特別是我的父母。」

我的父親病了,前列腺癌。

我能到這裡來很幸運。我的父母很為我和我們感到驕傲,因為他們知道我們現在安全了。

我的丈夫和我現在關係很好,因為我們一起努力,特別是在家務活方面。我們一起做飯,我們互相扶持。與在印尼的時候相比,我們現在關係非常非常緊密。我們必須每天一起解決各種問題。

薩巴斯蒂安·卡蘇馬剛來澳大利亞時感受到文化衝擊 (ABC News: Sue Lannin)

薩巴斯蒂安在斯威本大學工程系讀三年級,現在在墨爾本水務公司(Melbourne Water)實習。他來澳大利亞的時候11歲,那時他的英語已經很流利了,但是澳大利亞的俚語剛開始對他來說也很難。參加體育運動是薩巴斯蒂安結交朋友的方法。他支持澳大利亞澳式足球聯盟(AFL)的霍桑老鷹隊(Hawthorn)。

薩巴斯蒂安支持澳式足球的霍桑老鷹隊 (Suppled)

到澳大利亞來是與眾不同的經歷。不同的文化,有點[文化]衝擊。

當時從[墨爾本]機場走出來我覺得「噢哇,那麼乾淨,那麼安靜」。

我剛來人們就很接納我。在小學午間休息的時候,他們邀請我一起踢足球。那時候我有點緊張,但後來就好了。

「體育運動幫助我融入。與我的小學朋友們討論體育很好,澳式足球和板球。」

我對於移居這裡的人的建議是加入各種俱樂部。很難跟你的鄰居們聊上天,因為大家都忙於工作。如果找不到工作就試試做志願者。

我的小學老師監督我的英語閱讀學習,我也通過溝通技巧的學習以及英語水平的提高交到了朋友。我還收看英語的電視節目提高英語。

在中學的時候,我的一個同班同學跟我說讓我從哪裡來回哪裡去。那是欺凌。

我報告了老師,第二天我和那個欺凌我的同學一起討論為什麼這麼做是錯的。

我了解到實施欺凌者自己的生活通常都有問題。

作為人,無論如何我們都應該互相關照。

我自認是華裔和印尼裔澳大利亞人,也許就像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一樣]。我把人們視作同一身份,同一人類。我們都是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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