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景超《第四種國家的出路》：世界上的國家分四種類型，中國屬於第四種
中華現代學術名著200種第32種
識別二維碼一鍵購買?
2000年夏天，費孝通先生在一次出版座談會上說，我們寫文章其實不是自己寫的，而是時代借我們的手來記錄它所經歷的變遷，所謂「應是鴻蒙借君手」；要理解20世紀前半期中國社會所發生的變遷，一定要讀他上一輩社會學家的著述，在這個意義上說，陳達、潘光旦、吳景超等人的遺作都需要整理出版。
說到吳景超時，費先生口氣停頓了一下，說：「還有吳景超，他是有點東西的。」這句話很口語化，事後整理的發言記錄並沒有寫進去。費先生停頓下來加重語氣地提到吳景超，絕對不是偶然的，這裡面有他對這位老師的敬重。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吳景超的全部著述至今還沒有經過系統的整理出版。
吳景超生於1901年，1916至1923年在清華留美預備學校7年，受到良好的英文訓練，系統學習了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基本知識。1923至1928年，吳景超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和芝加哥大學學習社會學，先後獲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在此期間，正是以派克（Robert E.Park）為首的社會學者致力於都市社會學研究取得重要成就，形成社會學芝加哥學派的時期，吳景超浸潤其中，一生的學術路向深受影響。
1928年9月，吳景超學成回國。這時中國社會學的學科體制化建設進入最為蓬勃發展的時期，他和其他20年代中後期陸續回國的同道們一起，在這個學術陣地上開闢草萊，參與並推動了社會學學科化的歷史進程。
20世紀30年代是中國社會學獲得較快發展的時期。這時「社會學中國化」已經成為站在學術前沿的若干學者的共同追求。但是各個學者之間的學術路徑仍然具有很大的差異，比如陳達搜集豐富的材料專門研究人口和勞工問題，李景漢致力於深入實際做社會調查，吳文藻希望借鑒人類學的方法開展社區研究，潘光旦側重於優生學和社會思想史研究。
吳景超的研究是宏觀的，他特別熟悉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注重搜集世界各國的統計材料，用全世界各國的材料來做比較，去尋找中國社會的出路，去理解中國社會。各位學者在學術上的差異並沒有對他們之間的欣賞與合作造成多大的障礙，學術上的互相幫助、互相尊重造就了那個時期中國社會學的輝煌。
在中國社會的各種問題中，吳景超關注的面比較寬，但將焦點放在經濟問題上。大約在30年代中期積极參与《獨立評論》社的撰稿乃至編輯工作以後，他的研究成果的現實感越來越強，最後聚焦在都市化和工業化上。那時，吳景超針對當時風起雲湧的各種農村運動，鮮明地提出自己的主張：「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村」。
在他看來，這些從事於農村運動的志士仁人在各地的努力，不能說對於農民的生計改善毫無影響，但是，「假如現在還有人迷信農村運動，可以解決中國農民的生計問題，將來一定會失望，會悲觀」。理由很簡單：運動所涉及的農民相對於農民全體，不過九牛一毛；最重要的是農民生計問題的性質太過複雜，涉及方面太多，不是幾個私人團體所能解決的。他認為，中國問題最迫切的是完成統一，在此之後的主要問題是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所謂農民的生計問題，應當是經濟建設這個大問題的一部分。他不能單獨的解決，他只能與工業、礦業、運輸業、交通業、商業等問題一同解決」。
吳景超關於中國經濟建設的基本思路是：發展都市，尤其是興辦工業、發展交通、擴充金融機關，以都市來帶動農村的發展。他認為，都市工業的發展可以吸收農村剩餘勞動力，使鄉下爭食者略為減少從而提高生活水平；發展交通可以使都市和附庸之間的關係更為密切，使農產品得到善價；擴充金融機關一方面可以吸收內地的現金做生產事業，另一方面可以使高利貸者無所施其技。
在30年代有關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的論爭中，吳景超始終堅定地站在發展都市、發展工業一邊，對二三十年代「以農立國」論的各種論調都做了批判。《第四種國家的出路》一書所收的《都市教育與鄉村教育》和《我們沒有歧路》兩文里便有最集中的論述。30年代中期以前，吳景超在批判當時頗有聲勢的各種農村運動和「以農立國」論的各種論調中，確立了自己作為工業化、都市化的代表人物的地位。
30年代中期以後，論證工業化的必要性已經不是吳景超的論述重點，主要是由於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歷史發展已經證明了吳景超確實是站在時代前沿的弄潮兒。沒有工業化，一個國家是沒有前途的。工業化是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中國必須儘快實現工業化。吳景超此後要研究的是中國如何實現工業化，在工業化過程需要解決哪些具體問題。
在《第四種國家的出路》一書中，吳景超力倡工業化，提出「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村」，其主要目的在於通過這些努力提高人民生活程度。而此時他的思想轉變為節衣縮食，再過幾十年苦日子，盡一切努力把重工業、國防工業建立起來。因為沒有重工業就不可能有自己獨立的工業體系；沒有強大的國防工業，其他工業成就很容易被敵國摧毀。這是社會實踐中血的教訓所換來的認識。
這個認識雖然因特殊的戰爭環境而引發，但並不是時過境遷就失去意義。戰後中國仍然面臨如何建立自己獨立的工業體系、如何發展重工業為建立強大的國防工業創造條件的問題。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確立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方針，可以說是具有歷史的必然性。在探索中國工業化道路的問題上，吳景超始終密切聯繫實際，把他對現實社會需求的觀察作為學術研究的對象，並以研究的結果來參與歷史的進程。他不愧是一個與時俱進，始終站在時代潮頭的先進人物。
吳景超一生勤於筆耕，著述涉及面很寬，數量也很可觀。但影響最大的還是這本《第四種國家的出路》。這本書對於中國的經濟社會問題提出了一種總體上的分析框架。他以人口密度和職業分派為標準，將世界上的各個國家劃分為四種類型。中國屬於第四種類型，即人口密度頗高，但在農業中謀生的人百分數也比較高，「所以中國人的問題最為艱難，而中國人對於改良的工作，也應當特別努力」。中國人要提高生活程度就必須開發資源，實現工業化，公平分配，控制人口數量。「第四種國家」已經成為對時代課題做出有力回應的標誌性論斷，《第四種國家的出路》也因之成為代表20世紀30年代中國社會學水準的經典著作。
2008年12月，商務印書館曾出版過《第四種國家的出路——吳景超文集》一書。該書除收錄《第四種國家的出路》全書以外，還以「社會與制度評論補編」作為下篇，增收吳景超的15篇文章，試圖比較全面展現他的學術思想風貌。2010年商務印書館決定出版總結百年中國學術成就的「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仍將《第四種國家的出路》列入書目。這次我們對《第四種國家的出路》一書在2008年版的基礎上做了進一步的校訂，並補充了相關的論文5篇，小冊子1種。下篇選文突出論題的相關性和學術性，希望能夠深化讀者對吳景超學術思想的認識。
——以上內容摘自《第四種國家的出路》一書，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