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進入「下半場」，如何平衡政府與市場的天平？

經濟學理論都試圖在政府和市場之間尋求適度的平衡。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被世界公認為「中國奇蹟」，不僅以扎紮實實的實踐,探索政府在經濟發展中如何有所為,有所不為，而且從完全的計劃經濟體制，走到如今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如今，中國改革開放迎來「下半場」，將要面對怎樣難啃的「硬骨頭」？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中國還需要發揮怎樣的智慧？

4月11日下午，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舉行了一場以「政府與市場」為主題的重量級經濟對話，中國政府處理與市場關係時的表現如何？維持政府與市場平衡的突破口在哪兒？七位重磅嘉賓唇槍舌劍，妙語連珠，帶來了一場火花四濺的思想盛宴。

頂層設計：中國政府的干預作用過頭了嗎？

歐洲智囊團( Notre Europe)榮譽主席、世界貿易組織前總幹事拉米率先從歐洲的視角提出，市場是分配資源最好的方式，政府的干預也是必要的。在他看來，美國的經濟體系存在投機性追求利潤的現象，沒有考慮公共福祉。而中國的經濟體系是國有資本推動的，政府管理過多，這將會影響平等的競爭基礎。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Nicholas Lardy對此有著相似的看法，他認為在改革開放的「上半場」，中國市場替代了政府，私人領域成為經濟增長的驅動力，但近年來這種現象卻出現「倒退的趨勢」，而這正是因為政府干預過度，給了國有企業更多原本不應得到的資源，拖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後腿。

針對西方學者的這一觀點，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作了反駁，他認為，過去40年，中國在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上總體來講是比較好的，並以中國進入世貿組織（WTO）後汽車行業的崛起為例，強調了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係要與時俱進。「改革已進入深水區,沒有發達國家的樣板可以對標，必須要堅定方向,要有頂層設計。」 李稻葵說。

TCL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CEO李東生也作為民營企業家代表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處理市場和政府的關係，是與國家的經濟水平和制度相關的，目前政府的參與和干預符合中國發展階段的現狀。他指出，中國政府對經濟的發展有一個長遠的規劃，儘管規劃未必十全十美 ，但中國的經濟政策是延續的。相反，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政治制度決定了很多政策是難以延續的，「譬如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以後，幾乎把上一任政府經濟方面的決策都否定了」，李東生補充道。

原外經貿部副部長、入世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也指出了Nicholas Lardy的誤區，他認為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實際上在90年代後才有討論的意義。「中國改革開放的前20年是從無到有培養市場的過程，所有的改革措施都必須由政府起作用」，他強調正是因為政府解放了中國的生產力，才形成了如今中國的市場。

「新結構經濟學」：處理政府與市場關係的一劑良藥？

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前世行高級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表示，過往的經濟理論對政府和市場的認識上基本在兩極搖擺，因此非常需要理論創新。他根據發展中國家的經驗提出了「新結構經濟學」概念，為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提供了新的理論框架。

「在經濟發展和轉型過程當中，實際上市場是不變的，想建立有效的市場，需要政府積極有為來克服市場的問題」，按照經濟學的思想，林毅夫指出了「市場有效以政府有為為前提；政府有為以市場有效為依規」的準則，「如果政府不去做，就變成不作為了，如果政府的作為超過了市場的作用，就變成了亂作為」，他說道。

許多非洲國家根據「新結構經濟學」理論進行實踐，也發生了立竿見影的效果，衣索比亞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作為一個基礎環境比較差的貧窮內陸國家，2012年以前，從來沒有人認為衣索比亞會變成一個全世界製造業的加工出口基地，如今衣索比亞已經是非洲吸引外商投資最多的國家。而在歐洲，這一理論也同樣適用。「2015年，波蘭政府宣布要按照新結構經濟學的思想來制定國家的發展政策，在新政府的發展政策引導下，如今占歐盟人口十分之一的波蘭，創造了歐盟的70%的就業機會」，林毅夫說。他相信只要把政府和市場的關係處理好，任何國家都可以穩定和快速發展。

李稻葵則認為西方學者們應改變「凡是國有企業，必定不符合WTO原則」的普遍偏見，他肯定了國有企業改革勢在必行，同時也表示「國有企業只要改革的好，按照市場的方法一樣可以做的好。」

龍永圖對此進行了延伸闡述，他認為處理市場和政府的關係，實際上是處理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關係，政府制定規則，讓不同所有制的企業公平競爭。他還表示，改革進入深水區後，政府怎樣進一步規範市場，調動所有企業的積極性，使他們公平、合理和合法的競爭，才是處理政府和市場關係最核心的問題。

簡政放權：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指日可待？

「在座的所有人都說，政府應該創造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但是政府並沒有做到這一點。「Nicholas Lardy首先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從服務業准入門檻、私有產權保護和國企虧損三方面進行了闡述，認為中國政府在為不同類型所有制企業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方面還有待改善。

拉米認為中國政府通過國有資本來行使的管理權利太大，這種權利可能會擠壓民營經濟，影響創新，導致資源錯配，他提出「國家的管控要有度」。李稻葵認可也許會有拉米說的這種可能，但這並非最重要的問題，他認為目前最核心的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社會，社會與市場的關係，瓶頸是現有利益格局很難打破，呼籲給中國一點時間。

新加坡前副總理黃根成認為，政府和市場不應該是對立的。「政府的作用是要建立規則，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讓大家有平等的市場准入，而企業也要賺取利潤來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林毅夫也認為，一方面企業家精神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另一方面在逐步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也應把監管和環境治理做好。

李東生結合企業經歷，強調政府的主要作用是創造一個真正公平的環境，讓各種市場主體參與競爭。他表示，中國政府職能改變有著明顯的方向——簡政放權。他驚喜地發現，停止政府對企業經營投資決策的干預，已經從上到下推行起來了。

龍永圖對此觀點深表認同，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政府面臨的最大問題之一就是相互扯皮，責任重疊，「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本質上是政府治理的問題」。他認為一旦政府治理好了，市場會更健康，「因此要先把政府搞好，做到廉潔高效，職能清晰」，他總結道。

文 / 劉書田

編輯 / 楊丹

亞洲浪潮，博鰲視野

「立足亞洲，面向世界」 傳遞論壇最新動態，促進亞洲深度合作

全球重要對話的傳達者，亞洲共同發展的瞭望者。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