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晉授命 海內大同 著作陳壽 乃集三國史 撰為國志

有關三國史的撰述，《史通》外篇《古今正史》有簡要的概述：黃初、太和中，始命尚書衛覬、繆襲草創紀傳，累載不成。又命侍中韋誕、應璩、璩書監王沈、大將軍從事中郎阮籍、司徒右長史孫該、司隸校尉傅玄等，復共撰定。其後王沈獨就其業，勒成《魏書》四十四卷。其書多為時諱，殊非實錄。　　吳大帝之季年，始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其文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韋曜、周昭、薛瑩、梁廣、華覈，訪求往事，相與記述，並作之中，曜、瑩為首。當歸命侯時，昭、廣先亡，曜、瑩徙黜，史官久缺，書遂無聞。覈表請召曜、瑩，續成前史，其後，曜獨終其書，定為五十五卷。

至晉授命，海內大同，著作陳壽，乃集三國史，撰為國志，凡六十五篇……先是，魏時京兆魚豢，私撰《魏略》。　　由上可知，曹魏官撰史書為王沈主撰之《魏書》。孫吳官撰史書為韋昭主撰之《吳書》。《晉書》卷39《王沈傳》言王沈於魏正元年間（254年至259年）「與荀覬、阮籍共撰《魏書》，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那時，高貴鄉公曹髦因不能忍受當傀儡皇帝的恥辱，決定對司馬昭發動突然襲擊。當曹髦把這個計劃告訴給侍中王沈、散騎常侍王業後，沈、業二人立即馳馬向司馬昭告密。因此，王沈受到司馬氏重用，官運亨通，但為眾議所非，《魏書》也因袒護司馬氏，被譏為非實錄。　　《吳書》的主撰韋昭，孫晧時為侍中，領左國史。因孫晧暴虐，群臣多阿諛順旨，數言天降祥瑞，以博得孫皓歡心。晧以問昭，昭曰：「此人家筐篋中物耳」。晧又欲令昭為父和作紀，昭以和「不登帝位」，不予照辦。諸如此類的事，使晧銜恨在心。鳳凰二年（273年），晧竟殺昭。與昭共撰《吳書》的薛瑩、華覈皆正人君子，且有才學。故《吳書》尚為史家所許可

。《魏略》，系魏郎中魚豢私撰，《史通·古今正史》謂「魏時京兆魚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然據《三國志》卷4《三少帝紀》注引《魏略》記有嘉平六年（254年）九月司馬師廢齊王曹芳及郭太后議立高貴鄉公事甚詳，則知《魏略》記事非只止於明帝，而是止於三少帝時。近人張鵬一《魏略輯本》謂魚豢死於晉太康以後，則魚豢入晉後還活了十六年以上，可知魚豢不曾仕晉。看來，魚豢是忠於曹魏而恥為晉臣者，故《魏略》敘事頗注重品節作風。裴松之注《三國志》，引用之書，以《魏略》為最多，《魏略》雖早已亡佚，但從裴注中尚可窺知其梗概。從《魏略》的內容和文字看，還是相當好的。魚豢是關中人，所以對西北的風土人情多有敘述。例如《三國志》卷30《東夷傳》裴注引《魏略·西戎傳》不僅能補陳書之缺，而且史料價值極為珍貴，被史家譽為「殊方記載，最為翔實」。《魏略》很注意對三國時各階層人物的描寫，例如魚豢為董遇、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祥七人作《儒宗傳》，其序曰：

從初平之元（190年）至建安之末（220年），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綱紀既衰，儒道尤甚……至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詣太學。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粗疏，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無能習學……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嗟夫！學業沉隕，乃至於此，是以私心常區區貴乎數公者，各處荒亂之際，而能守志彌敦者也。　　由上可知，曹魏時，子弟入太學，多是為了避役，而在太學教授生徒的博士，也大都粗疏，學無根底。朝中公卿以下能執筆為文者也不到十人。無怪乎魚豢要嘆息學術的墜落了。魚豢在《儒宗·董遇傳》中介紹了董遇接受弟子的先決條件，即不論學習什麼書，都「必當先讀百遍」。他說：「讀書百遍而義自見」。魚豢在《儒宗傳》中，還揭露了地方舊姓豪族欺凌單家（非富強之家）的情景。如在《薛夏傳》說：

薛夏，字宣聲，天水人也。博學有才。天水舊有姜、閻、任、趙四姓，常推（可能為「雄」字之誤）於郡中，而夏為單家，不為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東詣京師。太祖宿聞其名，甚禮遇之。後四姓又使囚遙引夏，關移潁川，收捕系獄。時太祖已在冀州，聞夏為本郡所質，撫掌曰：「夏無罪也，漢陽兒輩直欲殺之耳！」乃告潁川，使理出之，召署軍謀掾。　　由上可知，天水郡四姓豪族平素稱霸郡中，單家薛夏獨不肯降事之，四姓豪族便千方百計地想對他下毒手，薛夏投奔曹操後，四姓仍企圖捕他論罪。地方豪族對名聞中原的學者，尚如此狠毒，一般單家百姓所受不法豪族的欺壓程度自然更不在話下了。

《魏略》中還有《清介》、《純固》、《勇俠》、《知足》、《遊說》、《佞幸》等傳。清代學者錢大昕謂《魏略》「諸傳標目，多與他史異」；高似孫稱《魏略》「特為有筆力」；「亦一時記載之雋也」。　　《隋書》卷33《經籍志二》：「《典略》（可能為「魏略」之誤）八十九卷，魏郎中魚豢撰」。《舊唐書》卷46《經籍志上》：「《魏略》三十八卷，魚豢撰；《典略》五十卷，魚豢撰」。《新唐書》卷58《藝文志二》：「魚豢《魏略》五十卷」。

由於以上三志記載各異，所以有的學者認為《典略》與《魏略》是一書，有的則認為是二書，不管怎樣，二書皆為魚豢所撰，而且皆為裴松之《三國志注》所引用，是沒有爭論的。由於本書引用《魏略》中的記載已不少，故在這裡不再多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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