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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古智庫國際形勢月報2018年3月

盤古智庫

國際形勢月報

2018年3月(總第12期,下)

「與台灣交往法案」在美生效成法

美日印澳准同盟合作無力遏制中國

半島局勢劇變考驗中美戰略抉擇

執筆人:安剛 盤古智庫高級研究員

「與台灣交往法案」在美生效成法

3月16日,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簽署國會兩院早先通過的「與台灣交往法案」(H.R.535),使之正式生效成法。

3月20日至22日,美國國務院東亞暨太平洋事務局副助卿黃之瀚訪台。3月22日至27日,美國商務部副助理部長史宜恩訪台。

「與台灣交往法案」先後於2018年1月9日、2月28日由國會眾議院和參議院審議通過,1月6日提交白宮,致力於「鼓勵美國與台灣所有層級的互訪,及其它相關之目標」。該法案重申了1979年制定並通過的《與台灣關係法》的各項目標,要求三方面的措施成為美國行政當局的政策:一是允許美國所有層級官員,包括內閣級官員訪台並會見台灣同級員官員;二是允許台高級別官員進入美國並予以適當禮遇,允其會見美國的對等官員;三是鼓勵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及台在美設立的其它機構開展活動,包括有美國國會議員和聯邦、州、地方政府各級官員及台灣任何高級別官員參加的活動。

中國政府立即向美方進一步提出嚴正交涉,中國外交部、國防部、國務院台辦發言人相繼發表談話表明堅決反對立場。

自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以來,中美關係中的台灣問題便顯示出麻煩不斷的跡象。特朗普在候任期公然接聽台灣蔡英文的所謂「祝賀電話」,還一度發推特質疑「為什麼非要受制於一個中國政策」。2017年1月蔡英文出訪中美洲過境休斯敦期間秘會特朗普團隊成員。

特朗普就職後,其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與中國大陸建立聯繫上,並在諸多議題上需要中國的配合和支持,中美關係中的涉台問題一度消停下來,特朗普本人和白宮也多次公開重申美國政府長期堅持的一中政策,但美台關係繼續暗流涌動,華盛頓的親台勢力與台灣島內的「台獨」勢力相互勾連,不斷挑動涉台議題,千方百計製造「兩個中國」和「一中一台」的既成事實。

2017年6月29日,美國國務院6月29日批准並通知國會計劃向台灣出售七種武器,總價值14.2億美元,這是特朗普政府首批對台軍售項目。12月12日,特朗普簽署含有「強化美台防務關係」附帶條款(第1259條)的「2018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NDAAFY2018),有關條款要求美國行政當局考慮邀請台灣參與「紅旗軍演」、「美國對台軍售正常化」及考慮重啟「美台海軍軍艦停靠」的可行性。

「與台灣交往法案」是美國國會眾參兩院一手炮製,按照立法程序,即使總統不簽署,該法案也將於送交白宮10天(不含周日)後自動生效。如總統否決該法案,國會眾參兩院仍可發起投票,以三分之二多數票強行通過成法。而該法案當初在國會兩院均為無異議通過。特朗普沒有靜候法案自動生效,更沒有否決該法案,而是選擇主動簽署,有著強烈的國內政治動機和對外戰略調整需要,共和黨內盤踞白宮國安會和行政部門關鍵崗位的親台、右翼人士則對有關決策起到推波助瀾作用。

首先,2018年是美國中期選舉年,特朗普的首要執政目標是盡量減少國會兩院改院結果對白宮今後施政的掣肘因素,盡量維持一個不完全對立的府院關係,為連選連任創造條件,因而根本不具備因涉外議題與國會激烈對抗的動機。

其次,隨著中國崛起態勢趨強,美國國內涉華強硬輿論不斷上升,幾乎形成對中國加大牽制與平衡力度的「共識」。特朗普政府努力迎合這種輿論,將中國定性為「戰略競爭對手」,包括台灣問題在內的具體領域政策也在發生相應調整。特朗普及其幕僚也意識到,對華關係高度複雜,美國需要「做活」涉台議題,增加圍繞貿易、朝核等問題的談判施壓籌碼。

第三,有鑒於近年來台海局勢的變化,特別是海峽兩岸軍力對比向大陸一邊徹底失衡,美國的對台政策在不得不重申「不支持『台獨』」(2017年6月6日美國國防部發布的《中國軍力報告》)的同時,也需要增加為台灣當局「站台」的政治和軍事姿態,提升美台實質關係便成為選項。

第四,特朗普政府加緊制定美國的「印太」戰略,這是一種旨在維持、強化美國在歐亞大陸東翼和南緣海上軍事優勢的「亞太再平衡」升級版性質的戰略調整,核心內容是搭建以防範、牽制中國為主要目標之一的美日印澳「准同盟」軍事架構,把台灣地區防務保持在相當水平上是其中不可明說的一環,有為事務層級人員加強往來開綠燈的實際需要。

「與台灣交往法案」的措詞相對模糊,並非嚴格意義上的法案用語,其核心條款「第3條」(Section3)以「國會看法和政策聲明」為題,並未對行政部門規定具體義務和執行條款,也沒有規定國會監督程序,因此更像是共同決議案而非行政當局必須立即、充分執行的法條,或者說用正式法律程序包裝的政策傾向陳述,行政當局在實際執行中擁有相當大的自由裁量空間,如何落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白宮和國務院根據實際情況做出的具體決定。

但不管怎樣,特朗普的做法宣示了美國政府調整一個中國政策的內心動向,嚴重違背了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的原則和美國行政當局據此作出的具有國際法效力的國際承諾,甚至突破和重構了1979年元旦經卡特總統簽署生效的《與台灣關係法》框定的美國對台政策邊界,把「與台灣交往法案」所鼓勵的內容單方面塞入美國的一中政策,嚴重損害了中美關係政治基礎。

「印太」戰略和美日印澳四邊安全合作無法遏制中國

自美國正式推出「印度洋-太平洋」戰略概念以來,美日印澳四國合作作為該戰略概念正在成型的核心架構逐漸走上前台,受到中國方面強烈關注。

無論是「印太」戰略概念還是四方安全對話機制,並非全然的新生事務,而是經過了十數年的醞釀演化,屬於印度洋、西太平洋兩大地緣政治版塊交匯,以及美日印澳四國基於共通價值理念、戰略安全觀念將彼此間已有的雙邊、三邊戰略對話管道、軍事同盟准同盟機制或安全夥伴合作平台相互拓展、串連、銜接的產物。

美國太平洋戰區司令部(USPACOM)作為美軍9大地域性聯合作戰司令部之一,其任務區就是橫跨印度洋、太平洋的,覆蓋超過50%的世界面積。

美日澳早在2006年3月就舉行了第一次外交部長級別的戰略對話,至今已舉行七屆。2017年8月7日三國第七次部長級戰略對話重申三方戰略夥伴對於確保基於法制基礎之上的自由、開放、和平、穩定和繁榮的亞太與印度洋及世界的重要意義。

美日印三方在2011年12月就已啟動司局長級對話,搞了四次之後,2015年9月在紐約升格為三邊外長級對話。2017年9月18日三國外長在紐約舉行第二次會晤,強調以「有活力的、遵循法制的」架構為基礎,建立「自由而開放」的「印太」地區,並且一致同意在「印太」地區加強經濟合作,特別是地區基礎設施聯通水平。

2015年起,美印「馬拉巴爾」聯合軍演納入日本參與。「馬拉巴爾-2017」海上聯合軍演歷時8天,三國共派出包括各自航母(日方為「出雲」號直升機航母)在內的17艘艦艇及數十架戰機參演,聲勢和規模均為歷年最大。

日印澳三方2015年6月8日在新德里舉行了首次三國副外長級磋商,迄已舉行四屆。2017年12月13日日印澳第四次三邊高官對話會就包括印太地區事務和三邊合作的所有問題交換了看法,討論了三方在「印太」地區的共同利益。

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最早由日本安倍晉三內閣於2007年在其第一次執政期內發起,旨在以建立「自由與繁榮之弧」為名打造明顯針對中國的價值觀同盟。2007年東盟地區論壇會議期間,美日印澳四國助理國務卿級別外交官舉行了「四方安全對話」。但在2008年召開了第二次會議後,因中國政府的堅決反對、澳大利亞政府的換屆和印度的不熱心而未再舉行。

2016年已第二次執政近四年的安倍晉三正式提出「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2017年10月美國國務卿蒂勒森在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發表其上任後首個對印度政策演講,其中提到「我們正在從美國、印度和日本之間重要的三邊關係中獲益。而當我們展望未來,依然有邀請其他人——包括澳大利亞——加入的空間,來建設我們共同的目標和倡議。」

2017年11月美國總統特朗普在亞洲之行中首次正式提出「開放和自由的印太」概念,美日印澳四國西太海上合作機制磋商啟動。同月,在菲律賓馬尼拉四國重啟「四方安全對話」(QUAD),就亞洲的基本規則秩序、航海與公海上空飛行的自由、尊重國際法、加強連通性、海上安全、朝鮮威脅及不擴散、恐怖主義等七個議題進行探討。

2017年12月18日美國特朗普政府公布其任內首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雖沒有直接稱美國的亞洲政策為「印太戰略」,但重申「印太」,表明有關地域聯動意識正式進入美國構建地區戰略的官方思維。

2018年1月18日,在印度新德里舉行的瑞辛納對話會上,美日印澳四國軍方代表聚首,除討論如何維護「印太」地區的海上秩序外,還大談中國崛起對「印太」地區的影響,不點名地指責中國「破壞『印太』地區的繁榮、開放和包容的潛力」,點名對「中國的軍事力量不斷擴張」表示憂慮,還暗指中國「一帶一路」背後潛藏軍事動機,強調四國必須合作創造環境迫使中國改變。

2018年1月19日特朗普政府發布其任內首份《美國國防戰略報告》,明確美軍將「通過強化前沿軍力部署和提升同盟合作等方式,維持在核心區域的軍力優勢」,強調「要更加重視利用盟友和夥伴國的力量」,以印太、歐洲、中東和西半球為重點,著力構建相互尊重、有機協作和責任分擔的區域盟友夥伴體系。

而美國、日本分別在雙邊渠道上與印度強化戰略安全對話與合作的趨勢自小布希時期就已開始,到安倍、特朗普、莫迪任內呈更加聚合之勢。

至此,美日印澳四國安全合作加速向構建橫跨印度洋與太平洋的「價值觀准同盟」方向演變,並且更加清晰地表明其在美國、日本、印度各自和共同的「印太」戰略中的核心架構地位。

美日以及美印、印日基於相同和各自戰略考量進行的雙邊互動,是「印太」戰略概念逐漸成型、美日印澳安全合作重啟的最主要驅動力量。印度近年對中國「西進」印度洋、削弱其在南亞地緣政治中的主導性的強烈戰略擔憂和競爭意識進一步強化了有關趨勢。

應對中國崛起,牽制、平衡中國影響力的快速增長,是美日提出「印太」戰略概念、美日印澳加強四邊安全合作的最基本考慮和共同戰略利益所在。

目前,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合作重點關注「印太」銜接部的海上安全局勢。在具體合作領域上,四國將繼續借打擊海盜、人道救援與維護航行自由為名,加強對馬六甲海峽等關鍵水道的控制,提升協同軍事行動能力,謀求在南海地區顯示存在。

另據路透社援引《澳大利亞金融評論》2月19日報道稱,一名美國資深官員透露,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印度四國正探討「一帶一路」替代方案,以對抗中國日益增長的地區影響力。新加坡《聯合早報》同日報道稱,澳外長畢曉普證實,美日印澳高官正探討制定一套聯合發展基礎設施的「大計劃」。

未來四邊「准同盟」是否進一步由虛入實,值得關注的風向標是:會否建立四邊的外交、國防部長2+2對話機制,充分協調彼此防務和對華政策;已有美印日參加的「馬拉巴爾」軍演會否吸納澳大利亞的參與,正式拓展為四方聯演。

對於美國亞太戰略的拓展調整和可能出現的「菱形圍堵」,中國要有足夠的戰略自信,可泰然處之,當然也需要避免被拖入以地緣政治競爭和海上軍備競賽為基本面的「新冷戰」的思維和行動陷阱。

首先,中國在亞洲乃至世界上的崛起大勢已成,需要良好的國內國際環境集中精力推進改革。

其次,中國致力於自身的和平發展,亞洲政策的核心是以建設「一帶一路」為主軸的經濟、民生合作,這種合作已經全面鋪展開來,勢不可擋,更是無可替代。

中國是亞洲幾乎所有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和投資合作夥伴,而本地區幾乎所有國家的首要需求仍是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一帶一路」為代表的亞洲互聯互通日益深得人心。中國周邊地區幾乎所有國家都不希望被人為製造和突出起來的安全議題分散了精力,不願在大國戰略競爭中選邊站隊,不會支持一場新的區域型冷戰。中國與周邊國家的合作趨勢不是哪個或哪幾個國家能夠遏制和離間得了的。

第三,本地區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普遍關注著中國按照符合自身特點的路徑成功發展的經驗,所謂以「價值」劃線結成合作陣營在本地區缺乏市場。

澳大利亞是目前美日「印太」戰略概念和四方合作的薄弱環節。由於澳大利亞位於亞洲和西方之間的獨特地緣和人文位置,其對中國市場的高度倚重和外交政策長期以來在「脫美入亞」、「倚美製亞」不同戰略傾向之間搖擺的特點,一直拒絕在美中之間公開選邊,也希望從美中合作中獲益。澳大利亞既可以是美國的盟友,也能做中國的夥伴,這一觀念雖然近年隨著美國對華政策的調整和亞太安全局勢的緊張化而有所削弱,但澳大利亞心中另一大遲疑卻同時在增長,那就是:從全球領導責任中不斷撤退、收縮的美國還可依靠嗎。

2018年2月下旬,澳大利亞總理特恩布爾訪美,儘管雙方在涉及戰略、軍事、安全、經貿的一系列領域達成共識,但澳方未能在勸說美國重返《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等方面取得實質成果,彼此關係仍存在分歧。

特恩布爾訪美前接受英國《衛報》採訪表示,威脅是能力和意圖的組合結果,我們並沒有看到來自中國的任何敵對意圖,不把中國說成威脅。特恩布爾還說,澳大利亞和美國不用「過時的冷戰視角」看待亞太地區,特朗普總統「懂得中國崛起的經濟意義和機遇」。

澳大利亞《悉尼先驅晨報》網站刊文指出,隨著中國的軍事崛起,美國在亞太的軍事存在只是個「空洞的姿態」,根本就不敢冒險在南海或者台灣等問題上與中國擦槍走火。

印度對中國的戰略疑慮目前處於較高時期,這主要是因為這個長期以「全球大國」「南亞主人」自居的國家一時對中國在南亞次大陸經濟影響力和印度洋軍事存在的擴大感到無法適應,陷入「拉美借日制華」和「東向行動」的思維難以自拔,目前的對華政策更多拘泥於問題導向。但是,在深重的對華競爭意識之下,莫迪政府對華政策也存在著尋求合作、避免對抗的一面,長期以來形成的中印合作共同托舉亞洲乃至發展中世界未來的思維也沒有在印度完全失去市場。中國能否消除印度的疑慮實際上並不完全取決於中國對印政策的取向及成效,而是「一帶一路」在南亞其他國家所取得的具體成果。

美日印拉攏越南加入「准同盟」框架的動向亦值得密切關注。近年美越防務合作逐漸突破禁區得到加強。2018年1月,美國防長馬蒂斯訪問越南。3月5日,美國海軍「卡爾·文森」號航母抵達越南中部港口峴港,有導彈驅逐艦隨行。這是1975年越戰結束後,時隔43年美國大型軍艦首次訪越,標誌著美越軍事安全合作進一步升級。

長遠看,亞太地區和平與發展的未來有賴於各方摒棄陳舊的冷戰零和思維,以命運共同體和共同安全理念取代相互制衡的戰略。從此意義上講,美日印澳四國研擬聯合發展基礎設施的「大計劃」,並不可能取代「一帶一路」的作用。如果中國能與四國加強戰略對話和政策溝通,說不定可以協調出一個群策群力各施所長推動亞洲發展共贏的局面。

半島局勢劇變考驗中美戰略抉擇

3月5日,韓國總統文在寅派出的特使團乘專機從朝鮮半島西部海域繞過軍事分界線直飛平壤,對朝鮮進行為期兩天的訪問。特使團由韓國國家情報院院長徐薰、國家安保室長鄭義溶等組成。當晚,特使團在朝鮮勞動黨總部與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進行了4個多小時的會面和餐敘。鄭義溶向金正恩轉交了文在寅的親筆信。金正恩在聽取韓方特使轉達的文在寅有關北南首腦會晤的意願後,與韓方交換意見並達成共識。雙方議題涉及半島無核化。

由此激發朝鮮半島局勢在3月內發生一系列劇變。一是朝韓商定4月27日在板門店韓方一側「和平之家」舉行史上第三次北南首腦會晤。二是特朗普在會晤文在寅特使團後決定接過金正恩遞來的「橄欖枝」,5月底在「第三地」舉行美朝首腦會晤,並且美朝韓三方首腦會晤隨後提上議程。三是金正恩3月25日至28日對中國進行非正式訪問,與習近平主席實現會晤。隨後俄羅斯方面宣布金正恩將於4月下旬對俄進行非正式訪問。

在與韓方的接觸和向美方傳遞的口信中,金正恩表示有誠意棄核,願與美方對話;美朝對話期間,朝鮮不會核試和進行導彈試驗;體制安全若獲保障,朝沒有理由擁核。韓國官員還透露,金正恩甚至就韓美4月重啟聯合軍演表示理解。

在與習近平的會晤中,金正恩表示:按照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總書記的遺訓,致力於實現半島無核化,是我們始終不變的立場。我們決心將北南關係轉變為和解合作的關係,舉行北南首腦會晤,願意同美方對話,舉行朝美首腦會晤。如果南朝鮮和美國以善意回應我們的努力,營造和平穩定的氛圍,為實現和平採取階段性、同步的措施,半島無核化問題是能夠得到解決的。在這一進程中,我們希望同中方加強戰略溝通,共同維護協商對話勢頭和半島和平穩定。

以上各方互動步調異常頻密,可以從四個方面解讀其動因。

第一,朝鮮的角度。進入2016年以來,朝鮮的核導計划進入「衝刺」階段,密集的試驗行為換來的是聯合國安理會連續四個制裁力度空前的涉朝決議,以及特朗普政府率盟友國家不斷收緊的單邊制裁和海上封鎖。雖然朝顯示了以不屈意志面對外部壓力的決心,同時在內部進行了多輪旨在鞏固中央控制力的新的人事清理與調整,但國際制裁的延後效應在2016年底後加速顯露,朝九成以上對外貿易被切斷,每年原油和成品油進口量上限分別被壓低到400萬桶和50萬桶,國內能源、醫藥及其它民生供應日益吃緊,大量出國務工人員遭遣返,外匯收入渠道瀕於枯竭。

重壓之下,以「大開大合」見長的朝政權一方面加緊宣布完成「國家核力量、火箭強國歷史大業」,一方面抓住韓國政府更迭和平昌冬奧會的契機,決定以南方為突破口擊破國際制裁,力求通過朝韓關係緩和分化美國領導的對朝圍堵網路,進而撬動美國與之直接對談,以已確立的核導能力為籌碼換取美國的外交承認、安全保障和經濟援助。

第二,韓國的角度。文在寅政府上台後,韓國政治發生向「金大中-盧武鉉」式「進步政策」的回擺,而文在寅在兩屆「恩師」指導下積澱起來的使命感和超越「金、盧時代」建設一個「新韓國」的責任心促使其在對朝關係調整和內部改革方面同時邁出大膽步伐,用很短時間向外界證明了其在不同場合公開表明的「我們自身有能力創造和平」並「建成南北和平共同體」的態度。

文在寅政府以超常手段接近朝方,甚至在一系列具體安排上未同美國進行充分溝通便連續出手,既是其血脈中強烈的民族獨立意識使然,更是為了牽制美國繞開韓國切身利益對朝不斷升級武力威嚇的趨勢。韓方很清楚,一旦美朝開戰,韓國將首當其衝,承擔最大安全風險,甚至首先淪為「炮灰」。

第三,美國的角度。特朗普政府執政後,摒棄奧巴馬時期的對朝「戰略忍耐」政策,改行「極限施壓」,把包括動武在內的所有選項都擺上檯面。美方雖不排除談的可能性,但主要精力放在了加大戰略部署、收緊對朝制裁方面,言語恫嚇更是恣意。這種既清晰又模糊的戰略確實起到了震懾效果,也讓國際社會越來越傾向於認為美國有打的可能,加劇了朝韓「動起來」的緊迫感。

就特朗普自身而言,其進入2018年的首要目標是在內外政策上取得短期可見的政績,以儘可能減少中期選舉結果對本屆白宮和共和黨不利的因素,並為兩年多以後謀求連任積累條件。所以,特朗普儘管對韓方大搞「越頂」和解外交憤怒有加,仍以高度靈活務實的態度接過文金二人聯手拋來的球,同時極力宣揚「制裁顯效」論調,把促成朝放低身段謀求會面之功攬在自己身上。

第四,國際社會的角度。隨著朝核局勢長期吃緊,國際社會處在不斷增高的地緣戰爭衝突爆發、全球戰略穩定失衡壓力及核導擴散、核污染和難民潮隱患之下,在反對朝擁核、維護國際核秩序嚴肅性方面展現出高度一致性,聯合國安理會2017年內的四個涉朝決議均為全票、快速通過,表明朝核問題的主體性質已由朝與美韓之間的矛盾正式擴大化為朝與國際社會的矛盾,這是朝鮮不能承受之重,促其認真思考外交轉彎。與此同時,中國與俄羅斯比肩而立,明確彼此共同利益,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懷,既表現出反對朝擁核、認真執行安理會涉朝決議的堅定性,又加強與韓溝通,建議、鼓勵、支持韓方推動美朝接觸。

總之,是平昌冬奧會、國際制裁顯效、韓國對北政策向陽光面回擺、各方領導人均高度務實等幾大因素相聚集,產生了難得的歷史轉折,這些條件缺一不可。同時也是歷史上極為罕見的,朝鮮半島核問題的調解、轉圜進程脫離了大國斡旋操控模式,走上「北南主導」路徑。而特朗普授意韓方推動美朝韓三邊首腦會晤,表明美國急欲搶抓半島變局主導權。

過去幾十年的歷史教訓告訴我們,朝鮮半島核問題每到歷史轉彎處,總是變數四伏。

歷史教訓之一,是每當朝核問題和半島局勢展現希望的曙光,便會有破壞性因素自暗處冒出,導致停滯甚至倒退發生。

歷史教訓之二,是缺乏現實合理的對談方案,也即始終解決不好「談什麼」和「怎麼談」的問題,要麼為復談設置高門檻,要麼在談的過程中缺乏解決問題的誠意,為了拖時間、緩制裁或求國內政治一時之效而談,最終還不如不談。歷史教訓之三,是即便美朝、朝韓談出具體成果,落實起來又是另一回事,因對共識落實不力而導致的局勢反覆具有更大殺傷力。

目前看,史上第三次朝韓首腦會晤、第一次朝美首腦會晤將會舉行,並且一定會談出「重大成果」,而金正恩已在此前分別取得中俄的單邊安全擔保和經濟支持。

然而連接會談意向的,並非朝韓美三方共同的和平意願和歷史責任,而是千差萬別、各取所需的利益考慮和比紙片還薄的互信基礎,是將綏靖出又一次可能引發更大危機的歷史輪迴,還是真正把半島之船駛向廣闊的和平之海,有必要謹慎觀察。

朝核問題並非半島一系列問題的全部,但無疑是關鍵內容。金正恩目前向美方許下的承諾,只是會談期間暫停核導試驗,其它諸如「有誠意棄核」「體制安全若獲保障沒理由擁核」等表態則是「空頭支票」,與美方為接談設下的最低門檻還有相當差距。就在3月8日特朗普接見韓國總統特使團並證實美朝首腦會「已在計劃中」次日,白宮補充稱「除非北朝鮮朝無核化方向採取實質和可信行動,特朗普不會和金正恩會面」。此後,美方反覆公開強調「我們的意志堅如磐石」,對朝制裁在達成協議之前不會放鬆。3月13日特朗普突然宣布解除一直以來支持美朝接觸的蒂勒森國務卿職務,轉由中情局局長蓬佩奧接任,也增加了局勢的弔詭一面。

同時,朝方有關表態也無法讓關切其核問題的國際社會確信,朝是要回到「棄核換安全」的原點—這種可能性似乎不存在,還是要再次虛幌一槍,為最終完成「核導合一」贏得時間和空間,甚或謀求更大戰略目標?儘管朝已幾次宣稱完成核導建設「歷史偉業」,但國際社會對其仍需通過若干次試驗取得「終極技術突破」心知肚明。只要朝完成「核導合一」並開始針對美國的部署,半島局勢的性質將發生根本性改變,真正的危機將會到來。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3月3日報道,美國中央情報局最新評估認為,朝持續改進的彈道導彈技術已提升至可引導導彈擊中特定目標的水平,但在等方面仍存在技術難關,相信朝正在改進其火箭發動機、移動發射架及核彈小型化生產技術,但不清楚朝鮮在大規模生產導彈零部件方面具備多大能力。

在直接相關方見證和監督的情況下,以朝美相互做出可靠安全承諾為前提,在實現半島停和機制轉換的過程中一攬子解決半島核、直接相關方關係正常化、次區域安全與發展等問題,是實現東北亞持久和平與繁榮的唯一可行路徑,哪一個環節都不能懸空、錯漏。

中國是當年朝鮮戰爭的直接參戰方和停戰協定的締約方,半島問題攸關中國重大戰略利益和現實安全利益,在沒有中國參與的情況下就包括核問題在內的半島未來做出安排是不可想像的。中國當然應當支持目前難得的和平機會,同時有權利也有必要在適當時候直接參与到朝韓美會談協商進程中去。

責任編輯:宋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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