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壽桐：魯迅對漢語新文學的多面體貢獻

最新 04-12

作者簡介

朱壽桐，1958年出生於江蘇鹽城大豐，1983年畢業於蘇州大學中文系，1986年畢業於南京大學中文系，1993年在南京大學獲得文學博士學位。1986年起在南京大學中文系任教，歷任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2004年，受聘為廣東省「珠江學者」特聘教授，任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現代文學研究中心主任。2007年受聘為澳門大學中文系教授，後任特聘教授、系主任。現為澳門大學南國人文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歷史文化中心副主任。兼任四川師範大學講座教授。曾任美國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訪問教授，日本九州大學言語文化部、韓國崇實大學中語中文學科客座教授，台灣佛光大學等海內外十多所大學的兼職教授。出版個人學術著作20部，發表學術論文300余篇。

魯迅對漢語新文學的多面體貢獻

作為中國現代歷史上最偉大的文學家，魯迅對於具有近百年發展歷程的漢語新文學作出了傑出貢獻。有關魯迅的貢獻，研究者已經從許多方面進行了長期的學術論證，成果顯著。但這些論證大多從文學創作方面入手，從思想革命的成果和影響入手，還是余留出許多足資思考的空間。魯迅的文學和文化貢獻可以從許多方面進行總結，而從漢語新文學的角度，則可以看到魯迅在如下方面的開拓和意義。首先是魯迅作為文學創作主體，直接為新文學的成果建設和文體設計、語言策略的設計作出了基礎性的、決定性的傑出貢獻，使得漢語新文學能夠從與傳統文學的斷裂中，以及與世界文學的相對關係中自立自強，獨樹一幟。其次，作為文學行為主體的魯迅，卓越地開闢了漢語文學家在文學創作以外的文學行為，包括以文學主體進行社會批判和文明批判的功業，為現代漢語世界準確地、全面地理解漢語文學寫作提供了範本。再次，魯迅還是中國現代文化和漢語新文學中非常獨特的文學存在主體，他所構成的文學信息場是中國數十年文明的重大文化現象，是新文化重要的精神資源，他的存在使得漢語新文學在漢語世界取得了舉足輕重的歷史和現實地位。

一、作為創作主體的魯迅

魯迅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傑出的作家，是中國現代文化領域首屈一指的文學創作主體。他不僅創作了其美學光輝歷久彌新的一系列文學作品，包括小說集《吶喊》、《彷徨》、《故事新編》，散文集《野草》、《朝花夕拾》等。魯迅這些作品的文學史評價和相應的研究自然是相當充分的，然而從世界文學框架中的漢語新文學建構的角度來看，仍然有許多亟待開墾的學術空間。

首先，魯迅十分自覺地將漢語新文學的建設置於世界文學協同發展的廣闊視野中進行，從而使得漢語新文學在初創時代就獲得了較高的藝術起點，以及與世界文學對話的資格。魯迅在新文學建設上重視走外國人的道路，全面改變了漢語文學在新時代發展和健全的路數，為此後無限發展的漢語新文學在構思、思維和表述方法上的基本模態確定了基礎和方向。這其中的意義可以與革命家確定「走俄國人的道路」具有同等的歷史價值。魯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中這樣反思《新青年》時代的漢語新文學建設成就：他自己的當時被認為「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頗激動了一部分青年讀者的心」；「然而這激動，卻是向來怠慢了紹介歐洲大陸文學的緣故。」這並非純然的自謙，他有資料說明，1834年俄國的果戈理「就已經寫了《狂人日記》」1883年尼采「也早借了蘇魯支（Zarathustra）的嘴，說過『你們已經走了從蟲豸到人的路，在你們裡面還有許多份是蟲豸。你們做過猴子，到了現在，人還尤其猴子，無論比那一個猴子』的」，這些都啟發了《狂人日記》的寫作；而「《葯》的收束，也分明的留著安特萊夫（L. Andreev）式的陰冷」。同時他也承認，「後起的《狂人日記》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卻比果戈理的憂憤深廣，也不如尼採的超人的渺茫。」[1]魯迅在總結新文學初創時期的經驗時，世界文學的眼光是如此地犀利而寬闊。他既將包括《狂人日記》在內的漢語新文學的最初收穫歸結為外國文學影響的結果，同時也突出地說明了漢語新文學的創作並不是外國文學的簡單模仿，而是體現了中國文化的厚重內涵，以及中國人閱讀心理的時代特徵，這也是漢語新文學對世界文學的一大貢獻。接著魯迅檢討自己的創作：「此後雖然脫離了外國作家的影響，技巧稍為圓熟，刻劃也稍加深切，如《肥皂》，《離婚》等，但一面也減少了熱情，不為讀者們所注意了。」既在技術層面肯定了後來的創作，也在思想層面注意到力度的削弱，「不為讀者們所注意」是一種謙辭，而時過境遷，作品思想的衝擊力不再那麼引人注目卻是實情。關鍵是，魯迅亟急地思考著漢語新文學如何走向世界以及如何適應時代的問題。他反思《彷徨》中的作品「不為讀者們所注意」，乃是在時代的適應性方面減少了衝擊效應，減少了被關注的熱忱，但他還是珍惜藝術上的成熟，因為這是使得漢語新文學走出自己的生路，在世界文學格局中爭得自己的獨立地位的必要條件。

雖然在五四新文學建設初期，幾乎所有的先驅者都十分關注西方文學和世界文學的影響，在創作和寫作新文學作品的同時，致力於翻譯和介紹外國文學作品與理論。但沒有人能夠像魯迅這樣，非常自覺地將自己的創作與整個民族語言文學的命運和前途聯繫在一起，將整個民族語言文學的命運和前途與整個世界文學的發展狀況和走向聯繫在一起。魯迅在進入新文學創作之前，熱衷於翻譯外國文學作品，撰寫《摩羅詩力說》等長篇論文介紹世界文學的發展歷史與趨勢，其實都是在為將後來的漢語新文學推進到世界文學的格局之中去做準備。魯迅提倡文字的拉丁化，支持世界語運動，同樣是在世界文學建設的宏闊視野上省思文學發展前途的結果。文字的拉丁化所導致的可能是漢字的湮沒，但漢語的表述可以留存下來，而且可以更加有利於漢語文學的普及和更廣泛範圍內的傳播。魯迅思考漢語拉丁化的問題時，儘管整個輿論環境是在強調大眾語，但他仍然從漢語的時代進步和漢語文學的世界性角度提出問題，認為引進拉丁化意在改良漢語的語法。魯迅指出：「講話倘要精密，中國原有的語法是不夠的，而中國的大眾語文，也決不會永久含胡下去。譬如罷，反對歐化者所說的歐化，就不是中國固有字，有些新字眼，新語法，是會有非用不可的時候的。」因此，左翼文學家都在強調大眾語，魯迅卻表示「仍要支持歐化文法，當作一種後備」。[2]這正是試圖在世界文學的格局中建構漢語新文學語言秩序的一種努力的體現。他一向支持世界語運動，目的恰恰不在於他在《新青年》時期曾提出過的「人類將來總當有一種共通的言語」[3]的建設，而在於使得自己的母語文學能夠得到一個可靠的途徑走向世界，而世界語的作用正在於此：「它可以互相紹介文學。」[4]

這便是魯迅給予漢語新文學提供的第二方面也是同樣是極為重要的貢獻：在語言表述的策略上確立了新文學發展的健康路數。魯迅的《狂人日記》一般認為是中國現代文學的第一篇白話小說。但也出現過一些異見，如有人將陳衡哲寫於美國的《一日》等以單純的時間順序研判為先驅之作。從白話小說的角度看，不但《狂人日記》不能稱為開篇之作，便是《一日》也不能算，因為，正如夏志清所說，「事實上，遠在胡適先生提倡白話文以前，中國已有不少流行小說是用白話文寫成的了。」[5]他指的是《老殘遊記》、《官場現形記》等清末譴責小說，殊不知以白話寫小說，推溯到唐宋傳奇甚至更遠也未為不可。問題是魯迅開創的白話寫作傳統即便是從語言意義上說能夠混同於傳統章回體白話小說么？顯然不能。傳統章回體白話小說的語言定位是「說話人」的語言系統，故事的組織，作品的結構，語言的造設，都聚焦於說話人的身份。說話人既不置身事件之內，又保持著無所不在的全知視角，有時甚至保持著價值判斷和道德判斷的代言人角色。而由《狂人日記》為始，現代小說的故事經常由一個置身於事件之中的敘述人進行敘事，進行他自己角度的基本判斷。於是，小說的語言再也不具備晚清及之前小說的「說話」氣息，而轉變成個人的抒寫，個人的獨白，個人的控訴以及個人的聲言。無論是《狂人日記》，還是《孔乙己》，這種敘事角度的變化，敘事方式的變更，完全划出了傳統白話小說與現代小說的敘事學鴻溝。即便是《葯》，雖然敘事人仍然沒有置身於事件之內，但他的語氣早已離開了「說話人」，而成了一個標準的敘述者。

魯迅《狂人日記》的標誌性價值顯然不在用白話寫小說，而是在於為現代漢語的文學表達探討了有效的路徑，為漢語新文學的表現尋找到了可靠的方法，這是即便對魯迅懷有某種偏見的學者也樂於承認的事實：魯迅「純熟地運用了西方小說的技巧，與中國傳統說故事的方法完全兩樣，因此可以稱為現代中國短篇小說的始祖。」[6]這番議論的意思是，如果沒有魯迅，白話小說依然會存在，但是漢語新小說就可能會是另外一副樣態。如何在漢語白話表述中融入西方小說的技巧，如何藉助西方文學的思路說出迥然不同於傳統敘事的故事，魯迅卓有成效的開闢使他成為當之無愧的漢語新文學「始祖」。

將魯迅的「始祖」地位只定位在中國現代短篇小說的開拓方面，仍含有貶抑之意。魯迅在現代文化的框架下，獨自闖出了漢語文學表現的思維路徑和語言路徑，闖出了漢語新文學與傳統漢語文學表述相切割語言策略，為使漢語新文學能夠躋身於世界文學的一個重要門類提供了豐實的基礎和卓越的前導。他之於漢語新文學的開創其「始祖」地位是全面的，並非僅僅限於短篇小說的體裁。在同輩文學家中，魯迅立足於漢語文學而著眼於世界文學建設的視野最為開闊，態度也最為堅定。他通過短篇小說的不同類型和不同敘事方式的設計，親自規劃和天才地實踐了漢語新文學的語言策略，包括現代漢語如何與傳統白話文的切割，都作了有效的嘗試。魯迅體的語言至今仍在一些重要文體中起著深深的影響。包括標誌著漢語新文學文體成熟的作品如巴金的長篇小說《激流》，曹禺的戲劇《雷雨》，其漢語新語體的基本策略都與魯迅篳路藍縷的開拓有著無可分割的聯繫。誠然，魯迅的漢語新語體的開拓並非一無依傍，西方文學的先導作用一直是魯迅樂於承認的事實。但問題就在這裡：西方文學的語言表達方式畢竟是通過外語承載且表現的，如何使得漢語的現代表述既吻合於現代人的表述習慣同時又與現代生活中的口語、方言保持某種距離，又如何使得漢語的現代表述既區別於傳統語言包括傳統白話同時又與之保持某種符合民族習慣的聯繫，這些問題在後來看來都似乎順理成章，迎刃而解，然而在新文學剛剛初創的時候，這需要勇氣，需要創意，需要承擔的精神和堅持的毅力，也需要藝術處理能力及相應的吸引力。魯迅在這些方面作為漢語新文學的開拓者擁有完全的資格和氣度。他帶著一定的「歷史遺形物」創造了現代書面漢語或者漢語新文學語言的基本範式，並且設計和顯示出這種語言飽滿的精神和魅力。沒有人能像魯迅這樣，在新文學語言立足未穩的時候就嘗試出《野草》中充滿刺激力、震撼力和感召力的現代漢語，萃現了現代漢語的華美、莊嚴、精蓄和張力：

江南的雪，可是滋潤美艷之至了；那是還在隱約著的青春的消息，是極壯健的處子的皮膚。雪野中有血紅的寶珠山茶，白中隱青的單瓣梅花，深黃的磬口的蠟梅花；雪下面還有冷綠的雜草。胡蝶確乎沒有；蜜蜂是否來采山茶花和梅花的蜜，我可記不真切了。

這是《野草》中《雪》的描寫，它不像《題辭》那麼激烈，也不如《墓碣文》那麼隱曲，可以說是魯迅散文詩中較為一般的文字。但這樣的文字中依然顯示著漢語新文學語言從傳統白話和現代口語中掙扎出來的強烈信息，體現著漢語新文學的先驅者建構漢語新文學語言規範的巨大努力。這樣的語言才是漢語新文學所獨立享有並獨自使用的專屬語言。它包含著外國語法的部分信息，但迥然不同於外國文學語言的文字承載和表述系統；它與傳統的文言和白話都拉開了相當的距離，在追求漢語的時代性活力和審美張力方面建立了特殊的功勛。這是魯迅所獨步的境界，也是魯迅留給後世用之不竭的隱形遺產。

二、作為文學行為主體的魯迅

魯迅給漢語新文學樹立的榜樣不僅在文學創作方面，更在於文學寫作以及以文學者的身份進行廣泛的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方面。文學家所從事的價值活動未必都是文學創作，其實，文學家的任何寫作行為，包括政治、社會、文化批評行為，可能與文學創作相距較遠，但都屬於文學家的價值行為，也就是說，都是文學行為。

在法國哲學家德里達那裡，文學家的職責首先從理論上得到了較大的擴充，他認為文學寫作的內涵應當包括文學家的社會文明批評等。[7]其實這對於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者來說不算是一個新的問題，因為他們面對魯迅，面對魯迅在80年前所做的闡述、努力和抗爭，應能理解文學家寫作的價值形態其實遠遠應該超越於文學創作。但德里達給出了一種理論明明，叫做文學行動。文學行動的翻譯如果做適當的調整和處理，在漢語的表述中似乎稱為「文學行為」更容易為人接受。

文學行為當然主要地包括創作行為，但還應理所當然地包括文學家的其他寫作行為，包括魯迅特別感興趣的文明批評和社會批評。除此之外，文學行為還應包括文學家的學術研究。魯迅對於中國小說似的研究，以及他對於版畫、漢畫像以及對《嵇康集》等各種古籍文獻的研究，都應該算作他文學行為的當然內容。

非文學家也同樣會有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有各種各樣的學術研究，但他們的上述行為不能被概括為文學行為。這其中關鍵的問題便是文學身份的獲得與確認的問題。所謂文學身份，「就是文學家的當然身份，不過為了免除過分職業化的考量，而選擇從社會功能結構的意義上界定為文學身份。」[8]包括文學家在內，誰都有資格也有責任對於社會現象和文明現象進行批評，但文學家的批評與政治觀察家、時事評論家、經濟評論家、社會學者和心理學家的批評顯然不會完全一樣。除了文章風格的可能區別而外，批評的立意和立場，批評的內容和性質，批評的責任定位和影響，文學家的身份會起決定性的作用。文學身份者批評的立意和立場須最大限度地體現社會的良心，體現時代的理性，體現歷史的趨向。文學身份意味著良心與理性。其他身份的批評者會自然而然地、不約而同地從各自的專業背景、利益背景出發，按照本專業、本行業甚至本功利集團的思維方法、理念原則對社會及文明現象作出批評，所有專業性的、行業性的和功利性的思維相對於社會良心與時代理性而言必然是片面的、局限的批評。而文學身份者必然以一個更加自由更加坦蕩更加沒有負擔的身份從事批評工作，這種身份的自由使得他們的批評領域可以更加廣闊，視野可以更加開闊，路數可以更加寬闊。

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的批評文字，從內容性質方面劃分，有工具理性式批評、價值理性式批評和意念理性式批評。工具理性式批評是在分析社會問題和文明問題的同時提出解決問題的思路與途徑，為社會文明建設做出具體的方法論的貢獻。這樣的批評當然須由有專業背景和行業經驗的身份者進行。價值理性式批評須針對社會文明問題提出原則性的價值導向意見，並對各種責任主體作具體的價值導引或原則規勸，至少作出旗幟鮮明的號召。這樣的批評一般由時事評論者或政治觀察家作出，有時還須由公務員身份者甚至政府發言人提出。相應地，文學身份者所從事的批評既不可能對具體的社會問題和文明現象作工具理性的設計與梳理，也不可能在價值理性意義上作出倡導與號召，它更多地停留在意念理性層面，對各種社會文明現象和問題作學術的、理性的甚至常識性的議論，在社會良知和大眾良心的比照中提出普適性的意念。這樣的意念甚至可能是次原則的、非邏輯的，也有可能是不成熟的或者未定型的，但它具有明顯的超功利性，富有非凡的思想啟發意義，在社會文明認知和批判方面具有超越於時代的價值。

以文學身份寫作非文學的作品，是魯迅文學行為的重大特徵，也是魯迅給予漢語新文學帶來的巨大貢獻。魯迅從來沒有放棄甚至從來沒有懷疑過自己的文學身份，但也從來沒有放棄甚至從來沒有懷疑作為文學身份者須負有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的責任，這就是他一直為雜文辯護，同時更熱衷於雜文寫作的奧秘。1930年代，針對當時風靡一時的各種「和雜文有切骨之仇」[9]似的攻擊雜文的言論，魯迅堅定地表示，寫雜文「在勞作者自己，卻也是一種『嚴肅的工作』，和人生有關，並且也不十分容易做。」[10]他認為從事雜文寫作的文學行為比其他文學行為更為重要，更為現實：「況且現在是多麼切迫的時候，作者的任務，是在對於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是感應的神經，是攻守的手足。潛心於他的鴻篇巨製，為未來的文化設想，固然是很好的，但為現在抗爭，卻也正是為現在和未來的戰鬥的作者，因為失掉了現在，也就沒有了未來。」[11]他坦率地承認雜文不同於「作品」，雜文的寫作不同於「創作」。魯迅後來總結自己的「創作」時，不無謙遜地稱自己「可以勉強稱為創作的」，只有《吶喊》、《彷徨》、《故事新編》、《野草》、《朝花夕拾》，「此後就一無所作，空空如也。」[12]他能夠從理論上清楚地區分出自己的雜文寫作與文藝性創作之間的分野：「有人勸我不要做這樣的短評。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並非不知道創作之可貴。」[13]但他沒有否認雜文隨筆也還是一種文學行為的寫作。這實際上就足以表明，魯迅既承認文學創作與文學行為的寫作之間的區別，同時也堅持認為即便是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的雜文、隨筆，也仍然屬於文學之一體，是文學身份者從事文學行為的應有之義。

以文學身份從事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這樣的批評本體寫作，以及這種更廣泛的文學行為，是魯迅開創的，之於漢語新文學極為重要的傳統。在漢語新文學世界，特別是在海外漢語寫作的特定情境中，寫作本來是相當自由的事業，原不必恪守於某種文學概論規定的那種拘謹的創作框架之中。海外寫作者和文學身份者必然處身於現實政治文化的邊緣地帶，同時又處身於漢語邊緣化的文化環境和社會環境之中，非常有必要運用漢語進行批評本體的寫作，以顯示漢語作為一種文化權力的地域和時代特性。

以文學身份進行批評本體寫作的文學行為，既是魯迅偉大文學功業的高度概括，也是魯迅開闢的漢語新文學優良傳統的品質體現。在漢語新文學建設史上，除了魯迅及圍繞著魯迅系統的徐懋庸、唐弢之外，尚有陳西瀅、梁實秋等主要以從事批評本體寫作顯示自己文學身份和文學行為的文學家，他們的寫作和文學行為都共同壯大了新文學的這一批評本體傳統。

有趣的是，處在這種傳統鏈接之上的人們未必意識到這一傳統的可貴，他們常常會出於疏離魯迅、批評魯迅的動機否定自己賴以安身立命的文學傳統。如陳西瀅讚譽魯迅的《吶喊》是新文學最初十年短篇小說的「代表作品」，但馬上就責難魯迅的雜文，說是「我不能因為我不尊敬魯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說他的小說好，我也不能因為佩服他的小說，就稱讚他其餘的文章。我覺得他的雜感，除了《熱風》中二三篇外，實在沒有一讀的價值。」[14]殊不知他用以批評魯迅雜文的文字同樣是雜文，梁實秋對魯迅雜文的冷嘲熱諷又何嘗不是用的雜文文體與雜文筆法。他們的偏見正好吻合了魯迅當年批判的現象：「輕蔑『雜文』的人，不但他所用的也是『雜文』，而他的『雜文』，比起他所輕蔑的別的『雜文』來，還拙劣到不能相提並論。」[15]

由於處在傳統的鏈接之上，批評本體在漢語新文學的當代寫作中就擁有了正統地位，於是，台灣李敖、柏楊等著名文學家的文學行為就有了文學歸宿。李敖以文風尖銳的散文、隨筆寫作著稱於漢語新文學世界，雖然他常常對魯迅加以非議，可論者每每將他的文風歸入魯迅風一類。另一位為李敖不屑於與之相提並論的是台灣文學家柏楊。同李敖一樣，柏楊以小說乃至舊體詩的成就取得了文學者的身份，然後全心投入社會批評、歷史批評和文明批評，最有代表性的社會文明批評文字《醜陋的中國人》深得魯迅精神，以犀利的文字和辛辣的筆法諷刺國民劣根性。在魯迅之後，李敖和柏楊的文字代表著漢語新文學界以文學身份進行批評本體寫作的最重要成就，他們是這一特殊的文學鏈接中的極其重要的環節。他們都通過小說創作不斷強化其文學者身份，在文學身份得到強化之後，並不以小說創作為業，而是操弄起自己的刀筆對政治、社會、歷史、文化、文學等廣泛的領域進行犀利的批評，所走的正是一種以文學身份進行批評本體寫作的道路。這同樣體現著繼承魯迅開創的文學行為傳統的標誌性成就。

在港澳和海外的漢語新文學界，這樣的文學行為可以被視為一種常態的文學寫作。文學家們多以文學身份進行批評本體寫作，以此參與到社會的批評乃至社會言論的發布之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文學體制的特殊性。港澳台和海外華人世界幾乎很少專業性的文學機構，如果不是商業性寫作，走專業作家的道路幾乎沒有可能。於是，港澳及海外的漢語作家經常超越寫作的專業性，可以同時兼作詩人、小說家、散文家，更可能是以文學身份兼行各種批評家之事務，其中既包括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也可能兼及政治評論、社會評論、經濟生活評論，文化評論等等。這對於他們仍然是文學寫作，是文學行為的展露。但他們以文學身份進行自由的、廣泛的批評本體寫作，體現著漢語新文學的一脈偉大傳統。它將通向文學外延的當代性擴展，將成為漢語新文學在更廣大的華人社區的一種生存和發展狀態。未來的漢語文學就是應該更加緊密地服務於華人的生存和發展，服務於華人心聲的表達和批評的闡揚，這樣的表達和闡揚可以通過典型的文學作品，也可以直接訴諸於非文學作品的批評。既然德里達認為「沒有任何文本實質上是屬於文學的」，所有這一切都獲得了文學行為的性質。

三、作為文學存在主體的魯迅

魯迅在現代中國乃至當代漢語文化世界的存在，是一個值得研究的現象。對於這現象的現實性，從未有人產生過懷疑，但對這種存在現象的意義、價值，文化學術歸屬等等，就存在著很多見仁見智的說法。在這中紛亂的學術判斷中，提出魯迅作為文學存在主體的命題，應該說非常必要，也非常有效。

所謂文學存在，是指這樣一種對象的歷史性和現實性的肯定：他屬於文學行為的獨特主體，經常同時也是文學創作的突出主體，不過這一文學主體的早已超越文學作品甚至文學寫作，他成為一種無法繞過的社會現象，也就是說，作為一個綜合性的社會存在，為文學內外的世界所關注，所討論，由此甚至延展為一種有價值的文化現象。

魯迅就是這樣的文學存在主體。他不僅是成果和影響同樣卓著的文學創作主體，不僅是在批評本體寫作以及其他文學行為方面卓有成效的開創者，他更是中國現代文化的一個精神資源式的人物，[16]無論是他的信仰者和追隨者，還是他的反對者和責疑者，都不得不圍繞著他這個巨大的存在而發言。他的影響深入到中國現當代社會的幾乎各個層面，各種話題，各色領域，然而人們在討論他，談論他，引用他，評價他的時候，首先將他定位為一個文學行為主體。因此，這個重要而巨大的存在是文學存在。

文學存在主體向其所在的世界展示著文學創作的核心內涵，文學行為的全部內容，還有就是輻射到文學以外的各方面影響的綜合效應。這些綜合效應也許與文學無關，而是滲入到了其他學術領域，如魯迅的文學存在，便在中國現代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文化學、歷史文獻學甚至醫學[17]等許多方面引起了並且還將繼續引起種種話題，這些話題既構成了當代學術文化的重要現象，也通向各自領域研究的進一步深入，通向魯迅研究的進一步拓展。

每一個文學家甚至每一種文學現象都是文學存在的主體，但是，並非所有重要文學家和文學現象所構成的文學存在都可能成為引人注目的文學存在現象或文學存在主體現象。魯迅之所以能夠在現當代中國甚至在整個漢語文化世界成為任何時候任何話題都令人矚目的文學存在主體，是因為他許多層面、許多方面、許多領域擁有了現代文化資源的意義。作為一個文學存在主體，有關他的一切都同時構成了與他所在的時代，與他所在的世界以及與他密切相關的未來割捨不斷的聯繫。魯迅的文學創作貢獻從來就不是能夠局限於文學領域進行封閉式領悟的對象，他對漢語新文學從思維方式、結構理念和語言策略上所做的設計與卓有成效的實踐，其影響所在從來就不局限於文學創作和文學研究。他更是一個重要的文學行為主體，他的文學寫作大多超越了文學創作閾限而進入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的批評本體，由此開闢了漢語新文學寫作的一個重要傳統，同時也將以文學身份從事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的批評本體寫作者帶進了文學行為領域。魯迅的批評本體寫作涉及到社會、政治、文化等各個領域，涉及到歷史、時代、現實與未來的各個向度，這是使他成為超越於文學影響的文學行為主體。尤為重要的是，魯迅直接參与了近現代最重要的歷史事件和社會革命，其中包括同盟會的活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運動，三一八慘案，五卅運動，九一八事變，以及抗日救亡運動，並且在這些重大的歷史事件和社會變革之中都發表了影響力巨大的言論，還經常直接充任重要的歷史角色，起到某種重要的歷史作用，這些因素都無一例外地為他的文學身份所統攝，所涵容，因而成為文學存在的主體內容。

作為歷史認知和學術研究的對象，魯迅這個文學存在主體向人們打開了如下層次的豐富而深刻的內涵。首先是魯迅的文學創作層次，包括他在這方面所有的收穫與所釋放的歷史影響和時代影響。這樣的研究組成了橫跨兩個世紀的魯迅研究的主線，是魯迅研究最重要、最有價值的收穫。同時，這一層面的研究也為漢語新文學的發展提供了卓越的精神營養和豐滿的理論依據。其次，是魯迅研究中相當重要但相對研究較為薄弱的層次，即魯迅從事批評本體寫作的文學行為層次。長期以來，研究者非常重視魯迅雜文，儘可能從各個文學和美學的角度論證魯迅雜文的價值，但這樣的研究總是在既定的文學理論和美學理論框架中尋求合理解釋，很難有重要突破。文學行為原理的引入，文學中批評本體寫作的概念的闡述，是打開魯迅雜文價值之謎的學術通道，需要更多的學術力量進行探索。再次，魯迅的許多行為和功業，許多建樹和影響，許多足跡與遺留，看上去與文學沒有直接聯繫，但因為魯迅作為文學者身份的關係，都統屬於這個特定主體文學存在的範疇，因此，有關魯迅的非文學的研究，都是文學存在主體意義上的學術挖掘。顯然，學術存在可以超出特定對象的文學行為範疇，但它又必然包含文學行為範疇的主體活動。

魯迅作為文學存在主體的外延意義，其實可以從《紅樓夢》這樣一個傳統例證中獲得有效的學術支撐。《紅樓夢》是中國文學史上和文化史上一個獨特的文學存在，這一文學存在當然包括《紅樓夢》的文學描寫、文學主題，人物與人物關係，故事與相關情節，結構與技巧，風格與語言等等創作層面的內涵，也包括其與特定時代的歷史關係，與作者家族興衰的歷史之間的關係等方面，還與後續的各種版本，各種續本，各種改編本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與各種作者傳言，有關這些作者的史料，家族世系等等都建立了一定的學術聯繫，這就是俗稱「紅外線」的研究內容。所有這些內容都為《紅樓夢》這個文學經典所統攝，所涵括，因而無論是關於歷史學、民俗學、官制學、目錄學、文獻學、校勘學的上述內容，都通向以《紅樓夢》為主體的文學存在，都是寬泛意義上的「紅學」內容。魯迅作為現代中國的巨大的文學存在，其學術構架和文化意義也正類似於此。

文學存在主體的最特別的意義，即在於他的影響乃以文學貢獻為核心呈立體發散的局面。這對於理解魯迅的文化意義具有一定的學術啟發性。長期以來，人們都意識到，將魯迅的意義局限在文學領域進行闡發和理解是不妥當的，於是人們從革命、政治、思想等各種並列的方面伸展開去，產生了「偉大的思想家、文學家、革命家」的經典概括，隨著人們對魯迅認識的加深，或者這樣的概括還會平行地增加。不應該高估這種頭銜不斷增加的學術趨勢，它其實令人聯想到一種非常笨拙的加法。文學存在主體的概念和理論有可能幫助人們走出這種簡單相加的誤區，而從一個提取公約數的別緻思路認知魯迅的文化意義和歷史價值。

在漢語新文學發展過程中，產生魯迅式的文學存在主體現象是十分重要的傳統構架。並非只有像魯迅這樣傑出而偉大的文學家才可以成為文學存在主體，一般而言，只有現當代文學家特定個體其影響力超越於自身的文學創作，甚至超越於自己的文學功業，在此基礎上其文學身份並沒有被掩蓋或削弱，他就可以作為文學存在主體進入人們的認知視野。在這一意義上可以研究到郭沫若，他的歷史研究、考古研究，他的舊體詩詞寫作，他的政治文化論文，他的人格學特徵與風格學特徵及其相互關係，都可以納入他作為文學存在主體的意義上進行考察、闡解。在這樣的意義上還可以追尋到周揚、何其芳、張愛玲、錢鍾書等，他們的文學功業既體現在文學創作和文學寫作行為上，也體現在外乎於文學的其他社會人生領域。當我們的學術研究鎖定這些對象的時候，一方面，圍繞著這些特定對象的核心部分是那樣地清晰，那便是文學寫作部分，可另一方面，他們投射在文化歷史錦屏之上的身影又絕對超出文學，所有與他們相關的社會歷史文化，作品與文獻，事實與傳說，身邊發生的事件及其後續影響等等，都構成了各自文學存在的精神與文化符碼。學術研究應該像解析魯迅，解析《紅樓夢》一樣面對這些特定的文學存在主體，這是漢語新文學的全方位收穫的呈現。

如果沒有魯迅這樣一個特定的文學存在主體，充滿詩意又充滿生趣地活躍在現代文學歷史和現代文化歷史之中，我們無法找到透視漢語新文學的這樣一種別開生面的視角：與文學創作主體考察相併列的文學行為主體和文學存在主體的考察。長期以來，魯迅研究在魯迅的文學創作主體考察方面積累了成功的經驗和豐碩的成果，然而在魯迅作為文學行為主體的批評本體寫作方面，研究還剛剛開始；至於從這樣的特殊對象中找尋文學存在主體的現象及意義，進而展開文學存在主體的理論與研究方法的探討，更是迫切需要面臨的學術任務。這樣的研究不僅對於魯迅學來說具有某種開拓意義，對於整個漢語新文學的學習框架建設，也提供了新的視野和新的視角，甚至對於文學一般理論的開掘，都具有相當的啟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