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觀大勢、謀大事的領導藝術
善於觀大勢、謀大事，把握工作主動權，是各級領導幹部應當著重練就的重要領導方法和工作本領。作為偉大的戰略家，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各個時期都顯示出其高瞻遠矚、提綱挈領地思考和解決問題的高超的領導藝術，為各級幹部如何觀大勢、謀大事作出了很好的榜樣。
毛澤東特別看重領導工作中的大局觀和預見性兩個方面。他曾說：「馬克思主義者看問題，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體。」這裡，毛澤東強調的是大局觀，即要注重事物的整體性，不能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他還說：「領導和預見有什麼關係？預見就是預先看到前途趨向。如果沒有預見，叫不叫領導？我說不叫領導。」「坐在指揮台上，如果什麼也看不見，就不能叫領導。坐在指揮台上，只看見地平線上已經出現的大量的普遍的東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領導。只有當著還沒有出現大量的明顯的東西的時候，當桅杆頂剛剛露出的時候，就能看出這是要發展成為大量的普遍的東西，並能掌握住它，這才叫領導。」
這裡，毛澤東則著重強調了預見性，即要對事物的發展變化預先有判斷。大局觀和預見性，即戰略思維能力的兩個重要環節，在毛澤東具體的革命和建設實踐中，體現得尤其突出。
以抗日戰爭時期為例，此時，國際、國內形勢變化劇烈，毛澤東往往能把握住國際和國內局勢的發展，併合理利用這種趨勢，將全民族抗戰一步步推向前進。
一、觀大勢：看清發展的主流方向
觀大勢，看清事物發展的主流方向，並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尤其是在戰爭年代，各種信息的獲得還不夠及時和完全，在各種狀況還不明朗的情況下，準確把握時局更是難上加難。
作為一個偉大的戰略家，毛澤東為我們作出了極好的榜樣，其中，他在盧溝橋事變後對時局的科學把握和準確判斷，是一個十分突出的例子。
1937 年7 月7 日夜，日軍在北平西南盧溝橋附近，向中國駐軍第二十九軍發動進攻，是為盧溝橋事變。80多年過去了，我們今天十分自然地認為：盧溝橋事變是全民族抗戰爆發的起點。然而，在當時情況下，對這一事件的認識遠不像今天這樣清晰而明確。
據當時一名普通學生回憶：「開始頭幾天，人們並不完全感到事態的嚴重性，院子中的鄰居們自然是議論紛紛，人們總愛往樂觀的方面想，有的幻想著這是局部問題，很快通過談判就能解決；有的則認為宋哲元二十九軍的大刀隊一定可以打勝仗。」
「市面上最初幾天，還比較正常，城門也未關，去天津、去保定、去張家口的火車還照常通行。正在暑假期間，大中小學都放假了，當時外地學生不少，大部分都已回鄉了。糧食、蔬菜、煤炭等物價，一時也未波動。」
回憶者雖不是征戰的將帥，也非指點時政的政要，但他所代表的正是經歷了戰爭的普通民眾，所以也更有普遍性和代表性。「不完全感到事態的嚴重性」，這倒也不能以我們的後見之明來苛求前人。
首先，在歷史的長河中，當事人身處巨變之中，觀察的視角無論從空間還是時間上都不如我們後人清楚，沒有全局的感性認識和前後歷史的比較，也就往往感覺不到這種從量變到質變的飛躍。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只有拉長歷史的鏡頭，在更長、更廣的歷史時空內對比前後的變化，才能對事物的重要性有更為全面的認識。
從當時的經驗看，在盧溝橋事變之前，自九一八事變始，已有淞滬抗戰、長城抗戰等抗擊日軍侵略的數次交戰。上述交戰後，國民黨政府也只是通過《淞滬停戰協定》《塘沽協定》等，被迫承認和接受了日本侵佔中國大片領土的事實。因此，當事者容易認為，這次事變也會像前幾次交戰一樣，只是局部的衝突，很快會被平息。
盧溝橋事變後一個月，8月 9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時局問題。會議的主持者也認為：全國抗戰已經起來，這樣說還早了點，應該說接近全國抗戰，把事變的曲折性包含在內是有好處的。
此時，形式上執掌全國政權的蔣介石是怎麼看的呢？盧溝橋事變次日，他在日記中記道：「倭寇在盧溝橋挑釁，彼將乘我準備未完之時，使我屈服乎。」「與宋哲元為難乎，使華北獨立化乎。」事變一周後，對於日本是否真的開戰，他仍不能確定。他認為，日本政府的強硬表示，「皆為內虛中干之表示也」，「最大限度為其佔領永定河以東地區，成立偽組織」。
對於是否應戰，蔣介石也是舉棋不定，自問道：「決心應戰，此其時乎。」並且相當堅定地認為：「此時倭無與我開戰之利。」儘管蔣介石在 13日終於決定擬對日宣言，但他也只是將宣言當成一種策略，並無真心開戰之意。
他自己坦言：「倭寇既備大戰，則其權在倭王，若我宣言能感動彼倭，或可轉危為安，是較之平時，權在下級與前哨者當易為力乎。其次蘆寨已經發動十日，而彼倭仍徘徊威脅，未敢正式開戰，是其無意激戰，志在不戰而屈之一點，此其外強中乾之暴露也。如果不能避免戰爭，則余之宣言發亦無害，故發表為有利也。」
因此，蔣介石的對策也是把事態控制在局部範圍內，防止事態擴大。他在盧溝橋事變次日電告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宛平城應固守勿退，並須全體動員，以備事態之擴大。 」同時，他又電告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徐永昌和參謀總長程潛：「應即準備向華北增援，以防事態之擴大。」由此看來，蔣介石仍然未下定決心實施抗戰。
毛澤東沒有這麼模稜兩可的觀點，早在 7月 13日，他就明確提出：「同日本帝國主義堅決打到底，這是今日作戰的總方針。」
在 8月 9日的政治局會議上，他在深刻分析時局和形勢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個明確的論斷：「應估計大戰已經到來，新的階段在七月七日晚上即已開始。抗戰已經開始，準備抗戰的階段已經結束。」
這個判斷清晰而明確，既沒有拖泥帶水，也沒有含糊其辭。之所以作出這個判斷，毛澤東陳述了三個方面的根據：
第一，日本要大戰，「少壯派主張現在要打，以後不好打」。第二，「已經取得平津之後一般說是不能讓他（指日本——引者注）停止，因為取得平津不能取得妥協」，「如不繼續則不能鞏固平津，即中國願意妥協也不能像以前」。第三，在國際上，「因為蘇聯的強，以日本、滿洲原有陣地無法對付蘇聯」。「英國保守，無法實際干涉遠東問題，遲則有變化。」
毛澤東考慮到了盧溝橋事變直接涉及的兩方——中國和日本的情況，分析了日本繼續擴大侵略的必然性。不僅如此，他還將盧溝橋事變間接涉及到的蘇聯和英國的因素考慮了進來，指出以強大的蘇聯為假想敵的日本，勢必繼續千方百計增強自身力量以圖與蘇聯抗衡，而保守的英國因力有不逮很可能採取綏靖政策。
在上述諸多因素合力影響下，盧溝橋事變絕不會是局部衝突，它必將發展為全面戰爭，中華民族的全民族抗戰，也將從此而始。
毛澤東作出的這個判斷十分重要！正是因為有這樣一個基本的判斷，8月下旬召開的洛川會議才作出如下決定：「中國的政治形勢從此開始了一個新階段，這就是實行抗戰的階段。抗戰的準備階段已經過去了。這一階段的最中心的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的勝利。」「在這一階段內，我們同國民黨及其他抗日派別的區別和爭論，已經不是應否抗戰的問題，而是如何爭取抗戰勝利的問題。」
這個判斷是符合當時的客觀實際的。盧溝橋事變後，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發生了變化，「一個民族敵人深入國土這一事實，起著決定一切的作用」。為著打敗共同的民族敵人，中國的各黨各派各界空前團結了起來。「從那時起，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全體中華兒女冒著敵人的炮火共赴國難。」中國社會的經濟生產、國民教育、社會輿論都隨之發生了巨大變化。
因為有了毛澤東對時局作出「抗戰已經開始，準備抗戰的階段已經結束」這個準確的判斷，才能根據形勢的需要確定黨的中心任務。
以後形勢的發展呈現出積極的態勢：8月 25日，毛澤東和朱德、周恩來發出關於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命令。接著，南方八省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
9月 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23日，蔣介石發表談話：「吾人唯望其（指中國共產黨——引者注）真誠一致，實踐其宣言所舉之諸點，更望其在禦侮救亡統一指揮之下，人人貢獻能力於國家，與全國同胞一致奮鬥，以完成國民革命之使命。」
蔣介石談話的發表實際上承認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國共兩黨時隔十年後再度合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曾經擔任毛澤東秘書的林克，根據自己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直接感受講道：「作為一個政治家，毛澤東善於在國際國內風雲變幻中，敏銳地洞察形勢，在錯綜複雜的現象中抓住事物的本質。他善於從事物發展的歷史和現狀中，透視未來，把握事物發展的方向。」這句話用來評價毛澤東對局勢的把握，可謂允執其中。
二、謀大事：在大局下思考和行動
謀大事，要求領導者自覺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動。這需要胸中時時有大局，在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務沒有發生根本改變的情況下，不管外部條件怎樣變化，都要緊緊抓住中心，顧全大局。
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面臨著紛繁複雜的局面。全民族抗戰爆發後，中國共產黨既要抵抗日本侵略者的進攻，同時又要制止國民黨頑固勢力的磨擦，在這個過程中，如何有理、有利、有節地與國民黨頑固勢力進行聯合與鬥爭，考驗著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智慧。
這種考驗在磨擦處於低潮時還不那麼突出和嚴峻，但當頑固勢力掀起一次又一次反共高潮時，如何防止各種「左」或右的傾向，在保持共產黨獨立自主地位的同時維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致破裂，則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統籌全盤的大局觀。
毛澤東在領導中國共產黨處理這些棘手問題時，表現出了一個卓越政治家的風範。
抗日戰爭期間的反共高潮以皖南事變為最高峰。1941年 1月，國民黨頑固勢力在安徽涇縣茂林地區突然襲擊奉命北移的新四軍軍部及其所屬部隊 9000餘人。新四軍部隊奮戰七晝夜，除 2000多人突圍到皖北、蘇北外，大部分犧牲或被俘。軍長葉挺在同國民黨軍談判時被扣，副軍長項英在突圍時被叛徒殺害。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能做到「他磨擦來，一定要磨擦去」，等待共產黨的只有慢慢被消滅。因為「你如果不磨去，他會愈磨愈凶起來。你磨下去，好比在他頭上打了一下，使他的頭不敢再鑽過來。他就想一想，還是不磨吧，講親愛」。
皖南事變後，中共中央經過認真分析，確定了政治上取攻勢、軍事上取守勢的方針。在此方針指導下，中共一方面在軍事上進行必要部署，另一方面採取了一系列政治上強有力的反擊。
1月 20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軍委發言人的身份對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我們的讓步是有限度的，我們讓步的階段已經完結了。他們已經殺了第一刀，這個傷痕是很深重的。他們如果還為前途著想，他們就應該自己出來醫治這個傷痕。『亡羊補牢，猶未為晚。 』這是他們自己性命交關的大問題，我們不得不盡最後的忠告。如若他們怙惡不悛，繼續胡鬧，那時，全國人民忍無可忍，把他們拋到茅廁里去，那就悔之無及了。」
同日，針對國民黨 1月17日發布的「著將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番號即予撤銷」，「葉挺著即革職」，「項英著即通令各軍嚴緝歸案訊辦」等所謂命令，中共中央軍委針鋒相對地公告道：「茲特任命陳毅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代理軍長，張雲逸為副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賴傳珠為參謀長，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著陳代軍長等悉心整飭該軍，團結內部，協和軍民，實行三民主義，遵循《總理遺囑》，鞏固並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保衛民族國家、堅持抗戰到底、防止親日派襲擊而奮鬥。」
毛澤東談話的發表和中共中央軍委命令的發布表明了共產黨的態度。
一方面，堅決進行鬥爭，新四軍番號決不撤銷，重建軍部，繼續帶領新四軍抗戰；其他方面也決不再行退讓，向國民黨頑固勢力划了一道不可逾越的清晰紅線。
另一方面，在其中也隱含著對頑固勢力的批判，命令中提到的「實行三民主義，遵循《總理遺囑》」，「堅持抗戰到底」，明顯是頑固派標榜卻未做到，而新四軍始終堅持的。
再一方面，談話和命令也為將來留下了一定的餘地，提出「亡羊補牢，猶未為晚」。也就是說，只要國民黨頑固勢力放棄反共的主張，回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來，中國共產黨仍會以民族大義為重，捐棄前嫌，與國民黨共同抗擊侵略者。
以上主要是鬥爭的方面，而更難的，是在鬥爭中做到有節。如此明目張胆的屠殺，很容易讓人想起馬日事變、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等慘痛歷史，使人不得不考慮國共關係走向根本破裂的可能，從而在共產黨內部產生一種同仇敵愾的氛圍。
在這種情況下，對頑固勢力進行反擊容易得到大家的一致認可和擁護，難的是如何既給頑固勢力以沉重的打擊，使其放棄磨擦，同時又不影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大局。而事實上，皖南事變剛發生的時候，在共產黨內部確也有過一些過激的反映。
比如，有的領導人就曾致電中央軍委，提出在蘇北包圍國民黨軍韓德勤部，在山東包圍沈鴻烈部，以與國民黨交換。八路軍前總在 2月 9日則發布了提倡土地革命、強調階級鬥爭的訓令。這顯然與此時的大局不相適應。
此時的大局是怎樣的呢？ 1941年抗戰已經進入了第 5個年頭，毛澤東後來曾說：「1941年和 1942年是抗日戰爭期間根據地最困難的時期。」此時，抗戰已處於戰略相持階段，日軍的戰略發生改變，不再實行速戰速決式的長驅直入，而把重點放在對佔領區的鞏固上。在日軍佔領區實施敵後抗戰的，主要就是共產黨軍隊。在這樣的背景下，根據地自然壓力倍增、困難極大，這種困難既來自軍事方面，又來自經濟方面。
其次，共產黨不僅要打退日本侵略者，更要在抗戰勝利後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國家，「這種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形式，就是抗日統一戰線的形式。它是抗日的，反對帝國主義的；又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的，統一戰線的」。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如果採取過激或「左」的政策，將使共產黨失去中間勢力的同情和支持，陷入孤立，使本來就困難的情況雪上加霜。不僅如此，這樣的政策也不符合中共關於建立新民主主義國家的設想，不具備向未來延伸的能力，與中共此時的主張相背離。
毛澤東及時發現了一些苗頭，在對前總 2月 9日訓令的批示中，他批評了前總的政策：「混淆大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區別，從理論上動搖了三三制，使全軍得到這樣一個印象，即整個資產階級已經或快要叛變了，工農、小資產階級的蘇維埃時期又要到來了，這樣就將中央及全黨一年以來糾正左傾錯誤的努力都有可能從理論上給以推翻。」「在現時提倡土地革命是非常錯誤的，這樣將使我們黨孤立起來，中央曾經並正在努力向黨內外說明黨的政策不是土地革命政策，而是統一戰線政策，你們的訓令中卻是提倡土地革命。」
毛澤東又著重指出：「在反共高潮時期，主要的應該防止的是左傾危險，而不是右傾危險」，「消除大資與民資區別，提倡土地革命，強調階級鬥爭，這樣勢必助長左傾危險的發展。」
這時的批評與提醒十分必要和及時，也充分體現了毛澤東的大局觀，他既沒有因聯合抗戰而忽略鬥爭，又能將鬥爭始終放在全民族抗戰的大局下考慮，使其有理、有利、有節，最大限度地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
2月 14日，毛澤東在復周恩來的電報中，提到向參政會提交解決皖南事變的十二條辦法時，仍強調，其目的在「以期恢復國共團結、重整抗日陣容、堅持對敵抗戰」。
在隨後給軍隊各級將領的電報中，毛澤東再次強調：「我黨領導的一切武裝部隊，包括新四軍在內，目前對反共軍基本上只應該打防禦戰，不應該打進攻戰，不應該企圖在大後方發動反蔣的游擊戰爭，這些辦法目前都是有害的。」
這些都表明，毛澤東在堅決鬥爭的同時，仍不忘當時鬥爭的目的在於團結。這也是毛澤東「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辯證思想的充分體現。
面對國民黨頑固勢力的反共高潮，毛澤東在堅決鬥爭的同時，從抗日戰爭的大局出發，從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前途出發，向黨內明確了一系列重要的原則。
毛澤東的這一系列論述和應對舉措，及時糾正了黨內思想的偏向，讓一切工作都圍繞著中心任務，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皖南事變得以解決，共產黨在全國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蔣介石的反共高潮被打壓了下去，以至於蔣介石在國民參政會二屆一次會議上不得不表示：「以後亦決無『剿共』之軍事，這是本人可負責聲明而向貴會保證的。」
三、餘論
在「觀大勢、謀大事」的基礎上，毛澤東沒有放鬆對其他工作的關注，這是對「觀大勢、謀大事」的有效補充。
在抗日戰爭時期，他很好地統籌協調了各方面工作，既沒有因為工作繁雜影響到觀大勢、謀大事，也沒有因聚焦中心工作而忽視其他方面。
比如，1942年這一年中，在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有力抗擊日本侵略的同時，毛澤東還抓了黨內整風、土地改革、政權建設、改進宣傳工作、召開文藝座談會等工作。
這些工作儘管緩急不同、輕重有別，但在有志於建立一個新中國的共產黨人眼裡，件件都關係長遠、意義重大。面對這種情況，如果不能做到統籌協調，勢必試圖平均用力、齊頭並進，最後很容易導致顧此失彼。
毛澤東在強調各項工作的重要意義時，往往將其與中心工作聯繫起來，將各項工作擺在適當的位置，既講清楚重要性，又不因關注此一問題而過分拔高以致影響到觀大勢、謀大事。
如講到整風時，毛澤東首先說：「我們要完成打倒敵人的任務，必須完成這個整頓黨內作風的任務。」在毛澤東看來，整風工作自然十分必要。因為黨的作風關係黨的戰鬥力。黨的作風好了，一切工作就更容易開展。但在此時，整風的出發點是為了打倒敵人，打倒敵人是抗日戰爭時期最中心的任務，是此時的大事。
其次，他對列上日程的每一項工作都能抓出效果。他曾頗有感觸地說過：「黨委對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緊』。什麼東西只有抓得很緊，毫不放鬆，才能抓住。抓而不緊，等於不抓。」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整風工作卓有成效地得以完成，並為抗戰的勝利和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壯大打下了堅實基礎。
毛澤東就是這樣，一方面，他敏銳地洞察形勢，在錯綜複雜的現象中抓住事物的本質，從事物發展的歷史和現狀中，透視未來，把握事物發展的方向；另一方面，他胸中始終有大局，始終在大局下思考和行動，把主要精力放在抓戰略問題、關鍵環節上。
不僅如此，他還在「觀大勢、謀大事」的前提下，兼顧其他，統籌協調推進各項工作。這是毛澤東作為偉大戰略家的一大特點。毛澤東「觀大勢、謀大事」的領導藝術和工作方法，值得我們認真學習、研究和總結。
作者：邵建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助理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生
文章原題為《毛澤東觀大勢、謀大事的領導藝術——以抗日戰爭為例》，《黨的文獻》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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